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弹指挥间，年已八十。
人生往事，历历在目，今日有闲，汇聚成书。
我生于1942年农历十月十三日丑时，这是小时候母亲告诉我的。阳历是几月几日却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农村里只讲农历，不讲阳历，同时，也没有这方面的历书。大约是1983年前后，有一次我在桂林陆军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资料组的书库里偶尔看到一本历书，查到1942年农历十月十三日的那一天是阳历的十一月二十日。从这时起，我填写自己简历时，就写自己出生于十一月二十日。
大约是1948年秋或冬，我开始上学，那时我只有六岁。有一次，天下雨，路上有水，我没有水鞋，不便去学校，母亲便背着我去学校。当时她怀孕，挺着大肚子。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农历二月生下我二妹仁华。由此推算，我是一九四八年的秋或冬，开始上学的。学校离我家不远，大约300米，是凌姓的公屋。只有一个老师，姓罗，个子不高，他家是烟竹坪附近的。学生家长凑稻谷给他，算是给老师的报酬。当时，学校老师的配备、教室的环境、课程的设置、年级班次的区分等等都不是很正规，随意性很大。课间休息时，高年级的学生就玩跳绳、跳房子、玩“尖射子”;还有三个人合作用手抬一个人作骑马状与另外四个人互相争斗，像古时候的将领骑着战马互相拼杀。有时学生间打架，老师就用一根一尺多长的竹片打几下学生手掌，以示警告和批评教育。当时是用毛笔填“红模子”，学写字。在我记忆中，父亲买了两个谷箩，要我在谷箩上写上他的姓名和时间，我就用毛笔在谷箩上写好，时间写的是一九四八年。第二年，他又买了两个小谷箩，时间写的是一九四九年。这两个时间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老师给我们上国文第一课，他要我们看着课文，然后用家乡的土话读：“来、来、来，来上学！”我们学生就跟着他用家乡的土话读：“来、来、来，来上学！”三四天后，又上第二课，他又用家乡的土话读：“去、去、去，去游戏！”我们学生也学着他摇头晃脑，也用土话跟着读“去、去、去，去游戏！”大约十来天，我就认得了“来上学”、“去游戏”六个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们县解放了，第二年，学校就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即土地改革时没收的地主家的房子，叫泉水塘，同原址比较条件好多了。不久，里马冲小学也搬过来，两校合并成一个学校。当时的老师有好几个，给我们讲课的是李岩老师和胡铁荪老师。李岩老师有鼻炎、经常看到他鼻痒、鼻塞。胡铁荪老师的两个儿子也在学校读书。大约1955年学校组建少年先锋队，我入了队，戴上了红领巾。记得那天组建时，老师告诉我，要我担任执旗手。开会时，老师将少先队的队旗授予我。以后，少先队有集会和外出活动时，都由我执着队旗。
1950年土地改革时，我家分了四坵稻田。全家五口人，每人分三担谷的面积。有了稻田，就得自己耕种。当我读完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就不要我读书了，要我帮他干农活、放牛。多年后，我写了几句话:
“六岁小男孩，吵闹让人烦。
父母管不住，奶奶没办法。
送到学校去，教室把门关。
认真学写字，违规就惩罚。
读完四年书，家事缺人干。
父亲一句话，成了放牛娃。”
