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⑦
第二章 新文化-中国文艺复兴
文/陈斓
从踏进北大那一天起，蔡元培就决心建立现代高校治理体系。蔡元培提出，“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按照评议会规定，“每五名教授中选举一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在蔡元培之前，严复主持校务期间，北大形成了一个惯例，最高管理者议事，采用英文。蔡元培到任后，主张学校开会，一律用白话，有一个英国教员克德莱，仗着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亲信，不服众意，坚持开会用英文，理由是自己不会说中文，蔡元培于是反问他：“如果我在贵国任教，不会贵国的语言，可以吗？”蔡元培极为重视师德师风，要求把师德作为教员评聘的首选，鉴于克德莱经常寻花问柳，北大评议会经讨论决定：规范校纪，予以解聘。克德莱被开除后，朱尔典亲自找蔡元培谈判，威吓道：“如此对待大英帝国，蔡元培先生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蔡元培不为所动，只回了他四个字“绝无可能”，毅然辞退了这种学术水平低、师德师风差的外籍教员。
从此，北大开会议事，一律采用白话。
《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大后，影响迅速扩大。而这种影响之迅速扩大，不仅与陈独秀提倡现代政治—国家思想有关，与李大钊融汇东西方思想、提倡创造新的中华文明形态的作用有关，而且主要是与杂志提倡白话文革命和文学革命有关。《新青年》不仅发表传播新思想的文章，也刊载白话小说、诗歌和戏剧，正是借助于白话文学的巨大传播力，《新青年》的影响力迅速扩大起来。
白话文革命，则与胡适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胡适，1891年生于安徽绩溪，他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先是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学（桐城派的学者刘文典因此讥笑他是“学种苹果的”），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师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用今天的说法，胡适原本是个“理工男”。
这位“理工男”闯到了文学和思想领域，并且在26岁时，即凭借《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暴得大名，今天看来，这乃是时代大潮所造就，必然中也确有许多的偶然因素。
平心而论，在五四先驱者中，胡适的学问当然不是最好的。他对于现代政治思想没有陈独秀那样的把握能力，显然也缺乏李大钊那种开创中华文明现代新形态的气魄与雄心，更不用说能像鲁迅那样，对人类现代文明有批判的思考能力。但是，他确实有极为特殊的经历，在康奈尔学习期间，胡适和任鸿隽等人一起创办了《科学》杂志，这是第一份横排印刷、使用西式标点的汉语杂志，这一开创之举，其实来自一个很偶然的因素——科学和数学公式不能竖排印刷。胡适并未在美国取得学位，求学康奈尔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唯一比较出彩的是他的英语演讲，再就是——他热衷于社会活动，课余给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教汉语，他教的汉语是白话，而不是文言文。
胡适虽然出身于桐城派的故乡，但因为应考，他的功夫主要下在外文上，因为出国留学太早，他的旧学基础，比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刘师培乃至梁漱溟，都有所欠缺，而他的优势恰在于英文漂亮，且在美国最著名的大学攻读博士，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学术背景是极为耀眼的。
除了其靓丽的美国背景之外，胡适最大的一个“优势”，恰在于其思想的肤浅。深刻的思想往往不会有很多的听众。能够开风气之先，产生轰动效应，往往是比较折中肤浅的东西，胡适的擅长，恰恰在于此。
起初，胡适也是因为给《甲寅》投稿而被章士钊发现（刊载于《甲寅》杂志的《去兵》一文，是胡适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章士钊写信给陈独秀推荐他时，鼓吹年轻的胡适已经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陈独秀因此向胡适约稿。1916年8月19日和10月，胡适在给朱经农和陈独秀的通信中先后两次提出了关于文学革命的八件事，胡适在信中对陈独秀说：“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意思是，必须采用西方的标准，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之趋势”。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信后，立即将信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2号。随后他复信胡适，强调“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要求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胡适随即寄来了他的文章，这就是《文学改良刍议》。他把白话文学推至“中国文学之正宗”，并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发出挑战。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指出：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1]
为了呼应胡适的文章，陈独秀同时发表了震撼文坛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以“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豪情壮志，为胡适站台。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节选
对于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对于胡适和陈独秀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鲁迅后来在《无声的中国》演讲中作出了中肯的评说。
