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 “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印刷，主要是指隋唐之交出现的雕版印刷和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迄今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活字印本。可喜的是，上世纪9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对西夏故地的考古中、在对近百年来出土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相继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这些活字印本，与其他西夏文献相比，具有更为重要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不仅填补了我国早期活字印刷遗存资料的空白，而且为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技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近年来，媒体对宁夏贺兰县西夏木活字、甘肃武威市西夏泥活字研究成果涉及的人和事，曾多次给予报道。好人好事，多报道几次，无可厚非。但在拜读有关文章中，却发现其中有一些混乱的提法及明显的错误。为了传播正确的知识和信息，似有必要予以澄清。为此，不揣浅陋，撰写此文，恭请同好不吝指正。
一、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和研究
我国西夏活字印刷品的发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见之于报刊的。其中最早的当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该经计有9册(7完2残)，240多页，约10万多字;白麻纸精印，蝴蝶装。文字工整秀丽，版面疏朗明快，纸质平滑，墨色清新，是古代优秀版本之一。笔者研究认为它是西夏后期印本，系木活字版所印。
这一研究成果，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 “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口头发表。由于此前没有发现活字印刷品的报道，学界普遍认为木活字为元代王祯所发明，故这一发言受到格外重视。笔者的论文《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2期)发表后， 引起学术界更大的关注。文化部接受学术界的呼吁，于1996年组织了对“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鉴定，确认《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 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为此，1997年，笔者荣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 ”[1]，1999年又荣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更值得庆幸是，西夏木活字的研究成果，已写入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3]。在此期间，海内外媒体广为报道，有的称笔者为“改写印刷史的人”。对此称呼，笔者诚惶诚恐，实不敢当。与此同时，孙寿岭先生对1987年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西夏亥母洞遗址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佛说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经》，经折装，存下集四品，总54面，计6400多字)进行潜心研究，著文在《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发表，认其为西夏仁宗时期泥活字印本，同样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98年国家文物局组织鉴定，专家们认为此经为活字印本当无争议，然而，是木活字还是泥活字，则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提出尚需进一步研究。受孙寿龄先生委托，笔者在孙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认为经文中有因泥字小气眼形成的“气眼笔画”字， 又有因泥字的釉面形成的“变形笔画”字等，这些泥字在陶化过程中产生的现象，肯定它只能是泥活字，而不会是其他活字[4]。孙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煮饭炉上经过反复试验，烧制出3000多枚泥活字，并印出《维经》仿本，用更为确凿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其为泥活字。本世纪初，这一发现引起媒体的重视，相继有人采访孙先生，并有人称其为“当代毕昇”[5]。
此后，又有论著记述，在俄藏黑城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6]，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的考古中[7]，在宁夏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印本[8]。到目前为止，海内外现存西夏文活字印本计12种之多。另外，在敦煌、黑城遗址、银川新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还有若干尚未知名的活字印本残页。上述活字印本，都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它的发现是印刷史上的大事。这些发现，对我国和世界印刷史、特别是西夏印刷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韩国和我国的印刷术发明权之争
笔者所以要谈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媒体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更因为在有关报道中也有些似是而非的提法，从而误导了读者，造成不好的影响。其实，中韩学术界在印刷领域的争论，除印刷术发明权外，还有金属活字发明权的问题。
有关金属活字起源和发明的争论，是从《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一书的研究引起的。该书是高丽时期(918—1392)的汉文铸字①印本，尾题表明它印于“清州牧兴德寺”，时间是北元“宣光七年” ②，也即高丽辛禑王三年，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原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972年，韩国学者在巴黎国际书展发现该书，十分重视，加以影印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这本书比中国现存最早的明弘治三年(1490)铜活字印本《宋诸臣奏议》要早100多年，于是得出金属活字起源于韩国的结论，进而认为清州兴德寺是金属活字的发祥地。其实，所谓金属活字，包括铜字、铅字、锡字、铁字等。我国学者大多不同意韩国学者的观点，潘吉星先生根据详实的资料和缜密的论证，认为13世纪初，我国金代的“贞祐宝券”，就是用铜版和铜活字结合的技术印造出来的。为了防伪，“宝券”上的字号、字料及相关官员的花押，都做成铜活字，只有在开印时，才嵌入铜版预留的凹槽中[9]。笔者也曾著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根据元王祯《造活字印书法》记载，至迟在南宋后期，也即13世纪中后期，我国就用锡活字印书了。尽管没有实物印本留传下来，但金属活字的起源不在韩国而在我国[10]。如上所说，韩国人只是和我们争夺金属活字发明权。
