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经》说“戏”——试论周武帝的《象经》与“象戏”，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太武帝与周武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太武帝与周武帝
辨《经》说“戏”
——试论周武帝的《象经》与“象戏”
丁 睿
在中国象棋的发展史上，源自南北朝周武帝时期的《象经》和“象戏”，具有十分独特的历史地位，也是最具悬疑和神秘色彩的迷。《象经》到底是怎样的一部著作？“象戏”到底是怎样的戏？多少年来，很多学者名家试图解开这个谜，揭开她们的神秘面纱，但往往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得她们的神秘色彩愈加浓厚。
一种观点认为：周武帝所作的《象经》是关于象棋的经书，“象戏”就是象棋的代名词，周武帝堪称象棋的奠基人、开创者，是象棋推广普及、登入大雅之堂的第一人。如《太平御览》、《物原》中有周武帝“造象戏”“作象棋”的说法。当代也有很多研究者把周武帝作《象经》这件事作为象棋史的标志性事件，作为象棋在那个时代已经定型甚至流行的依据。如，《南北朝时期的<象戏>》（刘道平、张丰）一文认为，《象经》是“我国象棋的第一部著作”，《宇文邕与北周时期的象戏活动》（王鹏，《文博考古》：2014.9）一文认为，宇文邕“对于‘象戏’的普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象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棋类活动”，“《象经》的确对象棋棋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象经》、“象戏”只是在用字上与后代的“象戏”相同，并不是象棋的经书和游戏方法。北宋高承《事物纪原》中说北周象戏“与今人所为殊不同”，明代杨慎《丹铅杂录》认为“意者从兵机弧虚冲破寓于局间，决非今之象戏车马之类也”，清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五《戏具》中“象棋始于唐，周武之象经，非今之象戏也。《象经》载《太平御览》甚详，周武帝造象戏，分天文、地理十二类，非今车马象戏”，等等，不一而足。
所谓《象经》，指的是《周书·武帝本纪》所记载的“天和四年五月乙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寮讲说”中提及的那本著作，即公元569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编著了一部书或文章，叫《象经》，而且还专门召集文武百官做了讲解。《周书·列传卷四十一》及《北史·列传卷七十一》记载：“武帝作《象经》，令王褒注之。引据该洽，甚见称赏。”说的是当时的大臣、文坛领袖王褒受皇帝之命，为《象经》作了注，并且受到皇帝的“称赏”。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一共有三个人为这部《象经》作了注：王褒、何妥、王裕。按说，一部《象经》有这么多相关资料可以研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和争议。然而，不但这位皇帝的原作《象经》没有流传下来，那三位的《注》也没有了踪影。只有王褒所作《象经注》的序，流传下来，是为《象经序》，以下简称《序》。因此，《象经》到底是一本什么“经”？主要内容是怎样的？都成了问题，历来争议颇多，众说纷纭。
“象戏”一词，出自周武帝手下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庾信。他观看了根据《象经》编排的大型宫廷戏——“象戏”之后，写了一篇辞藻华丽、文采飞扬的观后感——《象戏赋》。为了向皇帝敬献这篇观后感，庾信还写了一篇《进象戏赋表》，这属于庾信向皇帝献《赋》的例行公文。这两篇文章都涉及了一个重要概念——“象戏”。“象戏”是什么戏？怎样表演的？和《象经》是什么关系？由于这两篇文章都有宫体词赋的特点，用词堆砌，辞藻华丽，却语焉不详，给后人打了哑谜，造成不同的解读。