停学了三、四年。停学期间，我伯父借了别人的几本书要我自学。其中一本书是《增广贤文》，尽管书中很多内容我看不懂，但书中“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名句还是记住了。同时，他还为我准备了毛笔和写字本，要我练习写毛笔字。1954年，国家开展扫盲运动，我又和比我年级稍大的人一起上夜校，学习汉语拼音字母，学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国家的方针政策。1955年，母亲和父亲商量，还是要我上学读书，于是又去读了一次第八册，去考高小，报名费是五分钱。考试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明天要早一点起床，把牛赶到山上，让牛自己吃草，还要我割一筐草。第二天清早，我放了牛，割了草，回家吃了早饭，就和同村一个同学一起去参加考试。考试地点是水口的王氏宗祠，离家约三里路。（这个同学叫凌长清，比我大一岁，又叫清五伢子。他父亲是木匠。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给我做了一杆木头枪，几年后，他可能是股骨头坏死，病故了。）当我们两人走到祠堂外门口时，碰到同村的一个中学生，他叫凌达轩，年龄比我大几岁，是这次考试的监考人之一。他对我们说：怎么这么晚才来？整个考试时间快结束了，很多考生已交卷回家了。他还说可以去找领导说说，让我们进考场参加考试。我们俩感到很为难，迟到太久了，担心领导不同意。犹豫很久，我们说，不考试了，就回家了。到家后，把情况告诉父母，父亲还批评我，说：为什么不早点去，还浪费了五分钱的报名费。当时的五分钱可以买半斤多咸盐（当时一斤咸盐是9分钱）。
1956年，我第二次去参加考试，考试情景记不清了。地点还是水口的王家祠堂。几天后，发榜了，也就是公布录取名单。录取名单是用毛笔写在红纸上，贴在进祠堂的内大门右侧墙上，按考试所得分数高低从右至左竖排排列，我排第二十三名。那一年共编三个班，即20班、21班、22班。一年后，又从另外的学校合并过来一个班，编为23班。我分在22班。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叫王月英，她对我很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她和她的母亲、近两岁的女儿就住在进祠堂的内大门左侧的一间房子里，我和同学们多次到她房间玩，她总是鼓励我们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争取优异成绩。王老师也戴红领巾，是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记得1957年反右派时，给我们上课的一个男老师，可能是暑假期间批右时他被批判了，新学期上课开始，在讲台上当着我们的面做检讨，还流泪哭了。我们学生年龄都较小，似懂非懂，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影：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学校要放电影，5分钱一张票。我没钱、没票。不能进去看，放映时，我双手趴在屋檐上，从小小的逢里断断续续看到几个镜头，片名是“三个顽皮的孩子”。我感觉太累了，就下来不看了。我人生中正式看电影是1958年读初中时，在我们县的电影院，坐在前三排的椅子上，片名是“黑山阻击战”。）
1958年的五、六月份，班主任王老师带我们去县城永丰照相馆照高小毕业证照。这张照片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照相，第一张相片，很有历史纪念意义。第一次照相大约是1949年解放前夕,泉水塘凌姓地主家给小孩照相时，也帮我照了一张，但没有看到过照片。永丰照相馆的这张相片贴在我的高小毕业证上。1966年2月我从长沙解放军政治学校回家过春节时，发现了这张毕业证、像片和底片，就把像片从毕业证上撕下来了（现在想想，如果和毕业证一起保存该多好啊）。2004年2月，我在桂林将底片重新放大了两张。
