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菜市口出现了令人深思的一幕。
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围观的百姓却欢呼雀跃，争相给刽子手打赏，甚至还有不少人怀里揣着馒头，等着蘸血而食。
最后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道出了真相。
那么戊戌变法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百姓对谭嗣同等人如此“憎恶”？鲁迅后来又说出了怎样的话，被人们认为道出了其中“真味”呢？
提到清末的变法图强就永远不能绕开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而这场变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甲午中日战争。
在那场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后，国人骤然间处于高压之中，纷纷意识到了变法才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当时的清政府逐渐分出了两大派系，守旧派以及维新派。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维新派，坚定地站在光绪帝这一边，并在光绪帝的大力支持下，维新变法的范围也逐步扩大，运动规模日益增长。
可就在康有为等人认为局面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却站了出来，直接叫停了维新变法，逮捕了戊戌六君子。
原因无他，当时的维新变法已经损害到了慈禧太后等人的切身利益。
其实早在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等人就察觉到了端倪，因此康有为与梁启超提前逃到了日本。
在离开前，梁启超也试图说服谭嗣同等人与他一同离开，然而，谭嗣同在得知这件事后，直接拒绝了梁启超的提议。
面对危险，谭嗣同直接表示，
“各国的变法，无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国从没听说过有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如果是这样，我谭嗣同愿意做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1898年9月24日，杨锐、林旭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次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被逮捕后，面对保守派的威逼利诱，戊戌六君子泰然自若。
林旭自始至终神色全无变化，杨深秀在狱中写下了“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刘光弟更是到行刑时都不认输，打死都不肯跪下。
可以说这些人都是甘于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杰，然而就在他们行刑的那一天，百姓的冷漠与他们的热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心寒。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被带到了北京菜市口，清政府要当着百姓的面杀这6个人的头，以儆效尤。
这原本是极悲壮的事，可现场非但不肃穆，反而非常喧闹。
有的人对着戊戌六君子指指点点，有的人直接朝着刽子手砸钱，让他们快点行刑，更有甚者早早地就准备了吃这6个人的“人血馒头”……
伴随着人群的一阵欢呼，戊戌六君子就此殒命。
这冷酷的一幕仿佛与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形成了鲜明的印证，
“先觉的人，历来都是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
谭嗣同等人之所以无畏于流血牺牲，就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鲜血唤醒麻木的国人。
可事实证明，他们的行动在当时是失败的，那么这份失败究竟源自于哪些错误呢？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戊戌变法之所以会失败，谭嗣同等人之所以没能够唤醒民智就草草收场，主要是由于4方面的原因。
第一，康有为等人选错了人，光绪皇帝虽有变法之心，但无变法之能。
相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光绪皇帝无疑更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决定。
可是他空有变法之心却没有相应的政治经验，对于政治的残酷性也不够了解，这才最终酿成了悲剧。
在维新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没有培养起一个热衷变法的政治团队，反而是以圣旨和上谕的形式命令各级官员进行变法。
这些官员又大多隶属于慈禧那边的守旧派，变法的推行过程中自然是层层阻力，无法实行。
除此之外，光绪皇帝虽然想效仿日本明治天皇进行维新变法，可他却不像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牢牢掌握着政治权利。
也正因如此，他的统治根本就不稳固，变法刚开始还好，一旦牵扯到守旧派的切实利益，直接就会宣告破产。
所以戊戌变法最终才会以失败而告终，康梁二人被迫逃跑，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光绪皇帝被监禁，慈禧继续垂帘听政。
第二，维新派过于急躁，在变法过程中失了分寸，脱离实际。
在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清政府针对戊戌变法累计下达了100多道诏令，平均起来甚至一天超过一道。
由此可见，当时的维新派有多么的急躁。
这也间接揭露了当时戊戌变法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虽然说王安石也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表明变法就需要果断意志，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维新派一味地横冲直撞，很明显是行不通的。
更不用说，在新政府颁布的那100多道诏令中，有很多都脱离了现实。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非但没有好处，反而多有弊端。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后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行刑的时候，普通百姓非但不悲痛，反而还拍手称道了。
在当时那文盲率高达99%以上的情况下，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戊戌变法的意义所在，很多人觉得他们在瞎胡闹。
第三，当时的维新派对于国际时局不了解，险些丧权于国外。
当时的光绪皇帝，听从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的话，甚至准备将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请过来当顾问，并且对他委以大权。