那么，《象经》到底是不是关于象棋的经书？如果不是，它又是一部怎样的“经”？“象戏”到底是不是象棋的游戏？如果不是，它又是哪方面的戏？不少后研究者望文生义，以讹传讹，曲解历史，形成了象棋史上乃至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要想弄清《象经》、象戏的真实面目，需要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对历史、对人物做进一步的了解，对有关历史和文献加以深入研究。
一、知人论世
欲解其文，先知其人。在分析具体的文献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周武帝究竟是怎样一位皇帝。请看《周书》对他的评论：
帝沉毅有智谋。初以晋公护专权，常自晦迹，人莫测其深浅。及诛护之后，始亲万机。克己励精，听览不怠。用法严整，多所罪杀。号令恳恻，唯属意于政。群下畏服，莫不肃然。性既明察，少于恩惠。凡布怀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后宫嫔御，不过十余人。劳谦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 史臣曰：自东西否隔，二国争强，戎马生郊，干戈日用，兵连祸结，力敌势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缵业，未亲万机，虑远谋深，以蒙养正。及英威电发，朝政惟新，内难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励精，劳役为士卒之先，居处同匹夫之俭。修富民之政，务强兵之术，乘雠人之有衅，顺大道而推亡。 五年之间，大勋斯集。摅祖宗之宿愤，拯东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 若使翌日之瘳无爽，经营之志获申，黩武穷兵，虽见讥于良史，雄图远略，足方驾于前王者欤。
《周书》是后人写的，不是周代的史官所作，一般不会盲目的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从“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这些记载来看，至少，我们可以基本上确认，这个周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勤俭自强的圣贤君主，是一位难得的好皇帝，绝非沉湎于声色犬马、喜好玩乐的昏君。
再看当时的社会状况。远的不说，就看《周书》记载的周武帝作《象经》前两年的情况：
（三年）六月甲戌，有星孛于东井，北行一月，至舆鬼，乃灭。 秋七月壬寅，柱国、随国公杨忠薨。戊午，至自醴泉宫。己未，客星见房，渐东行入天市，犯营室，至奎，四十余日乃灭。 八月乙丑，韩国公元罗薨。齐请和亲，遣使来聘，诏军司马陆逞、兵部尹公正报聘焉。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 九月庚戌，太白与镇星合于角。 冬十月癸亥，祠太庙。丙戌，太白入氐。丁亥，上亲率六军讲武于城南，京邑观者，舆马弥漫数十里，诸蕃使咸在焉。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蚀之。甲辰，行幸岐阳。壬子，遣开府崔彦穆、小宾部元晖使于齐。甲寅，陈安成王顼废其主伯宗而自立，是为宣帝。 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阳。是月，齐武成帝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废朝，以齐武成薨故也。遣司会、河阳公李纶等会葬于齐，仍吊赙焉。 二月癸亥，以柱国、昌宁公长孙俭为夏州总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岁星逆行，掩太微上将。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摄提，流至天津，灭后，有声如雷。 夏四月（乙）〔己〕巳，齐遣使来聘。 五月己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僚讲说。