对于为什么要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胡适给出的理由是简单的，那就是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古文只能表达“死的思想”，而白话表达的则是“活的思想”。
对此，鲁迅的评价是：其实不然，旧的、坏的思想，同样可以用白话来表达，而新的、革命的思想，也可以用古文来阐述，比如同是英文出色的辜鸿铭，他写文章就用很不错的白话，但他的思想却是死人的思想。
胡适的另一个主张，就是采用西方标准，把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之趋势”，这里所谓世界文学之趋势，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学代表的趋势，胡适说——按照这样的标准，“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文。”
但是，这种比附也是十分牵强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各民族国家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建立“国语的文学”，随之而来的是各民族国家从罗马教廷的“大一统”中的主权独立，这个过程，从政治上说，就是统一的基督教欧洲分裂为各民族国家的过程。但是，中国的文学革命的进程，显然不是打破文言文，以各地方言、土语而代之。打破文言文，是回到白话文的统一。从政治上说，中国的现代进程，当然也不是一个各地分裂的过程，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中国的过程。
可见，简单地把欧洲文学的标准等于“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不能说明中国的现代文学运动的。
说到中国的新文学的兴起，鲁迅这样说：“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鲁迅的言下之意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仅仅看到了语言的改革，而陈独秀的着力点则是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陈独秀能够从思想改革与社会改革的高度，去认识语言改革，这是他比胡适深刻的地方。
鲁迅同时更为深刻地指出：拉丁文与西方各民族国家的文字都属拼音文字，罗马拼音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各地的语言，但在中国，要改革思想、改造社会，仅凭语言的改革是不够的，因为还要有文字的改造，这恰是中国现代转变的特殊性。而白话文之所以被接受，是一种折中妥协的结果——因为当时钱玄同提出了比语言革命更为激烈的主张——进行罗马文字的改革。
鲁迅深刻指出：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那么，究竟什么是白话文革命的意义呢？鲁迅认为，这首先在于声音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人类如果要发表自己的思想、情感，那是需要写成文章的，但因为中国的文字过于烦难，会说话的人，大多数不能写字，更不能写文章。比如有些外国人，能说中国话，但不能用中国的文字写文章。同样的，中国虽然有亿万会说话的人，但能写文章的人却极少，于是中国的声音就不能发出，这样的中国还是“无声的中国”。
鲁迅还说，中国人写文章，为什么要曲折用典呢？为什么有话不直说，非要借助古人的语言和词句呢？明代之前，中国的读书人是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表达思想的，但是清代以来的思想禁锢，则一方面使读书人只能埋头考据，不敢说话，另一方面则是不得不运用古人的话、古人的思想，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
总之，在鲁迅看来，在语言革命之外，还需要进行文字的改革与革命。提倡白话文，这固然是一种革命，但真正的革命，乃是文字的革命，或者是写作的革命，而白话文只是一种“阅读革命”，它使能够读文章的人迅速地多起来。但是，这离大多数人能够运用中国文字写文章，其实还差得很远很远。如果要从白话文的“阅读革命”，走向未来的“写作革命”，那还是需要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需要社会教育的极大普及，需要新文学的极大发展——
在鲁迅看来，白话文革命，只是简单的一步，而未来的工作，不仅要使广大的读书识字的青年能够读白话，读《新青年》这样的白话杂志，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得他们能够写文章，以造就最为广大的作者。同样的，文学革命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培养一大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的读者，从长远看，更在于在社会上造就一大批真正的现代“作者”——只有有了这样广大的作者，中国才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实际上，鲁迅从小说创作，走向鼓励和培植大批青年作家，乃至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其原因就在于此，而这是鲁迅比胡适更为深广的地方所在。
鲁迅在演讲中这样说：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然而，鲁迅的上述思考，即使今天理解起来，依然还是太过深刻复杂，远不如胡适的简单易懂。
就在《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那一年，即1917年夏天，经陈独秀的推荐，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9月的一天晚上，在老字号餐馆六味斋，50岁的蔡元培为26岁的胡适设宴接风，共商办学大计。自此，胡适正式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主讲中国哲学。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生肖均属兔，被戏称为北大的“三只兔子”。
那年胡适26岁，从此，胡适平步青云。
对于胡适与陈独秀的不同性格，鲁迅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2]
胡适年少，但却胸有沟壑，鲁迅的观察是深刻的。
对新文化运动这场伟大革命，胡适更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说法，对于出版于1919年2月的《中国哲学史》上卷，胡适自己总结说，其最大贡献，就是将孔子与诸子并列，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视为中国思想的源头，从而推翻了五经这个中国文化的源头。