1958年的6月或7月，班主任王月英老师又带我们去永丰镇的双峰一中参加升学考试。8月份，我被双峰一中录取。那一天，阳光强烈，气温很高，班主任王老师一路询问找到我家，给我送录取通知书。王老师没有进屋，就站在离家100米远的小路上（我至今还记得这个点），当时，我母亲对她说：家里穷，没钱交学费，可能不去读初中了。王老师很着急，劝说：孩子能考上初中不容易，要替孩子前途着想，尽量想办法送孩子去上学读书。王老师也没进我家门，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老师！园丁！母爱！榜样！永记心中！多少年后我从部队回家，曾几次打听王老师的去向，想去感谢慰问她，很遗憾！都没人知道她的去向。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双峰境内，与国民党军队激战。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天，解放军大部队成一路纵队从我家对河新铺子门前向县城永丰方向开进，还有军马。在我家屋后的山上，国民党军队用机关枪向解放军射击。听到枪声后，我奶奶就叫我和堂妹赶快从大门口进屋躲到桌子底下。当时，解放军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过河向他们发起进攻，还派出小部队在河道跳石旁的土坡上担任警戒。由附近的文铁匠家给这些解放军战士送饭送水。这一切，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一两年后，我们小孩去屋后山上捡柴火，在一棵松树底下发现几十颗机枪子弹壳，还捡回家玩。（后来学了历史得知，国民党军队是广西桂系白崇禧的部队。和白崇禧部队作战的是我后来参军的所在部队41军。我们《双峰县志》中有记载）全国解放不久，又是抗美援朝运动，我跟着大人一起参加集会，游行示威，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口号，还帮小姑父扛着贴有毛主席像、朱总司令像的牌子。土地改革斗地主时，我看着外地来的大人给地主分子用刑法，还有干部给穷人分地主家的各种家具，记得我们家分得一张小四方木桌。
1952年农历10月13日我满十岁生日，那天中午吃午饭，就用这张小桌子，母亲给我炒了点好菜，记得是两个鸡蛋，要我一个人先吃。母亲还告诉我：为了给我过十岁生日，奶奶送给我一斗稻谷。有一次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原来地主家大门的“朝门”口玩，在地上捡到两小节白粉笔，我用粉笔在门板内侧上写了“从前是地主家的大门，现在是穷人的大门”几个字，这算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吧。还记得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还派飞机来内地散发反动传单。当时我和我奶奶睡，记得有天半夜，外面有飞机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把房子的窗户都震动响了，我和奶奶也被惊醒。第二天上午，村里有人捡到几张反动传单，我都看过，后被干部收缴上交了。1957年，还见过斗争批判“地富反坏右”分子。经历过建国初期的这些政治运动，使我受了教育，长了见识。
我家和伯父、两个叔叔、还有奶奶住的房子是附近王家的公屋（名王氏宗祠），与别人家比较相对宽敞些。解放初期，上级派人下农村帮助建立政权、维护社会治安的干部，大人们管他叫“乡丁”，就住在我们家，有时吃饭也在我们家，可以说这里是“乡丁”的办公地点，从地主富农家没收的一些家具等财物就放在我们家的厅堂里。“乡丁”还叫对河的文铁匠打制了几十把梭镖，我亲眼看到文铁匠用箩筐把梭镖挑到我们家，由“乡丁”分发给农民。有时不知从哪里抓来的“违法分子”没有房间关他，“乡丁”就叫他躺在地上，用打稻谷用的“扮桶”把他盖上，算是把他关在“监狱”里。几十分钟后又把他放了。有一天半夜，天下大雨，伸手不见五指，突然有好多人来到我家门口，大声喊叫开门。当时我和奶奶、叔叔都躺在一张床上，奶奶听到叫开门声后就起床，小声告诉叔叔和我，说是土匪来抢劫了，要我们躺在床上不要动，同时，奶奶又轻轻地把衣柜的门拉开，将放在里面的一块“花边”（银元）拿出来，要叔叔把银元压在身体下。奶奶把大门打开后，那些人就进屋了，我父母亲和我妹妹睡在另一间房内，父亲在床边放有一根短棍做护身用的，那些人见到短棍后，以为我父亲会反抗，就把短棍从窗户口丢到屋外，还在父亲的前额上打了一个小伤口，出了少许血。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也不知他们抢走了多少财物，这些人就走了。他们走后，我父母亲、伯父母、叔叔婶婶们都起床了。从我家抢走公家存放的财物，这是一件大事，奶奶和大人们商议：必须尽快告诉附近邻居和有关负责人。于是就放了几铳，把邻居从睡梦中震醒来。接着，就大声喊叫：我们家遭人抢劫了！还叫伯父、叔叔去把有关领导叫来现场查看和清点。直到几天后，才平息和了结了这件事。第二天上午还听说，那些人路过“嘴上”一邻居家时，因下大雨，顺便把邻居家挂在墙上的斗笠、蓑衣也拿走了。