不难看出，那几年天象异常，灾祸频发。一年之内，就有数次异常的天象出现。非议汹汹，人心不稳。而且，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周王朝当时面对的主要对手有：南方强大的陈，北方的劲敌——齐。还有一点不应忽略的，一年之内，这位年轻的皇帝举行了三次大型研讨会：一次是“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第二次是“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第三次是“五月己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僚讲说。”比较这位年轻的皇帝召集的这三次大会，第一次的主题是讲《礼记》，第二次是讨论佛道宗教，都是重大的话题。不难想象，第三次研讨会的主题应该也是十分重大的话题。那么，是什么呢？难道是要讨论娱乐、象棋？
一边是国内灾祸频发，天象异常；一边是强敌环伺。如此内忧外患的处境，作为一位志向远大、勤政节俭的年轻君主，应该怎么办？站在这个角度，就不难判断了。
二、先辨《象经》
古代的经，一般指经书、经论，都属于经典一类。如“四书五经”里的“经”，指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的经典著作。后代能成为“经”的著作屈指可数，应当是具有崇高思想地位、学术成就的著作。这里的《象经》，应该是关于“象”的经典论述。那么，“象”是什么？周武帝宇文邕对“象”作了哪些的论述？什么样的论述才能称之为“经”呢？
先看王褒的《序》。序，一般来说是对作品主旨的概括，核心内容的导读。据《周书·列传卷四十一》及《北史·列传卷七十一》记载：“武帝作《象经》，令王褒注之。引据该洽，甚见称赏。”这表明，武帝所作《经》比较深奥，可能诘屈聱牙，一般人不易读懂，所以，武帝令时任太子少保的饱学之士王褒来给《经》作“注”。“注”是对文本要点、难点的注释、解疑。王褒作的“注”应该是很好地解读了武帝的意思，而且“引据该洽”，所以得到了武帝的赞赏。可惜的是，王褒的“象经注”也随同《经》一起消失了，否则，我们应该更容易确定《经》到底是什么样的“经书”。现在，只有这个《序》留了下来，成为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
通过王褒这个《序》，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经》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序》的前几句（文本以《太平御览·工艺部》所录为准）：
“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是也”。《易传·彖·贲》云：“观乎天文，以察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说明《经》所演绎的是依据天象、星相方面的变化，来推断国运世事，预测未来发展方向。
“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易经·系辞》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说明《经》除了论及天象、星相，也对山川地理、堪舆风水作了阐述。《书经·洪范》中的“五行”包括水、火、木、金、土。这里为何只提到水、木、金、土，没有提到火，很难深究。可能是因为火属南方，而南方尚在强大的陈朝控制之下。也许，周武帝的目标只是统一中国北方。
“三曰阴阳，以顺其本。阳数为先，本于天；阴数为先，本于地是也”。《易传·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乃万物之本，变化之机。说明《经》的术数与阴阳的关系。
“四曰时令，以正其序。东方之色青，其余三色，例皆如之是也”。时令节气的变化，与天象、星相密切相关。古人认为，地上万物正是受到天象的影响而产生四季、节气的循环变化。说明《经》里天象与万物变化、节气循环的关联。
“五曰算数，以通其变。俯仰则为天地日月星，变通则为水火金木土是也”。无论是《周髀算经》还是《九章算术》，都将数学与阴阳、天文、堪舆等结合起来，成为后世广泛运用的术数。这里说明了《经》中，周武帝也将算数与天文的天地日月星、阴阳五行的水火金木土结合起来，来阐释天象变化，预测未来发展。
“六曰律吕，以宣其气。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有人奇怪，这里律吕和十二生肖或十二时辰怎么联系起来了？