他们甚至还想顺应日本提议的日建立一个“中日英美大合邦”，把国内亦应重要事务都交给外国人来处理。
这种程度的改革在当时已经偏离了正轨，就连比较开明的洋务派老臣都明确表示反对。
所以最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时候，大多数人才会表示支持，在大家看来，戊戌变法已经脱离实际了。
第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拒绝了很多有志改革的“能臣”。
在当时的清政府，想要改革的并不仅仅只有康梁等人，甚至还有一些有名的清政府能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当初是写了入会申请的，顺带着还让自己的家庭送来了2000两文银，充当入会费。
可是康有为非但瞧不上李鸿章，还派人把李鸿章的家丁轰了出去。
康有为等人的做法已经很不妥了，光绪皇帝干起事来同样也是不考虑后果的。
为了表明自己重视维新派，他直接将4个维新派成员连升三级提拔到了正三品，然后又革去了6个老臣的职位，致使维新变法根本无法推行。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没有做这些“不智决定”，戊戌变法的最终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之前这三年里，变法实际上就已经在进行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戊戌变法的其它可能早在甲午战争后期，光绪皇帝的叔叔恭亲王，就有了变法的趋向。
一方面他充当着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权力之争的润滑剂，另外一方面他又积极主张展开变法，为改良派的逐渐发展奠定了基础。
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之前，康有为等人的折子之所以能够递到光绪皇帝的面前，与恭亲王等人的默许是分不开的。
如果他能留下来帮扶，戊戌变法坚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可惜变法之前他就去世了。
恭亲王虽然去世，但是依旧给光绪皇帝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那就是4名肱股之臣的人选。
这4人分别是李鸿章、张之洞、荣禄和裕禄。
这4人都很有能力，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如果光绪皇帝能启用这4人，完全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
先说李鸿章，作为四朝元老，李鸿章深受慈禧太后倚重，虽然多为世人所谤，但是他的威望和影响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虽然没了兵权，但是仍旧有大量淮军余部，更难得的是，李鸿章同样有着改革之心，光绪完全可以将他争取过来。
再说张之洞，在李鸿章闲居过后，张之洞就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地方洋务派领袖，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
而且这个人还很有学问，就连慈禧太后对他都很宽容，如果能把他拉拢过来，光绪在对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时，会更有优势。
至于剩下的荣禄和裕禄，则都是满族人，前者是慈禧太后的铁杆。
不仅精于谋略而且老成持重，完全可以充当光绪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润滑剂”。
至于后者则是精明能干，有着丰富的地方事务处理经验，对于维新变法的推行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综合来说，恭亲王向光绪皇帝举荐的这四个人很有能力，再加上丰富的政治经验与老谋深算的手段，能够为后来的维新变法带来巨大益处。
然而光绪皇帝却始终都不愿意接纳他们，这才最终把维新变法闹成了个笑话。
在光绪皇帝不肯倚重这批能臣，一意孤行将希望压在同样没有经验的康有为等人身上的时候，戊戌变法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即使袁世凯不告密倒戈，当时康有为等人也注定是无法成功的，想单单凭借袁世凯的几千新军改天换地，这是不切实际的。
或许袁世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倒向慈禧太后的保守派阵营。
从统治阶级来看，戊戌变法非但没能获得主流官员们的认可，反而还因为改革操之过急把当时的清政府闹得一片混乱，损害了守旧派的利益，最终遭到了残酷镇压。
从普通百姓的角度看，在当时那民智未开的情况下，维新派自然很难获得百姓的认可。
戊戌六君子被杀害的时候，普通百姓在旁边拍手称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戊戌变法太仓促，康有为等人当时在政治上不够成熟，这都是客观事实，那么是不是说戊戌变法毫无意义，谭嗣同等人的血白流了呢？
倒也并非如此，戊戌变法作为一次大胆的尝试，对后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谭嗣同等人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也被继承了下来。
戊戌变法的意义戊戌变法的意义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以及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打好了基础。
谭嗣同等人为革命甘于献出生命的精神，还是惊醒了一些有报国之志的年轻人的。
他们逐步意识到当时的局面，倘若不改革就没有活路，所以国内掀起了一波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人们争相留学学习，最终带回了很多西方先进学说，让国内的氛围愈发活跃。
除了那些年轻人外，慈禧太后也受到了戊戌变法的影响。
后来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下令执行新政，办新军、建学堂、改革法制，派人去西方考察。
实际上走的就是当初维新变法的例子，甚至有些政策还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另外，戊戌变法的失败还给五四运动的成功埋下了伏笔，正是因为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国内知识分子越发愤恨清政府，最后这些人才会完成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
再加上戊戌变法推动了办学热，这些为五四运动的诞生孕育了生存土壤。
因此，戊戌变法是有进步意义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血也没有白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正是他们以及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付出，我们才能饱览如今的锦绣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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