中国和韩国的争论，更主要的是在印刷术的“发明权”上。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我国古代印刷术，主要是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出现于7世纪初的隋唐之际，比毕昇发明活字要早400多年。一般所说印刷术的发明，主要是指雕版印刷。中韩学界争论的焦点，正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在何处这一问题上。
这场争论，是由韩国的一个偶然发现引起的。1966年秋，在韩国的新罗故都庆州市释迦塔中，发现了汉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简称《无垢经》)一卷。韩国政府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很快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珍藏于的国立中央博物馆。经韩国学者研究认为，这部经刊印于公元704—751年之间，是古新罗印本，比中国有纪年的最早的印刷品——刊印于公元 868年现在仍藏于英国的敦煌《金刚经》要早100多年，从而得出这部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并推论出印刷术起源于韩国的结论。同时，希图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使这一认识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③。数十年来，韩国学者不断著文阐述这一观点，宣传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并将这一结论写入小学《社会》课本，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韩国人发现《无垢经》之秋，正是国人遭受文革灾难之时，成为 “反动权威”的学者，怎能知道境外发生之事! 直到1979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团访华，著名华裔学者钱存训先生带来有关资料，我们才如梦初醒，知道了韩国这一重要发现和他们的观点。1981年，我国印刷史家张秀民先生，率先著文提出，韩国发现的《无垢经》，是从中国传入古新罗的 “唐代印本”，并非新罗所印[11]。此后，包括美国的钱存训博士，台湾的李兴才教授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文反驳韩方的观点[12]。但是，直到1996年，也即韩方关于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宣传了30年之后，我国学者才意识到，和韩方争论的是事关印刷术“发明权”的重大问题，并提出要 “捍卫”属于我国的这个权利。
①韩国人称金属活字为“铸字”，通常是指铜活字，偶而也有铅字、锡字、铁字等。
②见该书尾页题款。有意思的是它不用高丽纪年，也不用明代年号，而用中国文献中都很少出现的北元年号。
③[韩]李弘植，《从木版印刷看新罗文化——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陀罗尼经》， 《韩国社会科学论集第八集》，1968年;金圣洙，《关于韩国木板印刷起源年代的研究》， 韩国《书学杂志》第十辑，1994年。译文均见中国印刷博物馆编，《中国印刷术起源问题研讨文集》，1997年。
于是有更多的学者纷纷撰文介入这一争论，从而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大家发表了不少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从考古学、佛学、文字学，书体、纸张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深入探讨，用无可辬驳的证据，阐述了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先生[13]。笔者也曾著文反驳韩国学者的论点[14]。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和韩国的争论，不管是 “金属活字发明权”，还是 “印刷术的发明权”，归根结蒂是个学术问题。学术问题靠 “抗议”、“声讨 ”是解决不了的。当然，不是说我们对这一问题可以漠然视之。但要解决问题，首先要靠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充足的论据来说明印刷术起源于中国、发明于中国。前面已经谈到，我们的专家学者已经作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1997年， 在韩国召开的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参加的“东西方印刷史国际讨论会”上，我国学者向与会的各国专家发表了我们的观点，鉴于我国学者，还有美国、日本学者的不同意见，联合国未认可韩国的 “印刷术发明权”和 “金属活字发明权”。
三、媒体对西夏活字印刷的误读
(一)西夏木活字成果的鉴定不存在与韩国争论的政治需要
谈到这里，使我想起了关于西夏木活字鉴定过程中的一些情况。1996年，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经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木活字印本后，宁夏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很快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一重大研究成果，海内外数十家报纸、电视等媒体纷纷报道，的确为弘扬华夏文化，扩大宁夏影响起了良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就有人说，为什么文化部这么重视，亲自出马组织鉴定，还不是因为要和韩国争论的政治需要。还说什么，宁夏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有力的证明了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好像如此一说真的就会把韩国打败，我们可以得胜回朝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是亲历者，关于西夏木活字的鉴定过程和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恍如昨日。我的关于西夏木活字的研究论文发表后，引起首都学界人士的重视，希望有关方面能对这一印刷史上的重大成果组织鉴定。我曾以迫切的心情，向宁夏有关部门反映了首都学界意见，希望组织鉴定，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文化部所以接受这个鉴定，完全是首都学术界呼吁的结果。可以说，从具体制定鉴定方案到鉴定实施，文化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提及和韩国争论的事。当时参加鉴定的十几位委员，如俞伟超、史树青、潘吉星、郑如斯、徐苹芳及史金波等，都是首都考古、西夏、版本、印刷史方面最有影响的学者和权威，他们谁也没有提及和韩国的争论。人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本读》是不是西夏时期的印本(元代也有西夏文印本)，说它是活字、特别是木活字的论据是否充分。学术就是学术，把什么都和政治联系起来，应该说是很可悲的。
(二)试制成泥活字的不止孙寿龄一人