抛弃三皇五帝，怀疑五经，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视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与欧洲的希腊时代相等同，胡适的许多标新立异的学说创见，恰是因为他能够站在西方文明、西方文学的角度去看中国，并把中华文明纳入西方文明、西方文学的框架中提出一番解释。对于胡适，金岳霖的一句评价是最到位的——胡适的书，“好像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评论说，胡适这些创见“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不免牵强附会”，但是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尽管胡适的旧学根底、新学知识、思想深度、理论突破等各方面都属于中等水平，并不高明，甚至还远逊于其同辈、先辈、后辈中的好些人，但他却又是出来打头炮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
今天看来，正是蔡元培时代北大那种兼容并包的学风，才鼓舞了胡适在一片讥笑之中，大胆前行。胡适的名言是“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成功自古无”，他的新诗《两只蝴蝶》发表在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6号，被称作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
李大钊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今》《新的！旧的》两篇著名论文，都是用白话文写的。他还运用白话文写诗，《山中即景》短诗3首即是一例。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
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
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
这首诗，描写的是被李大钊称为“第二故乡”的河北昌黎五峰山的自然风景，以朴素、自然的风格打动人。
胡适还尝试创作白话小说，他在《差不多先生传》中，塑造了一个办事马虎的形象，非常幽默，文章发表在1919年2月《新生活》第2期：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3]
此外，胡适还用白话文创作了一部独幕剧剧本《终身大事》，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
胡适在北大讲课时，也经常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有同学站起来，用“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反驳胡适。胡适微笑着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请我去做行政院的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15分钟后，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文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电稿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后来，胡适的学生罗家伦评价白话文运动时，指出：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解放运动，以现代人的语言文字，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不必披枷戴锁，转弯抹角，还要穿前人制就的小脚鞋子，才能走过狭长的过道。并且就可把这种“国语的文学”来形成“文学的国语”，使全民的思想意识都能自由地交流，而巩固中华民族的团结。[4]
罗家伦
正是因为《新青年》的倡导，1919年一年之中，就有四百种白话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20年，北京教育部终于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从此，白话文成为中文的规范用语，使普通百姓都能读能写，为新思想、新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平心而论，除了鲁迅的小说之外，当时白话文学的成就不高。鲁迅的文学，读者也主要是知识分子，以至于鲁迅的母亲，也一直认为鲁迅的小说，写得不如通俗作家张恨水。
真正引起轰动的，并非胡适的白话诗，而是一篇翻译过来的戏剧作品。北大外文系的罗家伦以白话文的语言风格，翻译了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这部作品涉及了现代青年最关注的两个问题：恋爱与工作。
《玩偶之家》
罗家伦，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家庭，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20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他暴得大名，一方面是因为翻译了《玩偶之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玩偶之家》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揭示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
这部作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女权的根本，在于工作权，女性的荣誉，根本在于工作——这就是“易卜生主义”的由来。
就这样，“易卜生主义”成为在科学民主之外的“另一个主义”，而这个主义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工作。
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能够比恋爱、家庭更能打动苦闷的青年，也没有什么主义能够像“易卜生主义”那样，以“工作”这两个字，唤醒青年。
那个时候，在北大文科，学外国文学的罗家伦，远比学国文的诗人邓中夏更前卫、更新潮、更摩登，当然也更有名。
青年邓中夏