其实，这是中国古代的“律吕调阳、闰余成岁”之法，比较复杂。这里简要叙述一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相关资料。所谓“闰余成岁”，大意是由于月绕地球的周期与地球绕太阳的周期相差了11天，所以古人设置了“闰月”、“闰年”，来调节纪年、纪岁，使年、岁相符。所谓“律吕调阳”，就是由于历与四季气候、与实际的物候，也就是二十四个节气，还不完全相符相配，需要用律吕来校正、调整。什么叫律吕呢?律吕是用来协调阴阳、校定音律的一种设备，现代音乐上叫定音管。中国古代在音乐上有五音,宫商角徵羽，这是五个全音,再加上两个半音，一个是4、一个是7，一共七个音。这七音是一个八度的自然音阶，没有音高，也就是没有定调。怎么办？就要用律吕来给它定调。律吕就是定调用的律管和吕管。黄帝时代的伶伦，用十二根竹管，其中最长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因为九是阳的极数。然后按长短次序将竹管排列好，上面的管口一边齐，下边长短不一，像切大葱一样，留斜茬，然后插到土里面。竹管是空的，里面灌满用苇子膜烧成的灰.这种飞灰最轻，叫暇莩。把这些管埋在西北的阴山，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外面筑室，绝对吹不到一点风，用它来候地气，因为地下的阴阳二气随时都在变化。 到了冬至的时候，一阳生。阳气一生，第一根九寸长、叫黄钟的管子里面的灰，自己就飞出来了，同时发出一种"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这个时间就是子，节气就是冬至。用这种声音来定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调；同时可以定时间，来调物候的变化，所以叫做“律吕调阳”。 十二根管分成六阴、六阳两组。六根单数的属阳，叫六律；六根偶数的属阴，叫六吕。六律第一个是黄钟，六吕的第一个叫大吕，所以音乐里有黄钟、大吕之说。 如果再往下说，律吕之数用三分损益法，就是“先三分减一，后三分加一”。比如：黄钟的管长九寸，其数为九。先进三，就是九的三倍（三次方）得数为729，再减一倍，得数是364.5（729÷2 =364.5）。这就是阴历年加闰以后的天数，用律历对应节气勘定出来的调整数，与太阳历的365只差半天。对务农来讲，半天的误差马马虎虎地可以接受。再深入下去讨论就要看《汉书·律历制》，就不是我们在这里三言五语能说明白的了。
至于后面的几句意思比较明白，都是讲的 国家治理、忠孝礼仪、道德法制，无外乎是要求臣子们恪尽职守，精忠报国之类的国家治理的根本要求。就不一一赘述了。
可以看出，王褒的这个《序》虽然比较简短，但是，《经》却十分庞杂，几乎包罗万象，天文、地理、阴阳、时令、算数、律吕、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礼仪、观德等政治、自然、道德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从字面上看，却没有一处有与象棋形制、规则、着法直接相关的内容，完全不像是一部关于棋理、棋艺的著作。不像《棋经十三篇》，说的都是棋理棋艺。
有人提出，象棋也是取法于天文地理、文武君臣的，应该和本文有关。是的，象棋确实有关天文地理，文武君臣，也包含一些算数原理，但是，基本上和律吕没有关联。有的研究者根据《序》中的具体内容，如“日月星”“水木金土”“震兑离坎”等附会出与棋子、棋盘甚至棋理有关。殊不知，这些元素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用这些元素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文化遗产都适用。比如，分析围棋，分析建筑，分析音乐，分析书法，分析舞蹈，等等，都能八九不离十，都可以附会。有人认为，《序》里提到的“礼仪”“观德”反映了象棋在这方面的功能和价值。这也属于牵强。同理，哪种棋里没有这些因素？哪种活动里没有这些功能？为什么单单在《经》里体现？
