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ndan Bann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克尔博士握着患者丽贝卡·诺瓦克(Rebecca Nowak)的手。他说，有时候我们会给垂危的患者使用镇静剂，“这是把他们与自己的死亡过程割裂开来。”
一个深秋的晚上，84岁的吕西安·梅杰斯(Lucien Majors)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他的妻子简(Jan)陪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述最近做的一个梦。
梅杰斯患有终末期膀胱癌，并发肾功能衰竭。在他与美国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Hospice Buffalo)的医生交谈时，他显得思维敏捷，说话却含含糊糊。
他说，他梦见自己驾车出行，好朋友卡门(Carmen)和他同车，三个儿子还是十几岁的样子，在后座上又笑又闹。
“我们沿着克林顿街往前开，”梅杰斯说，一回想起那次梦中的旅行，他那水汪汪的淡蓝色眼睛里就充满了喜悦。
“我们在找大峡谷(Grand Canyon)。”接着他们就看到了它。“我们都说这太神奇了，因为它就在那儿——大峡谷居然就在克林顿街的尽头！”
Brendan Bann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的姑息治疗医生克里斯托弗·W·克尔，一直在研究患者临终梦境和幻象的治疗作用。
千百年来，各种文化都为临终前的梦境和幻象着迷，并赋予它们神圣的意义。人类学家、神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研究这些“临终现象”。它们在中世纪的著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都有出现，更成为了19世纪的美国和英国小说，尤其是狄更斯(Dickens)作品中的固定套路。在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著名桥段——主角临终前神秘地低语：“玫瑰花蕾！”
甚至连法律也尊重垂死之人的遗言，容许它们作为传闻证据禁用规则(hearsay rules)外的特例被接纳为证据。
在现代医学界，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护士也都注意到了患者的此类体验。但医生们倾向于拒之于千里之外，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edical Center)的姑息医疗专家蒂莫西·E·奎尔(Timothy E. Quill)博士说。有研究人员推测，由于害怕遭到嘲笑，患者和医生们都不愿意报告这些现象。
现在，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的克尔博士（他也是一位拥有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内科医师）领导着一个由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试图破解这些神秘的经验，了解它们在“善终”过程中对患者及其家属的支持作用和重要意义。
这类经验与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回忆起来的“濒死体验”不是一码事，该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佩·C·格朗(Pei C. Grant)说。“这些人是在一步步走向死亡，而不是刚刚死里逃生。”
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位于纽约州的奇克托瓦加(Cheektowaga)，这里每年可看护大约5000名患者，大部分情况下，中心会派医护人员前往患者家庭和护理机构提供服务。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或牧师在问过患者“你睡得怎么样？”之后，往往会接着问：“你记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梦？”
我躺在床上，人们慢慢从我身边走过。右边的人我不认识，但他们都非常友善，在经过我旁边的时候还摸摸我的胳膊和手。左手边的人是我认识的：我的父母和叔叔，只是他们早已不在人世了。唯一的遗憾是，我丈夫和我家的狗不在那里，不过我知道以后会见到他们的。——75岁的珍妮·费伯(Jeanne Faber)在因卵巢癌去世前几个月做的梦。
