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一，来源是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而开创的诸侯国，国土是今天的山西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这条狭长的土地是秦国东进扩张的第一个障碍。
秦国以吞并六国，实现统一为目的。韩国自然也是秦国的目标之一。秦韩之战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
秦王嬴政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31年。嬴政正式打响了他统一中国的第一枪——灭韩。这一年，秦王嬴政首先取得韩国在河南南部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南阳。南阳得到的非常顺利。在把南阳拿下来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进军。
这一仗更是没有遇到什么阻碍，韩国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韩国国君韩王安成为俘虏，韩国也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灭亡了。史料中对秦国灭韩国的具体过程的记载十分简略，可见秦国攻灭韩国的过程实在是有些乏善可陈，基本上就是一击即溃了。
韩国身为战国七雄，是战国时期七个较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韩国能坚持到战国后期，也具有一定的生存智慧。
结果秦国真正消灭韩国时，韩国为什么表现得这样乏力呢？小编认为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有三点:改革不利，环境恶劣，外交乏力。
一、改革不力
战国时期和春秋时期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战争中间战死的士兵也越来越多。举一个例子。秦国名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四十万降卒,只放回去二百四十个未成年。这与晋、楚“邲之战”中手把手教敌人逃跑的情况可谓天壤之别。
可见战国时期相较于春秋时期更加“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以吞并对方为目的。在这个时候，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且是生死存亡的情况，所以各国也开始寻求通过变法打破现状、加强国力的途径。
秦国有商鞅的活动变法，而且进行得很成功，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国力和军队的作战能力。其实韩国也有变法的活动。韩国到韩昭侯执政，经过了六代国君，韩国没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情况在韩昭侯执政的时候被打破。
韩昭侯和秦孝公是同时期的国君，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韩昭侯用申不害变法，其实他们都是同一年代的，但最后的结果差别很大，秦国通过变法强大起来，韩国通过变法也兴盛了一段时间，可最终却改革不力。原因就是申不害与商鞅的变法理念的异同。
申不害与商鞅同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侧重的地方却有区别。学术界一般认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这个术如果要以一个词概括，小编认为就是所谓的帝王心术。
申不害向韩昭侯提供的术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加强君主集权，控制臣下、防范臣下、监督臣下。这是申不害变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商鞅变法更加重视法治，其作用的范围是秦国由上到下的各个阶层，目的就是明确为了富国强兵而变法。申不害虽然是法家思想，但其主张并强调的术法却是巩固韩昭侯一个人的地位，反而限制了臣子的主动性。
当然申不害变法确实加强了韩国的国力，但与商鞅变法相比较，从根本上并不彻底。
二、环境恶劣
一个国家的兴衰，不仅仅看内部政治环境是否清明，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地理环境有关。韩国可以说真正处于天下腹心之地，韩国北边有魏国、赵国，西边有强秦，南边巨楚，周围强敌环伺，尤其是秦国和楚国对韩国形成一个半包围，使得韩国难以向西方和南方扩张，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另外韩国的军事装备虽然强劲，“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但在农业生产上却有较大的缺陷。“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狭小的国土面积以及贫瘠的农业让韩国无法供养数量众多的军队，发动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恶劣的环境在相当程度上遏制和削弱了韩国的军事实力。而在战争残酷、互相吞并的战国时期，这种军事实力的弱小也必定会造成韩国的国力上的衰弱。
三、外交乏力
不仅内部变法的失利，地理环境的恶劣，韩国的外交手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韩国、赵国、魏国都是从晋国中分裂出来的，在战国早期存在联盟的关系。随后联盟关系破裂，魏国势弱，韩国需要新的外交战略。
当时秦国是西方的强国，其他诸侯国也采取合纵的方式压制秦国。韩国的外交重点应该是是联合山东六国对抗秦国，但由于韩国受秦国的威胁和破坏最大，曾经选择依附于秦国；并且韩国不仅合纵攻秦，也曾合纵攻楚、攻齐。
可以说韩国在合纵的战略下首鼠两端，而且缺乏主动性。这当然是由于韩国微弱的国力和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韩国在外交上的无力。
变法不彻底，韩国没有脱颖而出；地理环境恶劣，韩国无法有效对外扩张，提升国力；外交上的无力，让韩国无法摆脱逼仄的局面，只能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最先灭亡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所以在公元前231年，秦王嬴政首先把南阳拿掉。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3年，秦国攻破韩国都城，韩国就灭了。韩国的灭亡是三大原因造成的，而这三大原因，互为因果，相互都有影响，最终导致韩国的亡国。
韩国成为第一个被秦王嬴政灭掉的国家，也就正式拉开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序幕，在灭了韩以后，秦王嬴政的剑锋又会指向哪一个国家呢？
参考文献：《战国策》、《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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