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院16级小周同学来信：
我的问题由头很简单。《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您提到汉语汉字具有“文化通约性”，这不仅体现在汉语句子的展开上，也体现在汉字的结构特征上。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通约性”是要建立在“文化认同感”上的，而“文化认同感”的形成要经过时间的磨合与历史的积淀。如白居易作《船夜援琴》，我们就算未品其文，心中会不由自主地觉得，白居易弹奏的“理所当然”是优雅之曲，而非呕哑嘲哳之音——“船”予之以景，“夜”渲之以情，“援”晓之以形——这都是身为中国人所有的文化认同感。其无碍于情解、无碍于理解者，就在“理所应当”这几个字上。
而在新媒体逐渐代替传统媒体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一些网络语言渐渐流行于我们的生活，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舶来品。近几年，日本的颜文字以及其他的字符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聊天以及书写中，如O(∩_∩)O~~、/(ㄒoㄒ)/~~等。我们将这些符号称为“颜文字”。
从文字的定义来看，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後形声相益，即谓之字。”颜文字以其形象地表达我们面部表情而流行于网络，我觉得它似乎具备了象形的特点。但是这些字符并不能独立构成句子，且表达的范围和含义十分有限，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流行于网络的“颜文字”是否算得上一种文字？
网络流行语似乎并无国界、文化之分。它们简明、形象的特点使我们就算没有文化认同感也能准确地明白对方到底想表达什么。比如“orz”就表示“跪”，“囧”表示窘迫和尴尬，“233”表示“笑到放屁”（有点不文雅哈哈哈）。
汉字具有“文化通约性”，这样看来网络语言似乎也有“文化通约性”，甚至能比汉字更易让人理解。
但是网络文字缺乏历史文化的积淀，只是酒余饭后的“快餐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们的表达趋于无脑化和低端化。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些网络语言的诞生是语言的进步呢，还是退步？
小周同学的思考，围绕着“文化通约性”。但他对“文化通约性”的理解是望文生义了。
所谓“文化通约性”，指的是能够在一种文化内部“通约”于各种文化现象的东西。
那么，哪些东西能够在中国文化各种表现形式中“通约”，即成为“公约数”的呢？
只有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整体思维。
与之相关的，还有具象思维、主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等。这些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季羡林先生分析中西文化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
“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
季羡林认为，分析就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优点是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缺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综合和分析，作为中西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是怎样在中西文化各自的表现形式上，进行“文化通约”的呢？季羡林说：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重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季羡林《神州文化集成序》，新华出版社1991）
这就是思维方式在文化各种表现形式中的“通约性”。
作为思维方式的“文化通约性”，不可能在中西文化中获得共同的“文化认同感”。
前者是文化的，它在一种民族文化中，是一个同质性概念，这就是所谓“通约性”；但对异文化来说，它是一个异质性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
而后者，即小周同学说的中西文化共同的“认同感”，是普遍的、非文化的概念。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当我们说到“文化”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亦即人类文化的一种可能性。
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来讨论小周同学提出的几个问题：
1. 流行于网络的“颜文字”是否算得上一种文字？
