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府出钱购买人力服务，称为“和雇”，其中有“双方自愿形成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意思，这是经济发展繁荣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雇”兴起于唐代，与“和买”“和市”并行，都强调买卖双方的自愿性，不过“和买”“和市”侧重用于一般的货物，“和雇”更强调人力服务的购买从军粮运输、城墙修筑等官府徭役征调，到私人仆役的选择，“和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宋代，“和雇”愈加成为社会经济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其活力甚至影响到国家机构的存废，宋代最大的音乐专业机构教坊便是在“和雇”力量的冲击下最终取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南宋的地方势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南宋的地方势力
中国古代官府出钱购买人力服务，称为“和雇”，其中有“双方自愿形成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意思，这是经济发展繁荣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雇”兴起于唐代，与“和买”“和市”并行，都强调买卖双方的自愿性，不过“和买”“和市”侧重用于一般的货物，“和雇”更强调人力服务的购买。从军粮运输、城墙修筑等官府徭役征调，到私人仆役的选择，“和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宋代，“和雇”愈加成为社会经济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其活力甚至影响到国家机构的存废，宋代最大的音乐专业机构教坊便是在“和雇”力量的冲击下最终取消。
教坊是兴起于唐代武德间的音乐机构，它负责为朝廷岁时宴飨提供音乐歌舞。在宋代，教坊发展成为最大的音乐机构，举凡春秋祭祀、国事大典、帝王车驾、奖酬重臣等所需礼乐，教坊是重要的提供者。宋代音乐歌舞繁荣，无论是国家礼乐建设、还是民众娱乐，教坊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教坊在北宋百余年的发展中走向极盛，而后经过战乱、国家财政吃紧，教坊不可避免走向衰落。最终取代教坊职能、使教坊最终裁撤消亡的，则是貌似与其不相干的、由经济领域进入娱乐领域并发挥作用的“和雇”。“和雇”这一经济活动方式在宋代民间音乐繁盛之际进入娱乐领域，使得宫廷、官府不再依赖教坊这类音乐机构，随时可以用货币从民间购买娱乐歌舞服务，这极大冲击了音乐机构的存在基础。乐舞实现“和雇”，使维持庞大教坊运作的开销变得不必要，教坊的裁撤也顺理成章。
“和雇”在歌舞娱乐领域的流行，消解了宋代教坊百余年形成的地位，是经济活动方式影响音乐机构命运的一个有趣案例。“和雇”消解教坊的过程，也成了我们考察传统音乐活动的一个窗口。当然，“和雇”不是影响教坊命运的唯一因素，它推动教坊走向裁撤也不是一个太短的过程。
宋教坊是以宋初平定诸国所获各地乐人精华为基础，历经几代帝王建设而成。教坊在宋朝地位独特，宋初礼乐并不齐备，教坊甚至在大朝会中代行太常寺的某些职责，比如提供大朝乐；最初管辖教坊的是宣徽院，而宣徽院向来由重臣执掌，神宗元丰年间改制，教坊才归太常寺。教坊是北宋音乐精华所在，其影响不仅限于歌舞表演，它也代行教习其他机构人员的职责，如军乐团钧容直、东西班乐，宫廷乐团云韶部，其人员都有在教坊接受培训的经历；宗室贵族也可以聘请教坊人员教习家伎；徽宗赵佶改革雅乐，专设大晟府，在人员和音乐上同样受到教坊影响。北宋晚期，宋教坊走向极盛。
“靖康之变”是宋教坊衰落的开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面对金兵的威胁，宋徽宗裁撤了大晟府、教乐所等音乐机构，并削减了教坊超编人员，其《己未罪己诏》说：“六尚局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乐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采石所，罢待诏额外人。”金兵入汴，教坊的大量人、物作为战利品被掳，大伤元气，金教坊却因此而奠定了崛起的基础。
南宋初建，宫廷、官府对教坊礼乐属性的需求，如祭祀、庆典、表彰功臣等的用乐，并没有多少削弱，对教坊娱乐属性的需求暂时不那么强烈。更主要的是，民间音乐的繁荣，使得公私歌舞需求逐渐可以通过“和雇”获得满足。不断出现的政治、军事突发事件，客观上也成为“和雇”介入教坊乐署功能的契机，教坊的编制、规模逐渐被削弱。教坊管理逐渐松懈，受重视程度也大不如既往。
