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是每一位中国人的骄傲，然而唐朝除了我们看到的光鲜亮丽外，也曾有过虚弱，有过屈辱。这个强大的王朝也曾对外称臣：
突厥是中国国北方境内一个古老显赫的民族。早在南北朝时期，突厥族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了隋朝初年，突厥族内因讧，统治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隋末天下大乱，东西两大突厥部落看准时机，迅速统一，势力迅速发展，一跃成为雄居漠北、力控西域，甚至对中原地区也造成严重威胁的强大军事力量。
早在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北边的突厥竟用数万兵马多次冲击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吓跑了突厥兵。更可恶的是，在突厥的支持和庇护下，郭子和、薛举等纷纷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随时都有被隋炀帝借口失责而杀头的危险。
人们都以为李渊怀着刻骨仇恨，会与突厥决一死战。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把金银珠宝统统送给始毕可汗。
而同时，隋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已逐渐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从隋炀帝大业七年到了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全国各地先后兴起的大小不下100支反隋起义军，起义军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隋朝政权的崩溃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各路起义军也遭到了严重创伤。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在这个各方虚弱的时候，等待时机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正式起兵。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父子两选的时候确实好。
就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这个“捡漏王”又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一番而去。突厥的袭击，使李渊、李世民父子意识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为了消除突厥的威胁，李渊、李世民父子与心腹刘文静商议，由唐公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一份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
刘文静到达突厥时，始毕可汗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听了大喜，立即派遣大将康鞘利率领二千骑兵，随刘文静前往太原，又赠与马千匹表示友好。因为汉人素惧突厥兵英勇善战，李渊军中有突厥骑兵，自然凭空增加了声势。这对于刚刚发家的李氏集团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赏赐”这词用得很妙，下级给上级应为进贡，上级给下级才为赏赐。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虽然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优容”，实际上是由于实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满足对方的贪欲，对突厥的各种无理要求不敢有违抗。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能举行的隆重礼节。而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
唐朝统一全国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突厥颉利可汗更于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表示臣服，才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
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年）以后，唐朝对突厥的臣服终于有了改变。此时，唐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兵源极广，士兵人数也大幅度攀升；相反，突厥的实力却逐渐下降，一些属国纷纷起来反抗，突厥上层统治者中间又出现分裂，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唐朝的变化。
从617年到629年的这十二年里，雄材大略的李世民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解决突厥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突厥问题而咬牙切齿。时机，时机，他在等待时机。终于在贞观三年（629年），的历史，李世民命李靖率领唐军主动出击突厥，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彻底消除自己心中隐忍了十二年的阴影，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太宗当面数明颉利的罪状，但仍授他官爵，赐田宅，把俘获的部众安置在北方边境地区，设都督府，由突厥人自己担任都督加以管辖。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这种宽容政策也使得各族首领纷纷上表“相率内属”，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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