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立旭
华国锋与胡耀邦都曾在中共中央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且都在党和国家重要历史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二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友谊，堪称党内的“君子之交”。
结交之始
华国锋与胡耀邦，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并不认识。那时，华国锋在湖南省任湖南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二人工作单位不同，工作性质不同，没有什么接触，但1962年一次机遇，使二人能够共事，并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1962年这一年，中央政治局内形成这样一种意见：为了培养年轻干部，要选择一批人，派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使他们经受锻炼。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被纳入视野。当年11月，胡耀邦受中央委派，到他的家乡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主要工作地点也在湘潭。此前，湘潭地委已经有第一书记，就是华国锋。由于中央下派胡耀邦来锻炼，加上胡耀邦是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因此，组织上让华国锋改任第二书记。华国锋非常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并且亲自乘吉普车到长沙将胡耀邦接到湘潭上任。当时，胡耀邦刚刚47岁，华国锋只有41岁，二人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一见如故。
华国锋为人老实、厚道，工作特别务实，作风深入、扎实，酷爱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思维缜密深刻，有条理。这使胡耀邦与华相处时间不长，即对之特别赞赏、佩服。而胡耀邦则思想开阔，酷爱读书，理论水平高，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讲话生动活泼，尽管胡耀邦比华国锋大6岁，身上却有一种特有的朝气，这让华国锋对胡十分钦佩。在共事期间，二人不仅工作上配合默契，而且相交相知，很快就形成了同志加朋友的关系。胡耀邦经常对华讲自己现在读什么书，有什么体会，还向华国锋推荐读书的书目。华总是找来胡推荐的书认真阅读，随时准备和胡耀邦讨论。那时，华国锋家就安在湘潭，而胡耀邦是一个人到湘潭工作，胡就成了华家常客。每次胡耀邦深入基层时间很长，深夜回到城里，或者地委会议开到很晚时，就到华家吃饭。华国锋是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按粮食供应的定量，家里不够吃，但他妻子善于持家，瓜菜粗粮和着做饭，全家勉强吃饱。尽管如此，每次华国锋把胡耀邦领到家里吃饭，华的妻子都把仅有的一点儿米面拿出来，给胡做饭吃。在华家简陋的住所里，华与胡在一张破旧的圆桌前坐着，边吃简单的饭菜，边谈工作，经常谈到霞光升起。
华国锋与胡耀邦性格不同，华国锋沉稳、内向、务实，胡耀邦活泼、外向、有开拓精神，但二人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都有一颗为大众服务之心，有为党拼命干工作的劲头。性格的不同，却使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因此，在他们共同工作中，湘潭地区的工作有声有色，深受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好评。
1964年7月，胡耀邦离开湖南，仍然回团中央工作，而华国锋也被毛泽东赏识，不久即被提拔到湖南省委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而让胡与华二人更加珍视的是，他们在湘潭共事近两年所结下的友谊。在后来，胡耀邦曾与许多同志谈论过，华国锋考虑问题实际，在湘潭地委共事那段时间，合作得很好。
“文革”之前那段时间里，华国锋每到北京来开会，都是胡耀邦家的座上客；胡耀邦到西北局工作时，华国锋也去那里看望老朋友。而胡耀邦每次去湖南，第一个要看望的就是华国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1975年，邓小平抓整顿。首先从科学院开始。那时，胡耀邦在科学院担任领导职务。他大力支持邓小平整顿，并且写出了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汇报提纲”。而已经调到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也大力支持整顿，他在科学院发表的讲话，推动整顿的力度也相当大。华与胡，在整顿问题上又相互配合默契，二人友谊也更深了。
华国锋三请胡耀邦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立即想到要起用因协助邓小平搞整顿，被“四人帮”打成“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死党”的胡耀邦。当时胡耀邦已经被解除职务在家中闲居。1976年底，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胡的女儿回忆道：“一天，华国锋突然来到富强胡同6号。我们全家都感到意外：华主席到咱们家来了！他坐在约20多平方米客厅的沙发上，跟父亲无拘无束地谈起来。”华国锋真诚地请胡耀邦出来工作，并且讲了他对胡耀邦出来工作的具体考虑：请他到中央党校任常务副校长，主持工作。因为刚刚粉碎“四人帮”，形势还不明朗，而自己头上的帽子还没有摘掉，胡耀邦以身体不好和不能胜任为由婉拒了。
但华国锋请胡耀邦出山的心是真诚的。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亲自出面，把胡耀邦请到中南海，和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话，华国锋再次请胡耀邦去即将恢复的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但胡耀邦仍然用以前的理由婉言谢绝。
华国锋理解胡耀邦的心情，一方面致力于为他恢复工作，一方面请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出面和胡耀邦谈话。在华国锋一片诚意下，胡耀邦答应出来工作，到中央党校任职。不久，中共中央党校恢复，华国锋亲任校长，任命胡耀邦为常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