我外祖父叫什么名？什么时候去世？墓地在何处？我外婆、母亲和舅舅没有给我们讲过，外祖父去世后我外婆改嫁。外祖父有个哥哥叫王光定，是盲人，由我舅舅负责一些日常生活费用。从我记事懂事起就知道他与另外三个老人住在夏公冲的一个庵堂里，我家离庵堂很近，两里多路，我五六岁时就经常去他住的地方，牵着他，他右手持拐棍，左手搭在我肩上，到附近邻居家走一走，坐一坐，说说话。邻居对他也很好，泡碗热茶给他喝。我定期给他送大米，每次用一个布袋装几斤大米，扛在肩上给他送去，有时中午就在他那里吃饭。夏天天气很热，路上石板都烫脚，午饭后不便马上冒着酷暑回家，他就让我在他那里休息。开始，要我躺在他床上，但床铺凉席不很干净，有少许灰尘，后来他就要我躺在一条很窄的木头凳子上。他挺能干，自己做饭、炒菜，用小木桶到水塘里提水。他还有一小块菜地，种了一些蔬菜，还让我牵着他上后山砍柴火。他记忆力不错，有不少知识，喜欢给别人讲古时候的故事，如程咬金、薛仁贵征东等故事（是讲给大人听的，我站在旁边也听到一点点）。土地改革时，他分得了几分稻田，由舅舅帮他耕种。1955年前后，他得了病，可能是伤寒，发高烧，我和母亲、舅舅去看他，买中药给他治病，进了他睡觉的房间，他躺在床上，知道我也去了，就说，要我不要靠近他，到外屋去，当时我不理解，长大后想到这件事，就知道他是关心我，怕我被传染。后来，母亲告诉我，他交待了后事：死后要把他葬在我们家前面不远处他们王家的祖坟地，要我常给他烧纸钱、点香、放鞭炮、磕头。不久，他去世了，就葬在王家祖坟地。我参军后几次回家，都去给他烧钱纸、放鞭炮、磕头。外公住的庵堂很有历史，小院子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很多字，我小时候看不懂。进大门神台上有很多菩萨，上面涂着金黄色，还有一个用木头雕刻的小猫，我很喜欢，几次想拿回家玩一玩，但不敢。有一次，我下定决心要拿，于是趁屋内没有其他人，我就爬上桌子，站在桌子上把木头猫拿下来，隐藏在给外公送大米的布袋子里，回家时就顺便拿回家了，别人都不知道。到家后，我拿着木头猫自己玩，奶奶和母亲发现后，问我是从哪拿来的，我说是从庵堂里拿来的，她们很认真、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是一只神猫，庵堂里的东西千万不能拿，拿了玩会肚子痛的。要我赶快送回去，放在原来的地方。我听了后，有点半信半疑，舍不得送回去。但是心里头也有点害怕，同时，大人讲的话我还得听,几天后就送回去了。几年后，破除封建迷信，那些菩萨不知放哪里去了，很可能一把大火都烧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把木头猫留下来多好，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1999年11月，我带女儿回家看望母亲和家人，特意去庵堂看看。我独自一人站在一片荒凉的草地上，面对空空荡荡、满地瓦砾的庵堂遗址地，浮想联翩，感概万千：庵堂早不在了，外公早不在了，木头猫也早不在了，唯有那块年老体衰的石碑还坚强地却又吃力地站在那儿。这时，我文化水平和阅历高些了，懂得一些历史知识，石碑上刻的文字也看得懂了，上面刻的是修建庵堂时捐款人的姓名和数额，落款是：法华禅林、康熙二十七年立。查史书，康熙二十七年是公元1688年，距公元1999年已有311年了。