如果非要说这就是关于象棋的经书，那么，只能说，这个《经》也太大路货了，太不专业了。有人说，《经》里写的是具体的棋理棋艺，是王褒故意拔高了，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来吹捧皇帝。那么，你要么是小看了周武帝，要么就是给了王褒天大的胆子。你可以吹捧皇帝的作品如何高妙，如何锦绣文章，字字珠玑，但是，你不能代替皇帝说事，不能高出皇帝一筹。皇帝著作里没说的，你敢说？就你聪明能干？这在当时的背景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经》是关于“象”的“经”。那么，这个“象”应该怎么解释？《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笔者以为，《经》是一部关于借助天文天象演绎军事乃至国家治理的经书。
一方面，因为当时出现了很多的异常天象。据史料记载，就在宇文邕撰写《经》的前一年内，国内出现了地震等异常天象七次（见前文）。
记入正史的异常天象都是会引起各种流言和猜测的，是导致政局动荡、民心不稳的因素。一年之内，就出现了若干起天文异象，难免会引起朝野的恐慌，引来汹议。因此，这些现象引起了群臣百姓、朝野上下的诸多揣测，甚至惴惴不安，谣言四起，人心混乱不定。根据这种情况，他亲自撰写了对各种天文现象的解读，来消除大家对异常天文现象的猜测，以统一思想，减少恐慌。
另一方面，宇文邕雄才大略，胸怀天下，一心想统一当时的中国北方。他的主要对手是北齐，而齐当时很强大。他的周王朝历经君主意外死亡，权力更迭，国内臣民大多没有多少勇气信心跟随他这个年轻的皇帝去征战，实现统一大业。他撰写《经》的目的，恐怕也是为了从天理天意上来给臣民打气，让大家认为统一大业是顺天理、应人心，合乎天道人情，顺乎天然法则。
作为“五经”之首的《易经》，是历代治国者十分看重的经典。后世为《易经》作注的“十翼”之一《系辞传》中，有关“象”的记述很多。《系辞传上》第一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第二章：“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第八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传下》第三章：“是故《易》者，像也；象也者，像也。”可谓是数不胜数。
周武帝的《经》应当是模仿《易经》而作的。这里的“象”应该指的是“天象”，即“天地万物变化之象”；也包括“星相”，即各种异常星座等的变化。这些“天象”“星相”都是反映吉凶、悔吝、变化、刚柔的卦象。
而且，这个周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圣贤君主。这样一个雄才大略，“沉毅有智谋”“克己励精”的能主，一个勤俭朴素，“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的贤君，怎么可能沉湎于“象棋”之类的游戏娱乐之中？还有可能专门“制《象经》”，纵情于声色犬马，以至于玩物丧志、误国殃民吗？
当然，这个《经》应该是比较艰涩难懂的。即使是文武大臣，也未必熟知二十八宿、黄道干支等复杂专业的天文知识，只有专门观天象、测地表的那些大臣才能明白。当然，也不排除《经》经过这些专业人士的加工甚至代笔。因为比较艰深难懂，为了让群臣理解并接受，从而消除疑虑，坚定信念，宇文邕便让当时的文学名家王褒撰写这个《序》，用通俗概括的语言来解说导读。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称为“象棋”的“象”，有几种解释。一说是指“象牙”。《楚辞·招魂》：“菎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言宴乐既毕，乃设六簙，以菎蔽作箸，象牙为棊，丽而且好也。”一说是指“大象”。北宋晃补之《广象戏格·序》说：“象戏兵戏也，黄帝之战，驱猛兽以为阵，象，兽之雄也。故戏兵以象戏名之。”一直以来，象棋的“象”还没有一个让大家信服的解释。可以肯定的是，“象棋”的“象”与“象经”的“象”不是一回事。
三、再说“象戏”
《周书·武帝本纪》里没有提及“象戏”。我们知道有这个“戏”，是因为庾信的《进象经赋表》有这样的句子：“臣某言：臣伏读圣制象经，并观象戏，私心踊跃，不胜忭舞。”说明他观看了这个“戏”。
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个宇文皇帝虽然年轻，但胸怀大志，并不喜欢吹牛拍马，也不好大喜功。即使是庾信这样的文坛泰斗，写文章歌功颂德也要慎重其事，斟酌而行。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能让庾信非要冒着一定的风险，花尽心思特地写一篇赋来称颂这个“戏”？而且，为了让这篇赋显得合情合理，不是溜须拍马，庾信还另外写了一篇《表》，表明自己的写作缘由是情动于衷、有感而发，不是吹牛拍马。