邓中夏，字仲澥，1894年生于湖南宜章的一户大家庭，家境十分优越。他的父亲邓典谟是清朝举人，在辛亥革命后当过省参议员和县长，后进京供职于北洋政府国务院，先后任铨叙局主事、秘书厅主事，是掌握实权的大官。邓中夏从小就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文学的教养，爱好诗歌，并且写一手好字。父亲期待他能做一个光宗耀祖、著书立说之人。
20岁时，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当时，杨昌济在此兼职教书，邓中夏对他非常崇敬，常与同班好友蔡和森周末到杨家去，听他讲解新知识新思想。在杨家，邓中夏还结识了青年毛泽东，并与之成为好友。他们多次一起从岳麓书院后门，沿石阶上行200米，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谈古论今，激扬文字，从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1917年夏天，邓中夏从湖南高等师范毕业，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习。时年其父调入京城为官，两人一起赴京。
像毛泽东、蔡和森一样，邓中夏决心将来要做圣贤，为中华文明之延续光大找条新路。初入北大，邓中夏痴迷于古典的世界，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唯美的、想象的世界，邓中夏宿舍的床上堆满了《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线装书。床头，贴着一张用毛笔写成的横幅：“情操厉冰雪，赤手缚龙蛇。”这是他在湖南省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时写下的诗句，这两句诗来源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唐代诗人孙樵的《与王霖秀才书》，他从中各取一句组成对联，寓意“在严酷的环境中，也要保持清洁高尚的操守”。白话诗歌不能吸引他，而最吸引他的，是李大钊的文章，那典雅的文字，那对中华文明真髓的洞见，深深地打动着他，而对于胡适、罗家伦、刘半农等所主张的那一套，他总觉得肤浅。
初春的一天傍晚，北京大学的宿舍里，邓中夏背靠着一堆古书，手里捧着一本《春秋》，俨然一副埋头书卷的书生形象。忽然，一个陌生的学生推开宿舍的门，径直朝他走来，手里还拿着一本诗集，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念着拜伦的诗句：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
像夜晚皎洁无云而且繁星满天；
明与暗的最美妙的色泽
在她的仪容和秋波里呈现：
耀目的白天只嫌光太强，
它比那光亮柔和而幽暗。
……
呵，那额际，那鲜艳的面颊，
如此温和、平静，而又脉脉含情，
那迷人的微笑，那容颜的光彩，
都在说明一个善良的生命：
她的头脑安于世间的一切，
她的心充溢着真纯的爱情！
邓中夏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学生。读诗的青年像是受到了惊吓，急忙笑着拱手作揖道：“sorry，走错了。”
邓中夏无奈地笑了笑，拿起书正要接着往下看时，宿舍门外又传来一阵高昂的声音：
娜拉，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我愿意为你受穷受苦。可是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
千千万万的女人为男人牺牲过名誉。你从未爱过我。你只是觉得与我恋爱让你开心。我一定得工作，不然活着没意思。现在我回想我一生从来没有闲过……
别的不用说，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
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托伐，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是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说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说的话。什么事情我都要用自己脑子想一想，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一个女人有什么出路？要什么自由？”
“女人就不能拥有自由了吗？没有路也要闯出一条路，娜拉的出走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
他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两个同学在排练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的对话。他无奈地自言自语道：“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我一定得工作”，人生最大的名誉就是工作，不工作，就没有名誉，不劳动，就不是人生。
青年要恋爱，青年要工作——这就是“易卜生主义”的真谛，邓中夏念诵着这几句话，却不禁哑然失笑。
用今天的说法，当时的邓中夏其实是个“官二代”，因为父亲在政府里做着高官，加上极为严格的家教和极为系统的经典教育，所以，当时一般青年所关心的头等大事——恋爱、婚姻，特别是工作、职业，这些对于邓中夏来说，几乎不成什么问题，也不是他要思考的问题——实际上，邓中夏后来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并非为了个人的职业与家庭，而在于立志做圣贤，立志创造现代中国这个“大家”，立志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找出一条大道。
因此，他喜欢的不是胡适，而是陈独秀的现代国家学说，是李大钊关于中华文明命运的思考，是鲁迅对于人类命运的沉思。
与邓中夏一样立意高远的人是少数。那时，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省下每个月的零用钱，也去买《新青年》。年轻的毛泽东，每天除了上课、阅读报纸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还在《新青年》发表了文章。
青年毛泽东
与邓中夏、蔡和森一样，毛泽东所关心的问题，不是爱情，他当时说，自己和朋友们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时我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5]
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
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6]
青年周恩来