1950年实行土地改革，将地主富农家的稻田、山林分给农民。1954年前后，组织互助组，1955年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下半年组建人民公社。从组建互助组起，我就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如插秧、车水、拔草、施肥、踩田、扮禾等。当时是推行记工分制度，大人是主要劳动力，劳动一天记十分，我劳动一天开始记六分，后来记七分、八分、九分。我还担任生产队的记分员。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当时叫“三面红旗”——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各生产队、各大队、各公社要开展“比、学、赶、帮、超”竞赛，还成立各种生产突击队。如年青人就成立“赵子龙”队；老年人就成立“黄忠”队；妇女就成立“穆桂英”队。我参加青年突击队，队长是我表哥，也就是我大姑妈的二儿子刘金二。大队进行评比时，我们总是得红旗、得表扬。
建国初期，我们家乡的交通运输很落后，都是靠两条腿走路，靠一根扁担、两个筐用肩挑，我们管这叫“担扁担”。经常在一起“担扁担”、搞运输的有十多人，主要有：刘吉庆，刘金二，陈望三，彭会有，彭会丰，刘金生，刘正生，刘志平，刘志善等，我也是其中之一。长途运输的路线是从坳头山担矿石到李家山或打石湾；从罗山担煤炭到李家山；从大坝塘担煤炭到洋潭；从冬鼓山担煤炭到李家山或打石湾；从泉水易家担石灰到洋潭。短途运输就是从山上的煤矿把煤挑到山下石灰厂烧石灰。长途运输挑100斤可得几毛钱；短途运输挑100斤可得几分钱。“担扁担”这个苦力活我干得比较多，印象深刻。从山上挑煤到山下烧石灰时，是一个老人负责记账，他叫凌松尤。先过称，称一下所担煤炭的重量，然后记在小本子上，几天后再结账。我担任记工分员时没有钢笔，很想买一支。有一次，我从家里先带了三、四毛钱，又从泉水村易家挑一担石灰到洋潭，得了三、四毛钱后，就到洋潭的关圣殿内的小商店买了一支塑料壳的自来水笔，还买了一包两分钱的蓝色墨水粉，回家后，到大队部找会计要了一个空墨水瓶，把墨水粉倒入瓶内，放入井水，用小木棍子搅拌好，吸入钢笔内，就写字记账。尽管钢笔和墨水质量不好，但却是我的第一支钢笔，心里很高兴、很自豪。
一九五几年，我父亲的手腕上（记不清是右手还是左手）长了两个毒，大人管它叫“牛眼珠”,里面有脓了，中医刘伯凡给他治疗，没有麻药，就用小刀趁父亲不备割个口子，还叫别人抓住父亲的手不让动，把脓挤干净后贴上中药的膏片消炎。事后，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母亲就叫我去担扁担挣点钱。我从冬鼓山挑了几十斤煤炭到李家山，大约挣了三毛钱，回家路上在湄水桥买了几两瘦肉，用一根稻草绑上，吊在扁担的一头，冒着大雨回家了。回家后，母亲把瘦肉切成丝，煮碗汤给父亲吃了，算是补充点营养吧！
1949年秋，我父亲几兄弟分家，各自立业。伯父分得一套做豆腐的工具，即一付石磨，一个装豆浆的大木桶，一个煮豆浆的大铁锅，几个装豆腐的木盒子。我父亲分得一套打鱼的工具，即四页拉网，一个手网，一架编织棕制绳索的木架，几片编织鱼网的竹片针。三叔分得一套打石头、烧石灰的工具，即一把大钢锤，几把小钢凿，几根长钢钎。小叔年龄不大，没成家，和祖母一起生活，就没有分得什么生产工具。父亲接过祖父打鱼这门手艺，常挣点零用钱补充家用。夏天水暖，通常是下午六时前后，父亲把煮熟的不饱满的稻谷和香椿叶搅拌一起，散在河中有丝草的地方作为诱饵。晚饭后，大约八九点钟时，我随父亲一起去捕鱼，离放诱饵点一定距离时，父亲脱掉短裤，光着全身，将手网准备好，然后弯着腰、慢慢地、悄悄地接近诱饵点，突然双手用力，从左侧向前将手网散开成大圆形状落入水中。接着下水，用双脚沿鱼网边踩一圈，如感觉网内有鱼，就潜入水中把鱼捉上来交给我放入小网袋内，如感觉鱼比较大，担心鱼跑了，就潜入水中，一手抓住鱼，一手将鱼网收拢把鱼层层捆住，连网带鱼提上岸，每当父亲潜水时，蹲在岸边的我心里很高兴，知道是网到鱼了。通常情况下，一晚要去六七个点，有时走路很远，上游曾到将军殿桥之上，下游曾到大犁头嘴附近。当时河内鱼的种类较多，但主要是草鱼，有天晚上曾网到一条大白鳝，还网到过一只水鱼。有时能网到三四斤鱼，有时一无所获。有天晚上，父亲正在水中，发现不远处有只老虎正在游水过河，他怕老虎靠近，就用双手拍水发出很大的响声，同时大声吼叫，把老虎吓退，接着赶紧收网上岸，并告诉我，河中有只老虎。我们两人迅速跑步离开，途中，碰上一个人走河边近路回家，父亲把此事告诉他，他很害怕，调头和我们一起走，后从跳石边上的另外一条大路回家。第二天，听邻居说，同村一家人养的猪被老虎咬走了，从老虎的行进路线判断，它进入杨梅山了。