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西汉名将李陵在送别苏武归汉时写的离歌,也是李陵一个人的战争史,懂他的人能读出哀绝悲恸知音,不懂他的人却觉只是武人质直粗笨的口吻。
别歌
李陵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坠。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句经典名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我读李陵的这首诗,想到的是:投降?还是战死?同样也是一个问题。
自古以来,叛臣降将多矣,别的不说,三国时群雄逐鹿,一身而事二主乃至N主的多了去了,可没有一个降将像李陵,不仅令人同情,还能引起哲学层次的思考。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陵的忧郁和痛苦,都不亚于哈姆雷特。他甚至比那位丹麦王子更痛苦,王子复仇成功后自己也死掉了,两难选择不复存在,可李陵却不仅选择了投降,而且苟活到最后。长痛终究不如短痛,这就是我们的古代猛将与丹麦王子的命运落差。
李陵(?一前74)是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他继承了祖辈的英雄秉性,是个天生的将才,因立战功而得汉武帝刘彻赏识,封骑都尉。诗中所写的这次“以少击众”的战争是李陵主动请缨的,时在天汉二年(前99)。读李陵的请战宣言可知,他是真心想奋击匈奴,报效汉室的,但以五千人马抗击匈奴数万之众,则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膨胀所致,他的请战既是向武帝效忠,同时也给自己挖了一个陷阱。战争前半段,李陵节节胜利,杀敌无算。后来军内出了奸细,告知单于李陵孤军奋战的实情,这才导致深陷重围,矢尽援绝,末了,李陵长叹一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这是极为简单的概述。整个战役的残酷性可能就被这样的概述抹煞殆尽。而投降,最终成了远比死亡更痛苦的精神酷刑。我猜想,李陵是个在君权至上的时代怀有自我意识的人,在穷途末路的那一刻,他的佩剑之所以没有刎上自己的脖颈,一定是对生命的信仰超过了对皇帝的忠诚。作为早已明白“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现代人,我们对于李陵的这一选择,难道有理由和资格指手画脚么?
当李陵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廷,最希望李陵战死沙场的汉武帝刘彻,把李陵的老母妻儿都从边塞召回来,让相士前来相面,发现并没有死丧之色,不免有些失落;后来果然听说李陵投降,更加恼羞成怒,满朝文武看风使舵,前几天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眼下却附和主子,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尽力不知好歹,竭尽愚忠,奋起良知,为本不相识的李陵辩护。他对武帝说,李陵 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史记·李将军列传》)。认为李陵投降不过权宜之计,以便寻找合适的机会报答汉室。这说法得到后人的同情,西晋诗人刘琨在《扶风歌》中就说:“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尽管司马迁的辩护辞合情合理,但虚荣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刘彻早已丧失理智,竟将忠肝义胆的司马迁下狱叛了死刑,因为武将未能“死于战”,就叫文官“死于谏”,皇权的变态和残酷竟至于斯!司马迁在极度的痛苦中,选择了以腐刑免死,这才有了彪炳千秋的皇皇巨著《史记》。
事实证明,司马迁说的不无道理。李陵投降一年后,汉武帝曾派遣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迎救李陵。敖军无功而还,却带回一个坏消息,说李陵正在训练匈奴兵以备汉军。刘彻一听,便把李陵全家老小全部杀掉。李陵闻讯,悲痛欲绝,这才打消了归汉的念头。其实,这是个“假新闻”,为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位降将李绪!
李陵在《答苏武书》中说,自己初降时“忽忽如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一句“忽忽如狂”,与哈姆雷特的佯狂何其相似!
如果仅仅为了苟且偷生,投降本身绝不至于如此难捱!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曾子也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夜深人静,降将李陵默诵前贤的谆谆教诲,该是何等愧悔无地,痛不欲生!
李陵的流亡生涯之所以羞辱,还因为另有一个参照物——苏武。
李陵投降匈奴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武拒不投降,单于只好令他到北海(今贝加尔湖)去牧羊。后来汉匈和亲,汉朝派使者来匈奴,要求释放苏武归汉。匈奴单于无奈,只好同意,不过还是让苏武的好友李陵先去劝降。苏武不从,李陵遂改劝降为送行,执手相看,伤心落泪,不在话下。苏武在匈奴牧羊十九载,归汉时须发如霜!
这首诗正是写于苏武归汉、李陵送别之时。李陵说,如果当初天子赦免自己之罪,保全老母妻小,自己也不至于此!说罢起舞,唱起了这首《别歌》。“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说的正是李陵当时的矛盾心情。钟嵘《诗品》评李陵诗云:“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这里,钟嵘想要表达的,不仅是学术上的见解,还有对李陵的深切同情。
想想,命运真是弄人,这样一对好朋友,竟成了道德评判的两极,互为反衬,极具张力。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音乐课上,就学过一首《苏武牧羊》的歌曲,歌词沉郁顿挫,旋律哀婉凄怆,令人低回:
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旌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塞上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
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总不亏。宁教匈奴惊心破胆共服汉德威。
然而现在读这歌词,心情就复杂得多。平心而论,我真不知道苏武和李陵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如果说苏武是“求仁而得仁”,那么,李陵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以投降的方式把人生和世道的很多东西参透了:汉武帝希望他死,恰恰说明这样一个皇帝不值得为他死;汉武帝杀了他全家,恰恰说明一个毫无人道的国家根本不值得效忠。
李陵其实是和司马迁一样屈辱地活着,但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发现并捍卫了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只可惜,在黑暗蒙昧的中世纪,人们尚且无法确认,像李陵这样一个叛国者和流亡者的人类学意义,以及其超越民族和地域局限的终极价值。
九泉之下,不知李陵是否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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