有报道说，韩国与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曾试制过泥活字，然而，终以失败而告终，只有甘肃武威博物馆孙寿龄先生试制成功。据我所知，韩国学者没有人试制过泥活字，倒是我国学者试制泥活字成功的并非孙先生一人，孙先生也不是第一人。其实早在清代，江苏苏州的李瑶[15]、安徽泾县的翟金生，都用自己制造的泥活字印了书[16]，印书的泥活字还有留传下来的，并被有关部门收藏[17]。就说现在，在孙先生前后都有人研究和试制了泥活字。20世纪80年代，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造出了泥活字，用其字排印了样张，并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送到加拿大、美国展览，受到重视[18]。笔者也曾有幸目睹了这些制作精致的如铅字般的泥活字。2003年，中国印刷博物馆尹铁虎先生，在进行关于《毕昇活字版实证研究》项目中，也造出了泥活字，在课题组的报告中，他将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一段文字用自制的泥字排印出来，并绘制了20幅精美图画，将活字印刷的工艺流程展示出来①。有的媒体称孙先生是 “当代毕昇”，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张先生、尹先生又应该给个什么称号呢! 应该说，只有发明汉字信息处理和汉字激光照排，从而使印刷术“告别铅与火”的时代、并进入一个新纪元的王选院士，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当代毕昇”[19]。
(三)毕昇泥活字是“否定”不了的
报道中所说的有些韩国学者企图“否定”毕昇泥活字存在的问题，笔者也十分关注。从历史上看，韩国学者都承认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是毕昇，但近年来，却有人提出毕昇泥活字只是 “没有在实践中使用”的“设想”，企图“否定”毕昇泥活字的存在。应该说，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从清代以来泥活字成功的试制就是证明。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对毕昇泥活字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毕昇被称为“活字鼻祖”，是今天人们深入研究后得出的新认识。过去，可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对毕昇泥活字提出质疑的并不全是外国人，我国学术界泰斗级人物如罗振玉、胡适等，都曾认 “泥不合印刷”。当时学术界有如此认识并不奇怪，谁承想泥上能刻字呢! 应该说，这些学者并无恶意，也不是想否定什么，所以提出质疑，是因为当时未发现新的材料， 研究也欠深入。不应把这种怀疑看得很严重。韩国人对泥活字的质疑，有的可能是情绪上的一种宣泄，也有人是对毕昇的“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 ”理解的错误。“薄如钱唇 ”是指泥字上刻字的深度，而他们错误的理解为字的高度。如果泥活字刻在仅有一两毫米厚的泥片上，当然强度不大，容易损坏，不能实用。实际上，今天所见清代翟金生泥活字的高度是12毫米，孙寿龄先生赠送笔者的一枚西夏文泥活字，其高度是17毫米。这些泥活字个个坚贞如骨角，廉价实用。再看《梦溪笔谈》所记：“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恰好说明毕昇有过用泥活字印书的实践。
(四)说西夏泥活字比毕昇泥活字早纯属无稽之谈
有的报道说，西夏文泥活字比毕昇活字印刷还要早，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有人见到报道后就问我是不是这样;也有人以此为自豪，认为西夏就是了不起。我们知道，毕昇是北宋仁宗时人，他的泥活字，是在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的。这时正直宋夏战争时期。孙先生研究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西夏仁宗仁孝期间(1140—1193)的印本，它的刊印比毕昇发明泥活字晚了整整一个多世纪，怎么能说西夏活字比毕昇活字还要早呢?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西夏文化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尽管西夏在印刷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技术，都是从宋朝、从中原学来的，这种关系是绝不可以搞颠倒的。
(五)余论：传播正确的知识信息是记者应尽的责任
我知道，记者不是专家，不能用专家的水平要求记者。但是，如果说真是需要 “捍卫”什么的话，连这个问题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完全搞明白，那您如何 “捍卫”呢! 因此， 面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包括学术问题)，记者是否得下点苦功，将基本概念搞清楚再动笔呢? 我想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联想到近年来，媒体曾经热抄的所谓某人是西夏皇室后裔的问题， 还有四川羌族姑娘到西夏陵祭祖的闹剧等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②，学术界多有非议。又如对宁夏大麦地岩画研究的宣传，报纸及网络以猎奇为要务，充斥着所谓突破性进展的报道：毫无逻辑地宣称用 “国际权威的丽石黄衣测年手段”确定大麦地岩画最早刻凿年代为16 000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为世界最早 (国际学界从未单独应用有争议的地衣测年法测定岩画刻凿年代， “国际权威 ”更是子虚乌有);望文生义的猜测大麦地岩画是汉字最早的渊源等等，不一而足③。这些不当宣传，只是给学术界增添了笑料，给相关部门的学术声誉带来了损害而已。
①尹铁虎，《毕昇泥活字实证研究访问综记》，《中国印刷》2003年第12期。2004年，笔者收到尹先生惠赠的装帧精美的《毕昇泥活字实证研究》一书，书中“序”及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一段文字， 皆为科题组自制的泥活字所印，并附有精美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流程图解》20幅。
②所谓某某人是西夏皇室后裔的问题，因无确切的资料可以证实，而为学术界非议。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西夏皇族后裔考论》一文，用丰富的资料和严谨的论证，对后裔论进行了批驳，文载《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③汤惠生，《关于宁夏大麦地岩画的时代及相关问题》，《岩画研究》2005年卷。
当今社会是快节奏的时代，发稿要快， 效果要好，当记者确实不容易，很辛苦。但有些青年朋友，是否过于浮燥，不够认真严肃呢?我想，大家不会忘记，传播正确的知识信息，是媒体的基本职责之一，也是记者的责任和良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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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31-36页。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所成立于1986年6月，承担宁夏全区地下和地上文物的调查保护、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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