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于去年记者采访的报导,昨天才得到杂志。
摘录部分文章于下:
植物染 萃于自然
记者 董雅琪
绿茶、石榴花、蓝莓、葡萄、花椒……
这些都有一个共性。
能吃?
不,它们都能染色。
不同的方法、媒染剂和基布,
染出的颜色是各不相同的。
以绿茶为例:
直接染色到布上就能得到黄色,
用蓝矾做媒染剂在麻布上会得到卡其色,
用皂矾作媒染剂在丝绸上得到了黑色。
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色彩,
本期有料 将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植物染料染色”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荣华一同,
开启找寻生活色彩的大门。
特邀嘉宾:黄荣华
黄荣华,1956年生于武汉,高级工程师,现北京国染馆、武汉汉方手染非遗研究所创办人、理事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植物染料染色”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源自中国的传统染色技艺
植物染,又称草木染、天然染,源自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周公旦的政府机构中就设有“染人”职务,专门负责染色。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能用蓝草制出靛染青色,荀子在《劝学篇》中有提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往后的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植物染都有了不错的发展,历朝历代的服饰色彩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变化。尤其到了明清时期,传统植物染色技艺达到鼎盛期,染料除自用外,还大量出口,与丝绸一样名扬海外。
到了现代,工业与科技的发展以及各种化学合成物的诞生,使得植物染这项既费时又费力的工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高利润的驱使下,更多的企业愿意使用化学合成物进行染色。化学成分的过多使用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同时属于我们国家的传统技艺也会丢失。
黄老师说,现在人们推崇纯天然产品,所以植物染又有了一些关注。有些企业为了迎合消费者口味,打着植物染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比如,有人通过化学助剂匀染、固色,这在植物染中是万万不会用到的。
这样绝对不行!丧尽天良!
如此鱼龙混杂的现状,作为40年从事纺织行业的老纺织人,黄老师也依然坚持的自己的原则:原生态、原材料、原工艺。
坚持原则并不代表墨守成规,植物染虽然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但仍然需要坚持传统,不断创新。
每天,植物染匠人的工作就是试验试验再试验,直到找到最适合、最稳定的染料为止,据黄老师统计,每一种颜色的诞生,都经过了97%的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使用植物染染料的基布,最好是天然纤维,里面如果含有葡萄糖、棉质壳、木质素等杂质会影响上色,所以在染色前,需要上色的布料要经过精炼漂白、脱浆等工艺的处理。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想要弄清楚植物染这项技艺,不说学富五车,但也得才高八斗了。要知道,植物染的很多颜色是需要在特定温度、湿度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就像方文山的词“天青色等烟雨”,特定的天气才能带来特定的颜色。
从前,匠人们只能日观天象,而现在,“天气预报”已经成为每个植物染匠人每日必看的节目。
除了天象,每种植物的科属都要清楚,这就涉及到了植物学,因为同一属下或者科的植物,可能会具有相同的颜色特性。
还有药理学,只有知晓植物的药性,才能恰当发挥植物的作用。你们一定以为黄老师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看到每一种植物都会拿来染色。
如果把每种植物都拿来试一遍,那岂不是浪费时间,笑话。
黄老师每次看到新奇的植物,都会拿出他的手机,查一查植物的分子式。你看看,同样的50后,普通的大爷大妈看到新奇的植物都是拿起手机拍照,要么就是来张合影。而我们的黄老师,则是慢慢的分析起化学分子式,如果里面含有能够相对稳定,或者与某种植物相结合后产生比较稳定的分子式,那才可以采回来当染料。
化学、生物学、药理学、天文学等等,除了这些,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植物染匠人,还要懂得时尚。大红大绿的搭配已经不符合当代人的审美,低饱和度的颜色更受现代人的欢迎。
《红楼梦》色彩系列围巾
这几块出自黄老师之手的围巾,不管是材质还是颜色,看起来都美美的,超级适合秋天搭衣服。
植物染的颜色种类
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五色”是色彩的本院之色,即青、赤、黄、白、黑五正色,周代起人们便把赤、黄、青三色成为彩,黑、白称为色,这比西方“红黄蓝”三原色原理整整早了3000年。
据黄老师透露,目前植物染的颜色多达几百种,有时同样的基布配上不同的温度就能有天差地别的变化。
冻绿作为染青色的主要原材料,黄老师在尝试了40种鼠李科植物后,并没有得到饱和度很高的青色。他认为,或许当初古人所说的冻绿在今天已经灭绝,亦或许他还没找到更适合的冻绿。
不过在黄老师的一次偶然中,他得到了“荣华绿”,比现有的冻绿染出的颜色饱和度更高的绿。不通过套染就能得到如此美丽的绿色,在世界上是第一人了。
荣华绿丝巾
目前,植物染大都具有药物作用,具有杀菌消炎的功效,所以在服装产品、家居、儿童玩具等都有良好的应用。
那么如何鉴定植物染和化学染料染色呢?
方法一:取带有铁锈的铁丝沾水,当接触到植物染料的时候会变色,而化学染料不会变色。
方法二:植物染的衣物通常使用中性洗涤剂清洗,所以使用小苏打或者米醋,植物染色的衣物也会变色。
原文载于《纺织科学研究》杂志(2018年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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