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随着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的整治，不少历史建筑再次恢复它原来的面貌。在史家胡同与灯市口大街交会处，一尊嵌入商铺门前的石兽再次受到人们关注，这尊石兽破损严重，从形态上看，它头扭向左侧，躯干挺拔有力，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威严。
关于这尊石兽，历来说法颇多，不少人认为它是二郎庙门前的石兽之一。从最新发现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灯市口一带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二郎庙周边共有三尊石兽。因此，这座幸存的石兽是否为二郎庙门两侧的石兽，无法确认。这也为二郎庙增添了更多“神秘”之处。
如今幸存的石兽，它是否为二郎庙的石兽还存疑。
二郎庙在明清时期有很多独特之处：庙很小，只有一间殿宇，却在京城享有盛名；庙的朝向也很少见，坐东朝西。如今，庙已无存，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疑问。二郎庙有着怎样的神奇故事，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建成年代说法多样
根据多方资料，与北京城历史上临街的狭小简陋的土地庙、财神庙不同，二郎庙居然曾经拥有过一块2米多高的石碑（有碑帖拓片留存），另有高大的香炉（民国时期寺庙调查有记载）。因此，在一开间的小庙里安排这么多东西，这多少让后人感到无比奇怪。不仅如此，从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开始，二郎庙就被一种神秘气氛所笼罩。“灯市口东，有二郎神庙，其庙面西，而晓日初出，辄有金光射室中，似乎返照。其邻屋则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相直，殿上火珠（宫殿金顶古谓之火珠，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诗是也——原文注）映日回光耳。”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二郎庙 资料图
围绕二郎庙，出现了诸多传说，比如上面的“夕照金光”，还有“狗神显灵”“野狗附道”等。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情节中，二郎真君逐步淡化，哮天犬逐步成为主角，庙外的石兽也被描述为哮天犬的造像。民国年间，在北京的外国人，将二郎庙直接描述为“狗神庙”。
在传说中的神奇内容被大家口口相传的同时，关于小庙的正史逐步被遗忘。这恐怕是当年建立庙宇的人意想不到的。那么，它真正的历史是怎样的呢？笔者通过综合整理关于二郎庙的有限资料，试图还原小庙的变化过程。当然，很多内容是笔者一家之言，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根据有限的资料，来推断二郎神的建成时间。从康熙年间的碑刻拓片可以了解到，这个寺庙传说是唐代贞观二年（628年）始创，元延祐二年（1315年）重修，明万历甲寅（1614年）复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发生了火灾，后用了10年时间才把寺庙重新建立起来。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建成后，还请到当时的户部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长）石文桂撰写了碑文，道士马良骏等人把文字刻成了石碑。
这是唐代建庙说法的来源。不过，1936年的寺庙调查资料中，则直接声称二郎庙建于隋代，这可能和当时一些资料考证二郎神在隋代成神有关。
而1928年的寺庙调查中称，二郎庙建于明代嘉靖年间。这个说法在碑刻上没有提到，只提到万历年重修。不排除当时负责调查之人不相信这座小庙有那么多历史，就直接引用年度较近的记录，但为何不是碑文中提到的万历，或是真有什么其他资料证明嘉靖重修过，一时无从考证了。
民国时期的几次寺庙调查，对二郎庙的历史考证很少，对寺庙本身也只是做简单记录，很程式化。所以民国寺庙调查所记载的建成时间可能不准确。在没有更准确的资料的情况下，只能相信碑刻内容。
但唐代始建的说法是比较值得怀疑的，因为碑刻上都说只是“相传”建于唐代。在唐代，虽然已经有了二郎（清源真君）的信仰，但这种信仰是否已经传到了当时较为偏远的幽州（北京）还不得而知；而且，如果庙宇的位置没有变化的话，唐代时灯市口一带，是什么面貌，是否有条件建庙也比较存疑。因此，碑文提到的元代重修这个说法还算合理，整个北京城的格局就是从元代开始规划，元代时灯市口也是大都城内的街巷，在人口聚集地建庙，也比较合理。
支持二郎庙建成时间比较早的另一个依据就是民国时期二郎庙照片中的石狮子，躯干造型挺拔有力，狮子鬃毛是长卷发状，有些唐宋狮子的遗风。民国时期的学者考证后记载，石狮子至少是明代以前的造型。这和元代重建契合。笔者猜测，二郎庙是元代建起，并不是元代重建，希望将来能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新证据。
原有西侧建筑或在乾隆年间被拆除
二郎庙在明代万历年间重修，不过关于重修并没有更详细的内容。康熙年间重建寺庙募化耗时十年，落成后甚至请朝中高官撰写碑文，可以看出那时应该是二郎庙最辉煌的时候了，庙宇的等级和地位都比从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只是从这些记载中，人们无法了解二郎庙的建筑布局。目前，唯一能看到二郎庙布局的是乾隆时期的京师全图。