这个《表》虽然简短，但是，也充分表明了它的歌颂对象——“象戏”的核心内容。文章开头说明了自己认真阅读了《经》，再观看“戏”，心情十分激动，“私心踊跃，不胜忭舞”；接着又说自己生性愚钝，那些高深莫测的“性与天道”，本来是无法把握、难以感知的，现在皇帝将它形象化地“悬诸日月”，自己“遂获瞻仰”；接下来简要描述了“象戏”的壮观场景：“九州既奠，近对河图；四辙中绳，全观玉策。未飞玄鹤，先闻金石之声；不上赤城，独见烟霞之气。置管而测，光景愈高；沈玉而观，渊泉益远。”然后谦虚地说自己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夜不能寐，“课虚为赋，词非寥亮，学无雕刻”；最后，还不忘谦卑地说自己实在才疏学浅，是厚着脸皮奉献给皇帝，感到诚惶诚恐，觉得这“象戏”博大精深，如“日之远近，本非童子所问；天之浑盖，岂是书生所谈”，根本不是自己所能说得清、道得明的。
不管庾信是不是真的看不懂《象经》，是不是真的被“象戏”所震撼，是不是真的善于溜须拍马，可以肯定的是，文中描述的“戏”应该是表演场面宏大壮观、精巧灵动、变幻莫测、绮丽异常。这会是一场象棋真人秀或者象棋表演能展现出来的效果吗？如果说“九州”“河图”还能与棋盘沾点边，那么，“玉策”“玄鹤”“赤城”“烟霞”“渊泉”就与象棋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了。再说，如果是象棋表演，需要这样的阵势，耗费这样的力气吗？
如果“戏”就是象棋表演，那么，《表》的开头说自己看了“象戏”之后“私心踊跃，不胜忭舞”，是不是严重夸大了象棋的效果？《表》中说自己“寝不自涯，课虚为赋，词非寥亮，学无雕刻。遂敢陈述，诚为厚颜”，还把自己比作浅薄无知的“童子”“书生”，可谓十分谦逊。结尾说自己“冒用奏闻，伏增流汗之至”，显得十分谨慎。以庾信之才华地位，写几句赞美象棋的文章，恐怕不至于这样谦虚，也不需要这样诚惶诚恐。如果真的是关于象棋的，那么，作为臣子投其所好，歌功颂德，还需要这样慎重其事、谨慎小心吗？
那么，“象戏”到底是怎样的“戏呢？”
北宋《太平御览》（卷755，工艺部）中记述了围棋、博、蹴鞠、投壶、塞戏等数十种娱乐游戏，大部分项目的记述旁征博引，十分详细。其中也提到了“象戏”，但只有一句“周武帝造象戏”，然后将王褒的《序》引述于后，没提到任何其他记述。如果当时或之前“象戏”已经十分流行，或者定型，那么就不会只有一句话，而没有其他有关的记述。可见，周武帝的“象戏”肯定是一种复杂、庞大乃至高深的表演活动，绝不是后来成为大众娱乐的“象棋”，甚至，和后来的“象棋”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共同用了“象”的名字而已。
合理的解释是：因为《经》比较抽象，晦涩难懂，所以，需要形象直观的来呈现。于是，周武帝就安排艺人根据《经》的主题和要素，进行了形象演出。“戏”，就是皇家歌舞团的大型舞台剧表演。因为演出场面宏大，道具奇巧，逼真细致，看来效果不错。所以，当时的文坛泰斗庾信在聆听皇帝讲解、现场观看“象戏”之后，还紧跟形势，发挥所长，用生花妙笔撰写了《赋》，表达欣喜欢愉、“踊跃、忭舞”之情：
“观夫造作权舆，皇王厥初，法凝于厚德，仰冲气于清虚，绿简既开，丹局直正，理洞研几，原穷作圣，若扣洪钟，如悬明镜.。白凤遥临，黄云高映，可以变俗移风，可以莅官行政。”
这一段点明“戏”的主题和功用。包括：在修养方面，可以“厚德”“清虚”；在学问方面，可以“理洞研几，原穷作圣”；在社会方面，可以“变风移俗，莅官行政”等。和下面分析的王褒的序差不多。
“是以局取诸乾，仍图上玄，月轮新满，日晕重圆，模羽林之华盖，写明堂之壁泉；坤以为舆，刚柔卷舒，若方镜而无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画，亡灵龟之图，马丽千金之马，符明六甲之符。”
这一段是解说“象戏”的构思。
“于是搢笏当次，依辰就席。回地理于方珪，转天文于圆壁；分荆山之美玉，数蓝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北使玄山之策。居东道而龙青，出西关而马白.既舒玄象，聊定金枰。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取四方正色，用五德之相生。从月建而左转，起黄钟而顺行。阴翻则顾兔先出，阳变则灵乌独明。况乃豫游仁寿，行乐微音，水影摇日，花光照林。”