这件事我印象特深（遇虎地点就在离我们家约一里路的王家滩的水车坝的下游20米处的对岸河边）。每年夏天，父亲还和几个打鱼的伙计联合起来去河中捕鱼。一个是将军殿桥之上的，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只知道大人管他叫“箭猫子”，六十多岁，属爷爷辈的，我管他叫“箭公公”，即箭爷爷。我和父亲去过他家，他抽烟喝茶时，喜欢讲个笑话，挺有意思的。如他说：有一天，他过生日了，家里没有什么好菜，他堂客（夫人）也舍不得杀一只正在生蛋的老母鸡给他吃，怎么办呀？清早起床，他抢先主动到鸡舍旁把几只鸡放出来。正当一只两斤多的母鸡从鸡舍门内露出头，他就用鸡舍门的拉板“咔嚓”一下把这只母鸡的脖子卡断了，然后一手提着鸡，大声给夫人说：怎么搞的？这只鸡被老鼠咬死了，丢了可惜，去地里摘几个辣椒回来，中午炒了吃算了。（他讲这个故事时，我站在一旁认真听着，也觉得好笑，就一直记得）另一个伙计是梁箭坝的，叫凌再五，大人管他叫“再五老倌”，也是六十来岁，我管他叫“再五公公”。在河边，我和他连网时，他光着上身，穿个大裤头短裤，用一根小绳子系着，打赤脚，还掉了几颗门牙，说话时有点漏风，全身皮肤很多皱纹，有点像大象的皮肤，油光透黑。他在水中用双手掌轻轻地、慢悠悠地划水，双脚也配合动一动，而身子却是垂直的，那姿势挺好看的。还有一个是“再五老倌”的儿子，名叫凌香三，我管他叫“香三叔”。我和父亲也去过他们家，还在他们家吃过一餐中午饭，不过没什么好菜。这个合作组加上我和父亲一共是五个人，我的任务是在河岸边拉网往前进。这时我还不会游泳，但可以用双手抓住浮在水面上的浮筒和网绳游到河的对岸，久而久之，我就学会游泳了。我们将上下游两头的鱼网往深水区合围，网的鱼多时有20来斤。每到春节前夕，我和父亲还挑着鱼网、顶着冰天雪地帮别人到鱼塘捕鱼，结束后，别人要送一条鱼，叫“洗网鱼”，另外再给几角钱或一二元钱。网的鱼通常自己家不吃，要拿去卖掉换油盐钱。
1949年前后，我们家后山丛林茂密，曾有野生动物出没，我亲眼见过的有黄鼠狼、野兔、果子狸、野猫、狼、麂子和老虎。有天晚上，奶奶、伯父母、叔叔婶婶和我们大小十多人正在地坪里乘凉，我们家的两条狗也躺在地坪边沿的稻草堆里。突然，我们听到悲哀的狗叫声。大人们听到后，说是老虎咬狗，赶紧进屋把大门关上，紧接着我们家的一条麻狗在后门外用头顶门“汪汪”直叫，大人把后门打开一条缝，麻狗急促的跑进屋，而那条瞎了一只眼睛的白狗不见了。十多天后，我们在后山上看牛，在树丛中发现被老虎吃剩下的几根狗骨头，还在牛眠氹煤窑旁一个小小水塘边的很高的茅草丛内发现老虎隐藏的窝。我上高小时，也听大人说，有只小老虎离开深山跑到龙田的一个小山坡上，为了保障人们生命安全，我姨父彭凤胜等人事先敲锣告知人们关门在家，不要外出，然后，多人用几只猎枪把小老虎团团围住打死了，后被合作社的商人收购。我和其他同学放学时，还专门去九鼎堂合作社看过这只死老虎。
我很小的时侯就和奶奶睡，给她暖脚。冬天，晚饭后就到奶奶屋烤火取暖。她告诉我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我反复背记，忘了时她就指点，没多久，我就可以从“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分，三月清明谷雨，四月立夏小满，……”，直到把全部节气背熟。躺在床上，她要我数一数全村有多少个木匠，多少个铁匠，都叫什么名字，一共有多少种类，多少手艺人。她还给我讲过一道算术题：“三十六根香，分七个早晨装，只能成单，不准成双”。我用小香棍子在地上反复多次摆弄，就是得不到正确答案。她也不知道答案。几十年来，我每当想到这道题一直得不到答案。大约是1995年前后，我在桂林陆军学院家里看到报纸上的一篇小文章讲的就是这道题：把36根香，分别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星期日的早晨去装，每次装九根香。这就是“只成单不成双”的答案。由此懂得：多向立体思维是多么重要。
以上是我童年少年的回忆。1961年7月我参军了。关注我的朋友可接着看我的“军旅生涯”第一篇新兵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