Jonathon Rosen
研究人员将其初步研究发表在《姑息医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alliative Medicine)上。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对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收治的59名绝症患者进行了多次访谈；这里装备了暖色调的木料，窗外可以看到喷泉、凉亭和花园。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报告自己曾经做过梦或出现过幻象。他们称大部分梦境都让他们感到欣慰，约五分之一令他们痛苦，其余的则不好不坏。
临终的梦境和幻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与逝者的重聚；亲人“在等待”；未竟的事业等等。爱这个主题——不论是给予与还是不给予——以及对决意乃至宽恕的渴求，贯穿梦境。患者往往在梦境中得到认可，被赞誉为出色的父母、子女和员工，并因此而感到宽慰。在梦中，他们打点行装，准备出行，而且，像梅杰斯一样，往往有亲密的伙伴同行向导。虽然很多患者表示他们基本上记不住自己做过的梦，但诸如此类的梦他们却不会忘怀。
一位76岁的患者说自己梦见了早在自己童年时代就已经去世的母亲。他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听到她那充满慰藉的声音说：“我爱你。”
一个年龄更大的老妇人躺在床上，姿势如同怀抱着肉眼不可见的婴儿（她的丈夫告诉研究人员，那个幻想中的婴儿应该是他们胎死腹中的第一个孩子）。
一名54岁的妇女在去世前9天梦见了儿时的伙伴。数十年前，他的早逝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次在她的梦里，他以一个老人的模样出现，还对她说：“我很遗憾。你是个好人。”还说，“如果你需要帮助，只要呼唤我的名字就好。”
当然，这项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调查人员、咨询顾问和姑息治疗医生仍在试图识别并描述该现象。奎尔博士说，他相信，这些研究将会帮助持怀疑态度的医生更好地了解患者的此类经验。
“这项工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需要帮助患者在逐步走向死亡这种不寻常的历程中感觉更正常，减轻他们的孤独感，”他说。“人在临终时确实有着生动的梦境和幻象。这一点我们传达得越清楚，对患者的帮助就越大。”
其他的一些研究表明，梦境是对累积情绪的一种表达。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梦境与梦魇研究实验室(Dream and Nightmare Laboratory)主任、梦境神经系统科学研究员托雷·尼尔森(Tore Nielsen)推测，人在走到生命尽头时，用做梦宣泄情感的需求变得越发迫切。患者通过噩梦来发泄过剩的精力。不过，积极的梦境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患者之所以会做这种梦，出自他们的恐惧和不确定，”他说。“实际上，他们是在通过做梦这种方式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Jonathon Rosen
这项研究中的患者在离世前几周或几天内做梦往往更加频繁，且梦境中故去者要多于活着的人。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现象甚至可能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我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医生，我总是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做些什么？’”克尔博士说道；他也是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的首席医疗官。“曾有一名患者，我认为他需要接受再水化治疗，这样可以让他多活些时日。”但是，一位熟悉患者梦境的护士告诫他说：“你不明白。他梦见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两天后，那名患者去世了。”他说。
当然，有许多垂危的患者丧失了与人交流的能力，或者他们只能回忆起梦境中的细枝末节：侏儒抬着冰箱；邻居把一只鸡和一只猴子带进患者的公寓什么的。还有患者沮丧地表示自己记不起做了什么梦。