在华国锋支持下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打开局面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华国锋支持胡耀邦的工作，使胡耀邦很快就在中央党校打开了局面，不仅恢复了校舍，招来大批水平高、党性强的老师，还招收了大批学员，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使中央党校稳步走向正规化。胡耀邦这些工作，都是在华国锋支持下进行的。当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说过：我们的大小事情都是报告请示了华国锋主席的。
1977年9月，中央党校有人贴出要揭批当时还被中央认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的康生的小字报。胡耀邦请示华国锋，华国锋明确表示可以揭批。中央党校内部针对康生的大批判就此开始，对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启动。中央党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连“文革”前在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运动中受到处分的冤案也得到平反。中央党校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对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特别是中央党校敢于揭批康生，更是带动了全国范围内受到康生迫害者的平反工作。
早在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上任前，华国锋就提出，要重点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并把这个重大课题交给了他，华国锋强调：研究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胡耀邦上任后，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提出，在揭批“四人帮”和教学方面，都要实事求是，要调查，要摆事实，要从实际出发，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胡耀邦还说，复校开学后的中央党校，要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挂在礼堂。胡耀邦提出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得到华国锋的充分肯定和明确支持。按华的指示，胡着手组织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此后，胡耀邦始终把这项研究作为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重点，及时向华国锋汇报，听取华的指示，推动这项研究进一步开展。
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要事情问题，这也正是华国锋要求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初衷所在，是他提出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所要达到的目的。1977年9月22日，胡耀邦在向华国锋汇报并听取指示后，在中央党校内部的一次会上提出了自己对于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看法。他着重强调，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要本着实事求是原则。不久，他让当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的吴江主持这项重要研究。在吴江主持下，成立了研究小组，研究进展得很顺利，当年年底即形成研究思路。12月10日，胡耀邦听吴江汇报后，决定按照这个思路搞出一个讨论提要，并就提要的内容进行了讨论。他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说的话。按照胡这次谈话主旨，吴江等人于1978年1月18日搞出了《关于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提纲草稿）》。此稿报胡耀邦后，胡转交这一课题提出者华国锋阅后，得到华的认可。在此情况下，吴江很快拿出了提纲初稿，并且在党校学员中进行了内部讨论。讨论中，没有人对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检验标准”提出异议。
当时全党全国都在看着中央动向，特别是华国锋的态度。由于华国锋身为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校里提出这样的重要观点，自然引起了上下一致重视。
华国锋不仅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工作非常满意，而且想着要把胡调任到更加重要的岗位上去。中央组织部是党中央十分重要的部门，但在“四人帮”横行时，这里成了重灾区。落实干部政策迟迟不动，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而重要干部的考察和任免，也不合华国锋的意。华国锋决定改组中组部。改组的重要措施，就是调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1977年12月，华国锋亲自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当月12日胡耀邦上任。胡耀邦到中组部后，在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重新起用和安排了不少老干部到领导岗位上去。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讲，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我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两次长谈
华国锋和胡耀邦的友谊，不是个人爱好相投，更不是为了私利。他们之所以有深厚友谊，是因为他们同有振兴中华之雄心。为了实现共同追求，二人经常在一起长谈。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号人物，但他与胡耀邦仍然是知心朋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曾经讲到有两次长谈。
1977年12月，华国锋和胡耀邦有一次长谈。这次谈话时间很长，实际上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的一次交心。华国锋主要向胡耀邦讲述了他在粉碎“四人帮”关键时刻的内心活动，以及他作决策抓“四人帮”的过程。这次谈话，华国锋讲到，当时有可能被“四人帮”杀掉，有可能出现全国内战局面，以及他考虑的抓“四人帮”时机等问题。胡耀邦认为，这次华的谈话很生动，将来是很好的回忆录。
华国锋与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这次二人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凌晨一点多，谈了九个多小时。谈话到深夜，二人都饿了，就一面吃饭一面谈。在这次谈话中，华与胡畅谈了振兴中华的理想，加快发展中国的设想，以及中央当时的几项重要工作和部署。
