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增订版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季进教授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访谈录结集，访谈对象包括宇文所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葛浩文、顾彬等学者。内容既涉及学术，又时而穿插闲话，机警回答与琐碎闲话的背后，往往渗透着学者们深厚的学养，颇能予人以启发。
季进，1965年生，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钱锺书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钱锺书与现代西学》《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李欧梵、季进对谈录》《陈铨：异邦的借镜》《阅读的镜像》《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彼此的视界》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在《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中，作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来审视评价海外汉学，而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既尊重文化差异和汉学家独有的文化视角，又以自觉的文化意识依托本土资源与之展开平等对话。这样的访谈以及相应的海外汉学研究，对于我们考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思考中国文化的输出战略、建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维度都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评价道：“目前国内关于海外汉学的访谈著作并不少见，但在我看来，都不像这本《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能如此既概观全局，又深入核心；既通透历史，又执着现状；既有理论深度，又是朋友间闲话家常，娓娓而谈，使访谈内容于不知不觉间，渗入读者心田，臻于润物细无声的妙境。”
精彩书摘：
《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夏志清访谈录》（节选）
作者：季进
关于萧红研究
夏志清：当时写端木的时候，我就发现萧红了不起，张爱玲下来就是萧红的文章好，《生死场》、《呼兰河传》真是好得不得了。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柳无忌晓得吧？他妹妹柳无垢在香港跟萧红是好朋友。我认识柳无忌，就写信跟他谈写萧红的事，问他柳无垢在哪里，我想问问关于萧红的情况。他一听，就说好啊，我的学生葛浩文也在研究萧红，我让他跟你通信。以前研究萧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是我第一个讲她好，我真是伟大。可是葛浩文博士论文也写萧红，如果我一写萧红，他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所以我干脆就不写了，让年轻人去写。做人品德很重要，有时就是要奖掖后进。有的人不管的，管你什么人在写，我只写我的，甚至老师抢学生的饭碗。我跟葛浩文原来也不认识的，后来通信，我也没跟他说过我本来要写萧红的。
季进：葛浩文就是以研究萧红一举成名的，后来把萧红的作品都翻译成了英文。他现在也算是中国文学的翻译大家了吧？包括莫言、苏童、余华等人的大量当代文学作品都是他翻译到美国的，今天下午的会议上，葛浩文也在呢。
夏志清：这方面他作了不少贡献。要是其他人就不管他了，我写我的，可是我的东西写出来以后，人家就很难写了。像我写了张爱玲，讲出了张的好处，现在人家就很难写了。他可以翻译，可是要再评论就不容易了。
评判作家的标准：
夏志清：我评判的标准还是文学的标准，这是我比其他人深刻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故意要把我定位成反共的学者。你看茅盾、吴组缃都是左翼作家，我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萧红也是啊，你看我这么捧她。我评断作家作品的好坏还是看文学价值的，没有完全用政治来定性。我当年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没有机会读到萧红的小说，后来一看，真是了不起！所以我后来一直要提萧红，她是不朽的作家，几百年都不朽。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提呢？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和张天翼都很有成就，张天翼甚至可能更伟大。沈从文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很嫩的，而张天翼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很老练。这个你一定要帮我写清楚，夏志清肯定的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论里就说，这四个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显示出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季进：从一种全面真实的文学史来看，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还有张天翼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给予合适的定位绝对是我们重返文学史的必然途径。可是，您也知道，八十年代以后，先后出现过“张爱玲热”、“沈从文热”、“钱锺书热”，这都跟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着直接的关联。您是不是觉得这里面也有一种过热的现象？
夏志清：当然有啊，我是不赞成的，过热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现象。依我看，鲁迅也是过热嘛。我对鲁迅的评价是很低的，我们不说其他，单说学问就绝对不如他的弟弟周作人。周作人用功啊，懂好几种外文，文学方面都懂。鲁迅就懂一点东欧文学和苏俄文学，可是《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都不看。他最喜欢看的是一些画册、木版画什么的，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他是不看的。当然，像陀氏的最短的《穷人》他是看的。其实，陀氏真伟大啊，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就是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我们仨》的评论：
夏志清：我写的《我们仨》的评论文章，是登在《中国时报》上的，我寄了一份副本给杨绛。这本书其实写得不好，写一个什么梦幻，没什么道理。这梦做得有点莫名其妙。梦要写得恐怖，可能还有一些力量。最后一部分写得比较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对钱瑗婚姻不满意，提到了亲家，可女婿连名字都不提，不知什么道理。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夫妻关系这么好，可女儿的婚姻却很不幸。后来杨绛写信给我，说我女儿的婚姻好得很，原来的丈夫非常好，现在的也很好，我是很欢喜我女婿的。可是这哪里看得出来啊，我只是根据材料说话嘛。她说的事实，书里可真的看不大出来。这个杨绛！
季进：《我们仨》出版以后，不少人都质疑这一点，一方面说他们跟亲家母关系很好，一方面连女婿的名字都不愿提及。杨绛先生当然不会喜欢您这篇文章了。
夏志清：对啊。她说你不懂，哈哈。杨绛的父亲当年在上海不得了啊，我见过一面的。
季进：对，杨荫杭，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还是《申报》的副总编辑，当年他在《申报》上的“时评”、“常评”已经收成了厚厚的一本《老圃遗文辑》。
夏志清：当时在上海，朋友们让我追杨绛的妹妹杨必，那时她刚刚英文系毕业。我毕业了两年，穷书生一个，没有钱，哪敢追啊！要是现在，倒也门当户对了，哈哈。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杨必的学生，她跟我说，杨必是很骄傲的，看不起人。如果当年杨必跟了我，那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对，绝配！苏州人跟无锡人结果本来就最好的啦。可惜我那时没有钱，也没有她漂亮。哈哈，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这个人很可爱的，对不对？我比钱锺书可爱吧？
季进：是的，哈哈。
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
季进：我们再回到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看到王德威写了一篇新版导论，称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创立了一种 “夏氏范式”，我觉得这个评价太经典了。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出，整个改写了对文学史的认识。现在回过头来，您对这本小说史有没有什么评价？
夏志清：最大的遗憾就是有几个优秀的作家没有讲，比如李劼人，比如萧红，都没有好好讲。还有，没有把晚清和民初的小说专门加以讨论，这是全书缺失的方面。我当时一无所凭，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啊。我当时房子很小，只有两架书，哪有现在这么多啊。我都是一包一包地从图书馆借回来，看好了再还回去。耶鲁图书馆所藏的现代文学作品我全翻过了，然后就每个月到哥大图书馆借着看。上午动身，下午看一下午书，再挑选自己需要的书和杂志，装一手提箱带回来看。我写巴金、老舍什么的，身边都没有书的，全凭笔记，竟然没有弄错，真是不容易啊。我现在想想真是伟大。其实，我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好感与恶感，来评价这些作家作品的。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看过，后来又是读的西洋文学，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作品，都是到了耶鲁之后从头看起的。这时我已经拿到英美文学博士，看法自然完全不一样了。
文学的好坏没什么中国标准、外国标准的，中外文学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初版序里早就说过，作为文学史家，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点。比如我一读到张爱玲，就觉得她的文字实在是太好了，象征的运用十分圆熟，不断地给你刺激，不断地有所创新，我毫不犹豫地把她定位成一个优秀作家。其他人也许也看到了她的优秀，可是说不出来，而我很清楚地把她的优秀论述出来了，这一点我真是了不起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