克尔博士最近在TEDxBuffalo就这项研究发表了演讲，他说自己只是提倡医务人员用开放式的问题来询问患者的梦境，无需担心会招致患者家属和同事的指责。
“我们常常会给他们使用镇静剂，使他们走得平静，”他说。“我干过这种事，感觉很糟糕。患者们会说：‘你们打扰了我——我本来正在梦中和妻子相会呢。’”
有一名患者在母亲陪在她床边的时候出现了幻象：她看到了她母亲最好的朋友，多年前死于白血病的玛丽在她母亲的卧室摆弄着窗帘。玛丽的头发又长长了。“我有一种感觉，她来是想对我说：‘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感到宽慰和幸福，再也不害怕了。”——身患尤文氏肉瘤（一种骨癌）的13岁女孩杰西卡·斯通(Jessica Stone)在去世几个月前讲述。
Jon R. Hand
罗斯玛丽·谢弗在因结肠癌去世几个月前讲述了蜘蛛变成瓢虫的梦。
临终关怀中心的许多患者都患有谵妄(delirium)，患病率在住院的临终患者中可高达85%。发热、肿瘤的脑转移或人体在垂危时的化学变化导致患者神志不清，这种状态下他们的昼夜节律严重紊乱，因此很可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醒着还是在做梦，认知功能也受到了影响。
照顾绝症患者的人倾向于将临终的梦境视作谵妄的表现。但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虽然参与研究的患者时不时地陷入谵妄，但依据定义来看，临终的梦境并非这种状态的产物。神志不清的患者一般无法与他人互动或进行连贯的、有条理的陈述。他们能描述出来的只有那些给他们带来伤害和不适的幻觉，而舒适安逸的那类则不行。
然而，问题是：这些患者“做白日梦”或出现“幻象”，“看到已故亲友在天花板或角落徘徊”等这类异常现象，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唐娜·布伦南(Donna Brennan)是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的一名老护士了，她回忆起与一名92岁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在沙发上聊天的情形：突然之间，患者朝门口看了一眼，喊道，“稍等一下，我在跟护士谈话呢。”
在被告知那里没有人后，患者露出了微笑，说来者是詹妮斯阿姨（Aunt Janiece，她已故的姊姊），还拍拍沙发坐垫，示意“访客”坐下。然后乐呵呵地转回身来继续跟布伦南谈话。
“这些幻象是别有意义还是杂乱无章？”巴纳斯博士问道。“如果它们别有意义，那是否需要深入探讨？我们有责任进一步追问：它们是令人舒心还是苦恼？临终的幻象可能充满了情绪宣泄，患者通常需要有人和他们一同分担。要是我们不闻不问，我们恐怕会错过什么！”
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精神科主任威廉·布赖特巴特(William Breitbart)博士曾经撰写过关于谵妄和姑息治疗的报告，他表示，医护团队在工作时必须将床边照护者也考虑在内：“家属们可能会将这些梦境和幻象解读为一种安慰，将它们视作与祖先相联系的纽带。
“但是，如果人们不相信这些，就可能因此而苦恼。“我的母亲产生了幻觉，老是看到死去的人。快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状况！’”布赖特巴特博士训练工作人员尊重家属的观念，并帮助他们了解谵妄的复杂性。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ical School)的精神病学家、睡眠专家卡洛斯·H·申克(Carlos H. Schenck)博士说，某些梦发生在所谓的“混合睡眠”，也就是俗话说的半睡半醒状态下。身患尤文氏肉瘤的少女杰西卡·斯通生前曾经动情地讲述她梦见了自己死去的爱犬——影子(Shadow)。她还说，自己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它修长的深色身影就在她的床边。
Jon R. Hand
杰西卡·斯通（下）与她的母亲克里斯廷(Kristin)。斯通死于尤文氏肉瘤。她生前曾经动情地讲述自己梦见了死去的爱犬——影子。
神经学家巴纳斯博士更喜欢称其为“临终体验”。她说：“我试着让患者的家属视其为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他们对此的看法可以令他们与患者的关系变得疏离或者亲近。”