这一段是描述“象戏”的场面和变化。
“乍披图而久玩，或开经熟寻，虽复成之以手，终须得之于心。乃有龙烛街花，金炉浮气，月落桂垂，星斜柳坠。犹豫枢机，嫌疑泾渭，顾望回惑，心情怖畏。应对坎而冲离，或当申而取未。”
这一段应该是描写“象戏”表演者或者自己参与这个“象戏”的情况：需要先“披图久玩”才能“熟寻”，最终“得之于心”；因为灯光的变化，显得“犹豫嫌疑”“回惑怖畏”；最后还不忘点明方法：方位上“对坎冲离”，时间上“当申取未”。
总之，这篇《赋》主要是对“象戏”的奇特功用和宏大壮观进行赞美，抒发参与者的惊叹之情，属于有感而发，也符合一般的文理。同样，这篇《赋》也没有提及关于“棋”的文字。如果这真是一篇写棋的文章，而又不着一字，尽得“棋”妙，那庾信真是千古第一拍马高手了。
四、也说其它
1.吕才解《象经》
《旧唐书·卷七十九》记录了包括大名鼎鼎的李淳风在内的几个天文、星相学家的传记。其中一位名叫吕才，说他“少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后来“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经》，不晓其旨。太子洗马蔡允恭年少时尝为此戏，太宗召问，亦废而不通，乃召才使问焉。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览之，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迁太常博士。” 这里的信息比较丰富：一是唐太宗看不懂周武帝的《象经》；二是太宗手下的蔡允恭年轻时曾经练习过“象戏”，但是时间久远，忘记了；三是吕才依据自己的阴阳术数知识，作图来演绎《象经》的奥妙；四是蔡允恭根据吕才的图画，回忆起了当年自己练习过的“戏法”。但是，这段话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疑问：
如果《经》是象棋方面的书，是关于象棋棋谱、精妙对局解析之类的文章，那么，以唐太宗的文才武功、聪明智慧，会“不晓其旨”？如果《象经》是关于棋的文章，日理万机的唐太宗又怎么会为了一种棋戏而如此用心？
如果《经》所述真的是象棋游戏方法，那么，“年少时尝为此戏”的太子冼马蔡允恭，长大了反而“废而不通”了？这样的人能做“太子冼马”？
如果周时象棋已经流行，那么，吕才仅凭“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的所谓才干，就能得到唐太宗的重用，甚至“累迁太常博士”？真是这样，那唐太宗岂不是昏君一个？
合理的解释是：
唐太宗所览的《三局象经》，是分不同的情势，有不同的图谱。即，在不同的“天象”“星相”下，所对应的解析各有不同。本来天象、星相就比较复杂，二十八宿之类的，一般人就不懂。加上黄道、子午变化，聪明如唐太宗也难以看懂，就很正常了。这里也可以看出，《象经》所述的内容只有像吕才这样的天文学家、星象学家等专业人士才能看懂，才能解释。
蔡允恭“尝为此戏”，说明这位太子冼马少年时曾参加过“象戏”的排演，甚至就是周武帝当时的宫廷歌舞团的成员之一，参加过那次让庾信等人激动不已的“象戏”表演。之所以现在忘记了，一方面是时间久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象戏”十分复杂，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是大型演出团队集体演出。所以，这位蔡冼马“废而不通”也就不奇怪了。
再往下看。“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说的正是这类关于阴阳术数、天文堪舆、星相变化的文章，需要正本清源，勘误纠正，以正视听。绝不是象棋之类的茶余饭后的娱乐游戏。
2.《隋书》列 《象经》
《隋书·经籍志》记载了当时能收集到的各种著作，包括当时已经消失的作品。其中也收录了周武帝宇文邕的《经》，这本著作当时是存世的，编纂者把它放在了与《孙子兵法》《太公兵法》等一类的兵书里。这类兵家著作共计133部，512卷。当然，编纂者也把“碁”（指后来的围棋）、“博”、“投壶”等一类的游戏也和上述兵书放在了一起。如：圍碁勢七卷，湘東太守徐泓撰；圍碁九品序錄五卷，范汪等撰；雜博戲五卷、投壺經一卷，梁東宮撰；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郝沖撰。那么，这是否就证明了《经》也是关于象棋的著作呢？
