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自由说史
引言春秋时期思想解放，各国之间争斗不休，客卿也再次活跃起来。客卿的划分标准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由血缘上的差异逐渐转变到地域上的差异，这个时期的客卿才成为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客卿。
春秋时期客卿数量众多，成员复杂，到主要还是以为贵族效力为主。由于客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各个国家的当权者都有相对完备的客卿制度，这也间接的说明了当时对于客卿的任用，已经达到了规范化、制度化水准。
一、 广义上的客卿制度在历史上最早给客卿下定义的朝代是宋朝，在《资治通鉴》的注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秦有客卿之官，以往来诸侯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
这句话包含了三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点，首先客卿是“客”；其次客卿是一种官职；最后客卿的地位与卿一级别的官员相同。
简单来说就是客卿是当时国家为了吸引其他国家人才前来自己国家入仕而专门设置的一项官职，其地位大体相当于卿一级别的官员，当时的统治阶级以“客礼”来对待他们。
而“客礼”又是当时对待来访之客的一套极其繁杂的礼节，其目的不过是让来访之人感受到自己国家对其的尊重和崇敬，以便于将有才之人，留在自己的国家并为之效力。由此可见，客卿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不低，而且极为统治者重视。
《资治通鉴》中对于客卿的定义具有很深刻的影响，后来的大多学术者都以此为基础，来认识和总结客卿制度。而后来的学术者还进一步的论述了“客卿”与“客”的区别，提出了“客是属概念，而客卿是种概念。客卿只是客当中入仕居卿位的一小部分，而客包含了客卿”。
依据这样的观点来看，客卿就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所特有的一种官职，并且在文献中有记载到，只有拜为客卿的人才能被称为客卿。但是由于可供于研究的例子太少，这个定义就显得过于片面。
又有人考证了大量的史实，认为春秋时，虽然说有异国人为官的现象，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被称作客卿，而那时也不存在客卿这种官职，因此便认为春秋时期没有客卿，还用极其肯定的语气指出，战国时期的客卿具有其特定的含义，客卿本身是对求仕的异国者授予客卿爵的专称。这个定义与《资治通鉴》上给出的定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而对于客卿的看法又分为两派，但是两个派别对于客卿的认识皆有不足，两者皆有优劣，皆有千秋。
总而言之，广义上的客卿是指凡是异国前来入仕的人，只要获得大夫一级爵位或者卿一级的爵位，无论担任何种官职，都可以算作客卿。所以广义上客卿的最低限制是异国人获得大夫一级爵位。
二、 客卿的早期形态与发展概况依据广义的客卿定义并结合春秋时期的史实，客卿不仅存在于战国时期，而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且已经达到了制度化的程度。因此，关于客卿起源的时间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想要搞清楚客卿制度的源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分析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发现，早期客卿可能与当时的另一种制度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这个制度就是宗法制。客卿的最早形态极有可能是先有了“客”这一属性之后才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客卿”。
当时炎、黄两个宗族的离析造成了宗族在实体上的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支系的繁衍，这种差异会越来越大。不同的群体的成员之间就产生了属于自己的归属感，也就是说宗族成员在自我意识上有了区别于其他宗族的感受。此后，两个宗族成员的来往中不再是不分彼此的而是逐渐产生了彼此的感觉。
由于有了宗族的差异使得其中的任何一支相对于另外一支来说都是“客”。而两族之间一旦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人员存在交流或者来往，这就为客卿的产生提供了基础由此推断，早期客卿的雏形极其可能产生于宗族的离析。在时间的推移下，宗族的人口不断地增加，分支越来越多，这就会导致宗族分支之间的关系会渐渐的疏远。
各族之间关系的疏远造成了自我归属感，一族的人员相对另一族来说就有了“客”的身份，只不过可能当时并没有这样的称呼。这样族与族之间在人员上的来往就成为了早期客卿出现的土壤。
如今看来，西周才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从政治、军事、文化上达到统一的朝代。随着当时各种制度的建立健全，尤其是宗法制和分封制等制度的推广，西周的政治和文化逐渐统一。
这样原来异性血缘为代表的客卿逐渐成为了周人的一部分，这样早期的客卿制度便在同化的过程中消失于无形中。而后春秋时期国家分崩离析，这种差异性再次产生。本已经消亡的客卿制度再度萌芽。
三、 春秋时期客卿的组成与特点随着封建秩序的逐步瓦解，春秋时期社会各阶层也经历了一个分化、动荡的局面，导致人才的流动，跨出国界，从一国流向另一国，以客卿的身份出使他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春秋时客卿出仕他国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客卿的身份也极其的复杂，上有贵族，下有百姓、战俘、奴隶。
春秋时期贵族出奔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贵族出奔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国君昏庸无道，不听劝解；有的因为行为举止有违常理，受到舆论谴责而出奔他国；或者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出奔。总体上来看，春秋前半期，出奔贵族出仕异国客卿不论是在还是规模上都领先与其他出身的客卿。
春秋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巨变导致了大量贵族出奔异国，这股大规模的跨国界人才流动，一方面加剧了封建社会的解体，另一方面也孕育着后世帝国体制下新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萌芽。出奔贵族出仕异国客卿本质上就是向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一种过渡。
随着时代的发展，春秋后期士阶层的构成开始由前期的以武士为主，逐渐转向以文士及知识分子为主。特别是是儒、墨两派兴起之后，这部分以学问致仕的
新兴阶层成为春秋后期乃至战国时期客卿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的客卿出身不一，成分复杂，人才流动频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特点。
但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并未为客卿开设专门的官职，而是对于出奔或者主动游学至此的外来人才，统治者根据其德行才能之大小给予相应的官职，以便为本国服务。客卿日后的升黜则要根据其将来的表现而定，有功者晋升，有罪者罢黜。
客卿授予官职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尊贤尚功”的任用原则；从另一方面来说，“尊贤尚功”的人才任用原则也使得以客卿出仕之人才无岗定官职。客卿官职任命的灵活性和“尊贤尚功”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通过以上对春秋时期客卿的出身以及无固定官职的特点，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对外来人才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上至外国的国君宗室内的公子下至奴隶、俘房，只要有才能就被录用为客卿；另一方面，客卿官职的不固定性又体现出春秋客卿任用的灵活性、实用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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