有一名患者，之前从未怎么谈及过战争。但在他生命最后的梦境中，那些故事浮出了水面。第一个梦里，他梦见到处都是血淋淋的濒死的士兵。那是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波涛拍岸。当年才17岁的他是救援艇上的射击手，他们拼命地想把伤员们抢救出来，送回得克萨斯号战舰(U.S.S.Texas)上。“我的周围除了死亡和死去的大兵之外，一无所有，”他说。在另一个梦里，一名死去的士兵对他说：“他们下周会来接你。”最后，他梦见自己拿到了退伍证书，他说这让自己“松了一口气”。两天后，患者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他的名字是约翰(John)，88岁，患有淋巴瘤。
并非所有的临终梦境都能给濒死之人带来抚慰。研究人员发现，约20%的梦令人郁闷。通常情况下，曾经遭受过创伤的人很可能会在临终的梦境中再度体会到那些伤痛。有些人可以泰然处之，不会为之所困扰。有些人则做不到。
医生应该在何时采用抗精神病药物或抗焦虑药物等手段进行干预，从而尽可能地令患者在平静安详中渡过人生的最后时光呢？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的医生们认为，这种决策应通过团队评估来达成，包括患者家属提供的信息。
克尔博士说：“儿女们发现父母处于异常的精神状态下，会觉得他们是在痛苦地与死亡抗争。但如果这时你告诉他们：‘她是在与故去的人交谈，这很正常。我敢打赌你能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她以及你的家庭的事情，’说不定家属们就会慢慢平静下来，还会做记录。”
如果不能从患者的家人那里获得足够的信息，团队可能就无从解读患者焦躁不安的根源。有一名患者一直噩梦缠身。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的团队约见了他的亲属，他不情愿地透露，患者在少女时代曾遭受过性侵。她在临终之际又一次陷入了这些记忆，令她的家人惊骇不已。
获得了这一信息，团队选择给患者使用抗焦虑药物治疗，而非单用抗精神病药物。这名患者放松了下来，也可以与牧师进行有效的交流了。几天后，她在平静的睡眠中逝世。
去年秋天，护士布伦南照料一名终末期肺癌患者。他以前是一名警官。他告诉她，他在工作时“干过坏事”，还说自己曾对妻子不忠，孩子们都疏远他。他的梦都不平静，布伦南说道。“他梦见自己被刀捅、被枪击或者无法呼吸。他向太太道歉，但她没有理会他，反而提醒他是怎样伤透了她的心。他的灵魂备受煎熬。”
有些姑息治疗提供者认为，此类梦境是患者精神体验的核心内容，不应该被打扰。奎尔博士不赞同这种观点，称这些人是“临终关怀浪漫主义者”。
“我们应该用提问来打开患者的心门，但不可以强迫他们，”奎尔博士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见证、探索并减轻他们的孤独。如果梦境内容丰富且无害，就不用管它。但如果它揭开了惨痛的旧伤疤，就需要有心理学家或牧师提供切实的帮助——因为我们这些普通医生并不了解这个领域。”
在第一个梦里，一只长着小眼睛的黑蜘蛛爬近了她的脸。然后，它变成了后挂一辆红色平板拖车的黑色大卡车，朝她轧过来。她吓坏了，惊醒过来。在另一个梦里，她必须穿过洗衣房到厨房去。她低头一瞥，只见有大约50只黑蜘蛛在地板上爬。她害怕极了！但是，等她细看端详，才发现那只是些瓢虫。她顿时又觉得庆幸不已！“瓢虫还好，我知道它们不会伤害我，”她事后回忆道。“所以，我顺利地走进了厨房。”——78岁的患者罗斯玛丽·谢弗(Rosemary Shaffer)在因结肠癌去世两个月前的讲述。
水牛城临终关怀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梦不仅抚慰了垂死之人，受益的还有为他们哀痛的人。
凯瑟琳·赫顿紧紧握着她的姊姊、曾经担任小学教师和校长的谢弗的日记，她在日记里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自己的临终梦境。罗斯玛丽·谢弗写到了蜘蛛和卡车，然后还有瓢虫。在一个梦里，她看到了殡仪馆里的鲜花，这让她想起了女儿在手工围巾上描绘的花朵，令她感到爱和欢悦。
“我很高兴她能和临终关怀中心的人说起自己做的梦,”赫顿说。“她知道这是她的潜意识通过她的感受在起作用。她变得平静多了。”
在造访临终关怀中心的家庭休息室时，赫顿拿着这些日记，落下泪来，她说自己会好过一些。
几个月前，护士布伦南坐在一名悲痛欲绝的丈夫身边，他的妻子患了胰腺癌，已经扩散到肝脏。她说自己一直梦见工作、上帝和过世的熟人。布伦南说，患者认为自己会在天堂受到欢迎。上帝告诉她，她是好妻子、也是好母亲。
“她的丈夫却很生上帝的气，”布伦南说。“于是我说：‘但是安(Ann)的心中全无怨愤。她的梦境一点也不令她感到恐惧。它们都充满了对她一生的认可。’
“他垂下头，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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