高宗赵构建炎二年（1128）二月的《减罢内侍官兼钤辖教坊诏》，规定不再任命内侍兼管教坊，“所有内侍钤辖教坊，名阙可减罢，更不差置”，这是教坊地位削弱的一个标志，颇有任其自生自灭的意味。后来时局一度平稳，高宗在绍兴十四年（1144）正月，重建教坊，任命内侍管理，试图恢复其在北宋的旧观：“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十有六人，以内侍充钤辖。”《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30）然而仅仅在十七年之后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赵构惊慌之下，于六月匆匆取消教坊，竟将其归并到刑部：“癸丑，罢教坊，并敕令所归刑部。”（《宋史·高宗九》）教坊人员则任其自谋生路：“癸丑，诏罢教坊，其乐工许自便。”（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停罢后的教坊，其中人员精华为宫廷、官府留用，一部分归后来的太上皇赵构所居的德寿宫，一部分归临安府衙前乐：“绍兴末，台臣王十朋上章，省罢之后，有名伶达伎，皆留充德寿宫使臣，自余多隶临安府衙前乐。”
此时教坊人员遣散，运作停止，但是机构应该还保留并隶属修内司教乐所，不过其职能已为临安府衙前乐和“和雇”人员所承担，稍后的宋人赵升提及：“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赵升《朝野类要》卷1）教坊名存实亡，其职能为“和雇”活动所取代。
如此，大规模节庆礼仪活动，临时雇佣市井艺人表演的“和雇”活动，取代了教坊这一音乐机构的功能，如《宋史·乐十七》所说：“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明以更不用女乐，颁旨子孙守之，以为家法。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犹简，而有关乎君德者良多。”于朝廷而言，在保证礼乐活动完成的前提下，节省了之前经年维持教坊机构运作以及人员支出的费用，又收获了节俭的美名，可谓两全其美。
隆兴二年（1164）皇帝生日的天申节，孝宗赵昚大约产生了重启教坊、用乐庆寿的念头，又担心性价比不高，矛盾之余有了这段君臣对话：
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脱脱等《宋史》卷142）
临时点集，即宫廷、官府乐工与“和雇”乐人遇事围绕特定主题进行短暂的集训、表演，而不必形成长期固定的机构。罢教坊之后，“和雇”显然成为帝、后生辰庆贺活动中承担教坊职能的重要方式。
循此先例，第二年朝廷接待金国来庆贺孝宗生辰的使臣，大宴活动需要表演人员几百人，朝廷于是“下临安府募市人为之，不置教坊，”借助临安府、御前忠佐司人员以及“和雇”乐人实现了教坊的职能，其中临安府提供“乐人三百人，百戏军百人，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百三十七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御前忠佐司提供“相扑等子二十一人”，孝宗临时取消了小儿及女童队。需要增加的环节，是和雇人员需要提前两旬（20天）在修内司练习彩排。（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4）
大约在孝宗乾道、咸淳年间，教坊作为名义上的机构也从修内司教乐所裁撤了。“和雇”冲击之下教坊彻底消失在歌舞场。服务于临安府衙前乐的“教坊旧人”，后来也同样被“和雇”乐人取代，时人描述这一情形，不无感伤地说：“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歧路之辈。”（赵升《朝野类要》卷1）
作为音乐机构的教坊彻底裁撤之后，“和雇”乐人也以其实力证明了可与乐署乐人媲美的实力。周密《武林旧事》收有孝宗乾道、咸淳这一时段，负责承担旧教坊职能的“乾淳教坊乐部”人员名单。这份名单中，乐工来源有五：太上皇赵构的德寿宫、前教坊、前钧容直、临安衙前乐、和雇，在需要人员较多的流行部色中，“和雇”部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杂剧色”：德寿宫10人，衙前22人，前教坊2人，前钧容直2人，和雇30人；又如觱篥色：德寿宫5人，衙前24人，前教坊3人，前钧容直2人，和雇37人。
可以看出，与宫廷和乐署人员相比，“和雇”人员在规模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不逊于任何一家音乐机构。“和雇”艺人来源充足、实力雄厚，是朝廷最终裁撤教坊的最大底气所在。
概而言之，新旧更替是社会所有领域内部共有的规律，“和雇”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进入音乐文化领域，最终成为最大音乐机构——教坊裁撤的主要推动力，以其强大活力取代了教坊大部分职能，又说明新旧更替是可以跨界存在并实现的。
（作者：董希平，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乐署与宋词演唱研究》〔18BZW053〕阶段性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