恽代英当年曾写信给《新青年》说：
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7]
青年恽代英
如毛泽东等人所言，《新青年》如同一个时代的启明星，照亮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青年前进的道路，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然而，与“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的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不同，当时大多数的青年，更喜欢的是胡适，更喜欢谈论婚姻、恋爱、工作问题——《尝试集》于1920年出版，两年之内，增订四版；《胡适文存》于1921年出版，八年印行十二版。这说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青年，确实是从白话文，从文学，从恋爱、工作的角度，喜欢上《新青年》的主张的。
1917年9月，周恩来（中）和留日同学在东京合影
《新青年》登载了“易卜生号”之后，引起“娜拉热”，“个性解放”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响亮的口号。许多青年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从封建家庭走出来，走向社会，成为以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走出旧家庭，接受新教育的新女性产生了，一批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作家，正由此开始逐渐走向历史的舞台。
石评梅（1902—1928），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作为五四时期活跃于北京文坛的现代著名女作家，石评梅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小说创作以《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代表。在她去世后，其作品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石评梅的作品充满“冷月、孤坟、落花、哀鸣、残叶”等清冷的意象、情感的哀苦和抑郁的气质。从充满时代悲哀的叹息到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表现出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对光明和自由的热烈向往、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妇女、社会解放的渴望，充满着柔弱女性奋力挣扎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石评梅短短26年的人生，不仅留下了独特的文学作品，也留下了深沉的爱情乐章，犹如一部催人泪下的凄艳的长诗，一出如泣如诉、热烈又悲哀至极的悲剧。
相比之下，从小在海边长大，十三岁就来到北京上中学的冰心要幸运得多。十四岁进贝满女中，十八岁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她向往成为医生，赴美留学后转文科，写出了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诗集《繁星·春水》。她的小说属于“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两代人的冲突、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她的诗却清丽别致、韵味悠长，比白话诗开创者胡适多了一种风格。
深受情感折磨，发现理想的婚姻生活和现实生活完全相反的庐隐，在杂文《我的恋爱主张》《今后妇女的出路》中明确表达了她的家庭观和恋爱观：“恋爱是有条件的——精神上的条件”，“第一步要彼此深切地了解”，“其次要性情合得来”，“再次应有为了爱而牺牲”。“家庭是男女共同组织成的，对于家庭的经济，固然要为男女分担；对于家庭的事务，也应男女共负”，“所以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
陈衡哲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讲述了知识女性面临的困境——爱情和事业的抉择；凌淑华《绮霞》《小刘》也深入探讨了爱情、家庭、事业之间的矛盾。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的快速发展转变中保持女性的独立的自我意识。
随着新道德、新价值观的提出，此时，新文化运动如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激流，奔涌向前。通过《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由留日、留美、留法的海归知识分子，携带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潮回到中国，积极探求未来的中国出路。这些先进的思想、言行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被风播撒遍地，唤醒了一代有为青年，掀起了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就在《新青年》这块小小天地，策划上演“扫荡摧清”的一幕幕精彩话剧，引发新文化运动一个个高潮迭起之时，又一批崭新的年轻面孔出场了。
图片来源：新华网、共产党员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朱正编：《名人自述》，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2]《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页。
[3]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4]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4页。
[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6]刘武生：《周恩来的革命春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7]《林育南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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