从图上看，二郎庙分三部分：一座南向的殿宇，其右前方和右后方分别有一座西向的殿宇。整个寺庙的三座殿，都整体突出于东四大街西侧的临街铺面。二郎庙没有院墙，没有山门，没有偏殿。民国的《北平旅游指南》中记载，这是因为当年修路而拆掉，进而变成只有一间西向的殿宇。但书中对这个说法并没有提出更多证据。
笔者怀疑，二郎庙从前是一座传统的坐北朝南的庙宇，其建筑群远不止乾隆京师全图上看到的三座殿，甚至更不是民国年间记载的只有一间殿宇的小庙。这其中的变化过程有待研究推断。
当然，乾隆京师全图中，二郎庙的布局虽然奇怪，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按清代寺庙的规制，图上的二郎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座完整的庙宇被拆改后的形态。笔者推测，它被拆掉了西侧的所有建筑，并且整体拆除了围墙。被拆掉的部分包括山门、正殿西配殿，后殿、后殿的西配殿，大殿的原始位置没有变，依然坐北朝南，而且大殿原本位于庙宇的中心，因为拆去西侧的建筑，在乾隆京师全图上，就变成突出街道的庙宇了。
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么二郎庙的西侧墙或许就是元朝街道的边界线，也就是元代东四大街的东边缘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四大街人流量增大，这条南北的道路不断外扩，变宽，其他临街房子都在不断向后退。直到乾隆年间的一次扩路行动中，为了保证交通顺畅，二郎庙也被迫拆毁了西侧的建筑。使得留存的三个殿宇，都变成了当街庙。值得一提的是，二郎庙因为扩路而成为当街庙，并不是孤例。
在乾隆京师全图上，沿着东四大街，一直向北，到达东四牌楼，在东四北侧牌楼的东北角，同样有一座临街小庙，和二郎庙类似，两进殿宇带山门，被围成当街建筑。
综合分析，在元代东四南大街并没有明清时期那么宽阔，二郎庙的西侧墙就紧邻东四南大街，明代万历年间以及清代康熙年间重建时，也保持了相同的格局。但乾隆年间，东四南大街经历了一场大的扩路工程，进而把二郎庙的围墙和西侧建筑都拆除了，大殿也变成了独立于其他建筑的单体建筑。到清末光绪年间，再次扩路，这次连大殿也被拆除。在街道东侧，当时人们另寻一西向空地建成一个小殿，变成了二郎庙的唯一建筑。
当然，这些内容完全是个人的推断，只是希望提出一种可能，供大家探讨。
周汝昌详细记载过二郎庙
民国时，关于二郎庙的布局，资料多了不少。周汝昌所著的《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中，有一段民国时期（大概上世纪40年代）二郎庙的描写。
“庙虽极小，名气则大。庙供奉的是二郎神杨戬。庙并无门，只是木栅为栏，那不过一间小屋的大小，窄小得有趣……”“印象最深的是庙外两件文物：一是庙门南侧（墙由此缩进数尺，成一拐凹之处）有一汉白玉碑；二是庙门北侧墙上深嵌着一尊古石兽，面与双前腿外露，身子在墙里不知有多大。看碑，其体制大约不过是清初所建，这在北京是‘很晚’的、不值细看的‘东西’，碑上文字从未见路人驻足赐目。那石兽可就古极了。看‘面型’不像狮子，似乎略与西城的石虎有相仿之处。前腿高而挺直，此特点表明至晚也是金、元之古物，与明清做法大有分际。此为何兽？未闻谈者。也许就是二郎神的那个捉孙大圣的神犬？愧不能知。”这是民国时期对该庙最为详细的记载。
最近笔者整理发现的一张老照片，大概是1920年左右拍摄的北京街景。从拍摄顺序看拍摄者是从崇文门沿街向北随意拍摄的街景和人物的。其中一张是灯市口大街附近，画面中有一座很小的寺庙，单开间。殿宇两侧各有一块空地，庙门左侧有一座高大的石碑。石碑前有一个造型古朴的石狮子。正中是一个铁香炉，香炉体量不小，连石座估计2米左右，这种体量的石碑香炉通常是中型寺庙所用，和这个微型小庙非常不相称。在香炉远处，隐约能看到一个石狮子，但造型不同于石碑附近的那个。石碑附近的狮子，整体呈坐状，但头部呈大角度的扭曲；四肢健壮有力，造型完全不同于明清风格，与现存二郎庙遗址那座古朴造型的狮子外形非常相像。
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小庙、香炉、狮子、石碑等级比较高等这些特征，都非常符合二郎庙的独有特征。看到这个场景，再根据其他记载以及周先生的文章，这照片拍摄的应该就是二郎庙。如果属实，那它就是目前发现的为数不多的二郎庙影像资料了。
通过照片上的场景，对照周先生文中描述的小庙的景象可知，在上世纪40年代前，二郎庙就剩下一座石兽，且早已破损，不像狮子，这或许就是“神犬”传说的由来。
根据一位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的文章，上世纪50年代这个小庙还保持完好。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小庙墙壁坍塌，二郎神像裸露出来，“瞪着三只神眼，浑身尘土站在瓦砾之中”（塑像留存至1976年这点存疑），周围群众报告有关部门，政府派来工作人员把小庙里的文物取走保护。从此，小庙便消失了，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
（原标题：灯市口二郎庙有何独特之处）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韩立恒
流程编辑：L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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