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国庆节前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率70人代表团来到中国，开创了苏联史上最大规模、最高级别的访华之行。
上两篇文章，飞春读传介绍了访华背景、签署的文件，和在中国19天所游历的11个城市。
今天讲此次访华的最后一个关注点：如此大规模的访华，安保工作是如何做的？
事实上，19天的在华行程中，苏联克格勃全程周密部署，但还是出了几个小插曲，说意外也算不上，但事关领导人安保工作。
赫鲁晓夫访华配图
一、第一次意外情况：降落
1954年9月29日上午11点，北京东北郊的首都机场，天气晴好。
一架庞大的银白色运输机，尾部印着苏联标志，徐徐降落。它就是伊尔-14，苏联领导人出访专用机。
早已在机场等候的人群走向前去，准备迎接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不料，人群向自己靠近时，这架伊尔-14忽然又向旁边移动，远离了人群。
大家停下了。
人群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气喘吁吁地跑来，问怎么回事。
原来，这架飞机上乘坐的并非是赫鲁晓夫，而是赫鲁晓夫的随从和工作人员。
他们走下机舱，也来到人群中，翘首以盼赫鲁晓夫的飞机降落。
伊尔14
15分钟后，广播里传出通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的飞机，现在正式降落。”
之后，每隔不久，就又传出一次通知：布尔加宁的飞机开始降落、米高扬的飞机开始降落……
首次降落的飞机并非赫鲁晓夫专机，这点不仅中方迎接的人群不知道，连该机的机长也不知道。
根据原计划，此次出访的随从人员的飞机，是跟在领导人专机之后的。
但直到降落，看到迎接人群激动的情况，机长才发现情况不对，他们把他的飞机，当做了赫鲁晓夫的专机了。
所以，机长急中生智，赶快把飞机拉向一边，等候真正的专机降落。
首都机场配图
这一事先未告知的机组变更，是出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谢洛夫之手。
从莫斯科到北京，飞机在苏联境内的3个机场，停了3次。从最后一个机场出发后，谢洛夫悄悄变更了专机次序，赫鲁晓夫等领导人的，临时排在了后面。
据苏方随行人员后来披露，这样的安排，当时只有谢洛夫和他的副官知晓，目的是为了“防止空中或地面的攻击”。
不过，这险些造成外交礼仪的差池。
谢洛夫
二.克格勃的安保力量
此次出访，人数70余人，级别最高，为此，苏联出动了12架飞机。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谢洛夫、斯维尔尼克、福尔采娃，这6人各乘一架伊尔-14专机。
其余安保、生活保障和工作人员，分别乘坐其他飞机。
另外，他们还空运过来了他们的汽车。
彼时，新中国成立刚5年，国民经济刚刚启动“一五”计划，国家工业发展极其困难，说白了，很穷。苏联最高级别领导人来访，他们自然不相信中方的安保实力。
所以，他们不仅配备了豪华、可靠的大飞机，还在飞机上拉来了10辆领导人的专用汽车。
10辆汽车中，3辆是吉斯装甲防弹车，供赫、布、米乘坐；其余7辆吉斯吉姆车，供代表团成员和警卫人员使用。
在华19天，这些飞机、高级轿车，围着赫鲁晓夫在中国十几个城市穿梭、飞行，须臾不离左右。
飞机12架、汽车10辆，每架飞机和每辆车，都配有专职乘务人员和司机，还有指挥飞行的苏联空军指挥官。光这些人都有几十人了。
赫在华期间，12架飞机只用了5架，剩余的6架供代表团工作人员往返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传送文件资料用。
因为，此次访华，中苏签署了许多文件，包括军事、科技和经济援建方面的落地协定，所以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还有1架飞机，停在南苑军用机场上不动，作为临时机动备用。
三、克格勃对中国交通的印象
最高级别的访问，当然需要最高级别的安保。
苏联方面的安保负责人，是克格勃老大，谢洛夫。中方的负责人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这里有一个插曲，可以多说两句。
10月5日，两人在交流安保工作时，提到了道路交通问题。
据当时在场的中方人员朱瑞真回忆，两人谈到了苏联派到中方的技术顾问，一个叫卡尔捷耶夫的人。
谢说，此人比较老实，工作勤恳，但比较笨。他是城市交通方面的专家，不过“据我看，他在北京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他说，根据他看到的情景，北京大街上，“自行车与行人在汽车中间来回穿梭行走，哪能不出车祸啊！”
“坦率地说，北京的交通秩序，不如莫斯科，莫斯科不如东柏林，东柏林不如西柏林。在希特勒时代，他们主要靠罚款，现在主要靠严格的交通规则，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谢洛夫所说不假，新中国成立5年内，中国尚未建立自己的交通法规体系，工业未兴，交通参与者多为人力、畜力，汽车极少，交通问题尚构不成社会问题。
不过，在谢洛夫提出这个问题后不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具体为1955年8月6日，新中国第一部交通法就颁布了，它就是《城市交通规则》。
里面规定：车辆行人均靠右行驶。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右行通行制。
其背后，可能也与苏联专家的建议不无关系吧。
四、飞机厕所里发生“意外”
赫鲁晓夫来到中国，竟然带着防弹装甲车，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其实，他们防范的并非中国同志，而是敌对势力。
此次赫鲁晓夫想要到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上海等沿海地区走走看看，所以克格勃特别担心东南沿海地区的形势。
行前，谢洛夫专门就这个问题问过罗瑞卿，会不会有台湾方面的空军来骚扰。
在上海，谢洛夫无心随赫鲁晓夫看市容，也无心随米高扬逛夜市吃馄饨，他找来在上海空军司令部工作的2名苏联顾问，打开军事地图，看国民党空军基地位置。
在发现金门、马祖离杭州很近时，他立即向赫鲁晓夫汇报，建议缩短在杭州的逗留时间。
1950年代的宣传画
赫鲁晓夫从北京到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广州、武汉，然后回北京。这四五天的游历中，多数情况下乘坐的是中国火车。几架专机则随专列在上空同步飞行。
听了谢洛夫的建议，他决定乘飞机飞广州。
这一细节可能有点杞人忧天，但其所虑也不无道理。根据当时背景，两岸关系尚不稳定，老蒋还在梦想着“光复”。
尤其是，美国还在从中作祟，在赫鲁晓夫来访之前，正和台湾准备签什么“共同防御条约”。
这一切，不得不让情报系统及其发达的克格勃，有所戒备。
克格勃只管执行，不负责向大家解释。
代表团临时改变路线，引发了内部不解。
中方的随行翻译师哲，事先不知，听到立即飞往广州的决定后，怏怏不快，埋怨谢洛夫事先没有通知他。
就因为这个事，谢洛夫再次戒备起来。
在安排专机的时候，他不让师哲与赫鲁晓夫同机，而是把他安排在了其他专机上。赫鲁晓夫的专机上，只有一个中国人，即卫士长李树槐。
伊尔14内部
即便如此，在李起身去洗手间时，谢洛夫迅速把卫生间在外面锁上。李以为厕所的门锁发生了“意外”情况，谁知是人为。
直到快到广州时，厕所的“意外”才解除。
这一变故，导致飞机落地后，赫鲁晓夫和迎接他的广东领导陶铸，见面了却没有翻译，只能打手势相互问好。
15分钟师哲的飞机落地后，赫鲁晓夫才叫苦不迭地拉着他说：“快来救救我们吧！”
克格勃标志
克格勃是苏联在1954年至1991年专设的情报机构，全称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知名度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并称世界四大情报机构。
从赫鲁晓夫的访华诸多细节安排中，可见一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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