其实，这正好证明了《经》是关于军事战略、用兵之道的著作。《隋书》编纂者将《经》与《鬼谷先生占气》《五行候气占灾》《乾坤气法》等阴阳占卜术数的著作放在一起，也充分说明了《经》是与天象占卜、星象术数相关联的著作，而不是简单地象棋指南一类的书。而且，还有同时代的学者王褒、王裕、何妥等人为《经》作注，可见其阅读难度是很大的，不是一般的棋类游戏那么简单。同样，这也证明了《经》不是关于象棋的论著，否则，在同一个时期，怎么会有3、4个大学问家为它作注？再说，一部象棋的《经》能深奥到哪里去？需要作注吗？ 编纂者对这类著作还作了简短的概括：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周官，大司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国」，是也。然皆动之以仁，行之以义，故能诛暴静乱，以济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争伐寻常，不抚其人，设变诈而灭仁义，至乃百姓离叛，以致于乱。
说明所列著作的内容都是涉及“禁暴静乱”的军国大事，而非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雕虫之技。
3.杨坚评《象经》
不过，可能因为这位周武帝毕竟年轻，才26岁，也可能学术水平还不高，他撰写的《经》很难具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水准，成为真正的经典而流传后世。所以，《隋书·郎茂传》提到这样一段话：“周武帝为《象经》，隋文（指隋文帝杨坚，当时在北周任职。笔者注）从容谓茂曰：人主之所为也，感天地，动鬼神，而《象经》多乱法，何以致久。”
可见，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认可这位周武帝的《经》，大多是王褒、庾信这样的文人会附庸风雅、不懂装懂、拍马溜须一下，而杨坚这样的政治家、一代雄主，认为皇帝治国理政，应该致力于“感天地、动鬼神”，这样才是安邦治国的做法。而《象经》作为皇帝宣讲倡导的重要纲领性文件，重要国策，却不够成熟、完善，所以杨坚批评“多乱法”，显然是指周武帝在《经》中论述的很多内容并不符合治国理政的实际，动机和效果相背离，难以达到“感天地、动鬼神”的效果，所以才说“何以致久”。
这则材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经》并不是关于象棋的论述，因为论述象棋的文章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做到“感天地，动鬼神”的。如果《经》真是“象棋”的经书，那么，即使《经》再拙劣，杨坚也不好拿它和治国理政、长治久安的良策去比较；反之，即使这个“象棋”的《经》写的再好，也不能达到“感天地，动鬼神”的效果。如果隋文帝真的这样评价一部游戏指南，就显得太苛求了，太不近情理了。也正因为这篇《经》不过是这位年轻皇帝的一知半解，很不成熟，远远不能和《易经》等真正的经典相提并论，所以，很快就湮没在历史的海洋中，难寻踪迹。
结论：象棋是古代战争的沙盘推演，是浓缩的战争游戏。“象戏”用实景表演模拟天象、星相变化，推演战争，与后代象棋的本质特征还是相通的，也可以看做是后代象棋的雏形或者是源头之一。但不能说，《象经》就是关于象棋的经典理论著作，“象戏”就是象棋的游戏。
参考书目：
1.《中国象棋史》：张如安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7。
2.《王褒序及庾信赋表之哲学思想发凡》，伍强胜、魏福明，《钱塘棋会：第三届（2015）中国国际棋文化博览会巡礼》，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10。
3.《帝王八卦局，河洛九宫枰——象棋探源新论》，季本涵，《钱塘棋会：第二届（2014）中国国际棋文化博览会巡礼》，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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