胡耀邦一直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夙愿，他当时的讲话，“振兴中华”四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他也对此最执著。这一点，华国锋和胡耀邦想到了一起。华国锋与胡耀邦的这次长谈，所涉基本内容，主要是中国如何加快发展，而加快发展的前提又是国内局面的稳定，用当时华国锋强调的毛泽东生前的话就是“安定团结”。胡耀邦后来讲，在这次谈话中，华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他说，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这是第一个问题。与这个问题有联系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现在党内国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是这两件事：大干快上，安定团结。
华与胡还谈了柴达木的工程什么时候可以上马的问题，谈了当前农业问题，谈了各地物资供应问题。华国锋在与胡耀邦谈话时，特别批评了保守思想，说：有些人把落后的东西看作先进的，把僵化的、保守的东西看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错误的。华国锋还对胡耀邦说，他坚决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要出国考察，看看人家为什么搞得那么快。华国锋让胡耀邦好好研究外国经验，派人出去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引进外国的技术、资金、先进的成套的设备。华明确表示，要与美国人合作搞开发，同时也考虑到中国内部要实行改革，并且考虑到采取几项措施，把人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华国锋还同胡耀邦谈了一些国家发展很快的问题。华讲了日本、西德、法国、瑞典发展快的原因。可见，华国锋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此次谈话是华形成大干快上思路的先河，而胡对华的大干快上是坚决支持的。
华国锋在这次与胡耀邦的谈话中，特别谈到了坚决落实政策问题。华国锋当时归结为落实“五大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
华国锋与胡耀邦谈话，已经不限于胡耀邦分管的工作领域，而是全党全国的全面工作，包括华国锋本人是怎样想的，下一步有什么决策，他都对胡耀邦谈，而且在重要问题上，华国锋总是听取胡耀邦的意见，可见二人知心之深，也看出，华国锋是有提拔胡耀邦到中央核心来工作的打算。
1978年，经华国锋提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继续抓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对华国锋的“五个承认”
华国锋和胡耀邦相交相知，不是停留在二人感情很深等表面层次上，而是体现在二人在重大事情上总是不谋而合上。
以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六十一人案”平反这件事为例。在“文革”中，由于康生的陷害，在抗战期间本来经过中央同意办手续出狱为党工作的六十一位同志被诬陷为叛徒，并由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文件称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就这样，本来清清白白的“六十一人”被定为“叛徒集团”，受到株连的人成千上万。
1977年11月，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为“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并详细写清了六十一人出狱的经过。他的信，在中央高层出现不同意见，拖到1978年仍然没有结果。中央有同志提出，此案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胡耀邦只好将此事报告给华国锋。1978年7月4日，华国锋明确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有此指示，胡耀邦随即指定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后说：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华国锋把此文件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最后中央批准了这个文件。1978年12月16日，经华国锋批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至此，“六十一人叛徒”冤案彻底平反。
还有一件事，亦能说明华国锋与胡耀邦心心相印，不谋而合。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了对华国锋新的个人崇拜现象，胡耀邦从党的工作考虑，对此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对领袖不要搞歌颂，对华主席也不要搞歌颂的词。在中央党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王立本在参观北京红星养猪场时看到，该场把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一些物品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供人参观。王立本对此不以为然，于当年12月29日直接给华国锋写信，大胆提出批评。华国锋收到了这封信，非常赞赏王立本的观点，于1979年1月16日亲笔给王立本写了一封答复信，表示接受他的建议。
华国锋亲自把这封回信交给胡耀邦，请他在中央党校认真讲一下，不要宣传个人，更不要搞个人崇拜。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的结业会上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讲了北京市委落实这件事的情况。
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少同志批评华国锋。胡耀邦也做了长篇发言，但对华国锋讲了公道话，他讲，我们对华国锋同志要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中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胡耀邦讲“五个承认”，是客观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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