颜文字是表情符号，不是文字。说颜文字，只是一种比喻。
当我们使用“文字”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在文字诞生之前，人类用结绳、契刻、图画等形式来传达信息，它们都不是文字。只有当一种符号形式和口语中特定的词联系起来，获得了“语言性”，文字才产生了。
“文字”这个词在世俗语义中，还有不少延伸的意义。它表示“符号”，例如“颜文字”；它还表示语言，例如“一段文字”“作品的文字很干净”。对于这些世俗语义，我们说说无妨，不要真的去想“颜文字是不是一种文字”。
2. 网络流行语有无国界、文化之分？
互联网在理论上是“不分国界”的，互联网上通行较广的英语，也有“国际英语”之称。但网络语言是一个民族语言概念，网络流行语的主体依然是民族语言。
同学们在互联网上“环顾四周”，有几个流行语是无国界无文化的？能够举出的例子，不外乎一些外来语。它们的身份是“借词”，流行语的主体依然中文。
颜文字，或者说表情符号，不是语言，也不是文字，它们不在“网络流行语”的范畴中。充其量，它们只是网络流行符号。
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认同”，不是“文化认同”，而是符号认同。这和用于交通指示的红绿灯通行全世界一样。它们的“流行”，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3. 网络语言的诞生是语言的进步，还是退步？
小周同学说：网络文字（这里的“文字”指的就是语言——引者）缺乏历史文化的积淀，只是酒余饭后的“快餐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表达趋于无脑化和低端化，它们的诞生是语言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我想反问一下：网络语言为什么就缺少文化历史积淀？
是因为它产生时间不长吗？你的意思是只要是新词就不该用吗？其实任何新词的产生，都离不开传承的基础。
是因为它是快餐吗？哪个新词不是快餐？
是因为它无脑吗？无脑的符号为什么有脑的大家都喜欢用？
是因为它低端吗？语言“高”和“低”标准在哪里？
评价语言高低的唯一的标准，是你现在用起来得心应手，能够满足你表达自我的需求。
至于将来它是不是一直有生命力，那是整个社会和相应的语言系统在发展中的选择，谁都无法先知先觉。
我多次说过，网络语言日新月异，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后留存下来的语词，无疑是生命力更强的语词。但它们诞生的前提，是人人争做语言的弄潮儿，而不是人人争做语言的“老学究”。
网上有人说，“有的语言是活的，尽管它的作者早已死掉，但还是被无数后代传颂；有的语言是死的，刚被人说出口，最后一个音节还没发完，就已经腐烂了。”
比如活的语言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而死的语言是：篮痩、香菇。
因此，“要想文章活得比人长久，那就尽量不要使用网络热词。”
其实仔细想一想，那些优美的、传世的语言，开始的时候不也是“网络热词”吗？如果它们不热，会存活下去吗？
而那些“刚被人说出口，最后一个音节还没发完，就已经腐烂了”的“词”，它还没有“约定俗成”，连语言的资格都没有，何来“腐烂”之说？
语言的生命力不在是否“文雅”或“粗俗”，而在是否具有表达功效。无表达功效的语言，不合“时宜”“地宜”的语言，自然会在人类的交流中被抑制和淘汰。文言文如此文雅，不是照样在新文化运动中被白话文取代了吗？——因为新的思想需要新的语言。
优美的汉语都是从蓬勃旺盛的草根语言中发展出来的。没有草根语言，语言就没有了生命力。
网络语言鱼龙混杂，其中的“龙”有力推动了现代汉语的丰富和发展，而其中的“鱼”，当然会被淘汰。但是“龙”还是“鱼”，需要一个社会选择，即约定俗成的过程。
有的新词，在特定的社会方言、地域方言范围内可能很有功效，但破了“圈”，置于新的全民审视标准下，就会受到批评和抵制。
网络语言，在社会语言学的意义上，是一种社会方言。但这种社会方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方言。一方面互联网已经渗入全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线上”的语言变异几乎同步影响“线下”的语言，所以网络语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全民性。
9月7日下午，上海新闻广播“市民与社会”节目编辑打电话给我，邀我就“伞兵”谐音梗受到舆论批评的话题，到电台做一次直播讨论。我放下电话上网查“伞兵”谐音梗的意思，查了一会儿才明白了。
这样一个过程就说明：
1.“伞兵”谐音梗是一种社会方言，大多数人并不了解；
2.“伞兵”谐音梗在方言的意义上存在，但它作为一种网络新词具有全民语言的倾向，它的低俗理据理所当然受到舆论抵制；
3.网络语言兼具方言性和全民性，其方言意义上的合理性并不会自然延伸到全民语言的合理性。因此网络语言的创新及其模仿复制，须注重公序良俗，努力向阳而生。
我常说一个新词一旦大量重复就会符号化、平面化。现在看来，网络语言创新的大量复制不仅带来思维平面化问题，而且带来价值漫灌的问题，此时就需要反思——
当你的“伞兵”破圈进入一个全民的公共领域，你的社会责任感还在不在，你还能正向垂范吗？
参考链接
9月8日中午上海新闻广播“市民与社会”节目对网络语言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