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三个多月前最先占领伪满洲国“首都”长春（伪满时称“新京）的苏联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一名上校，代表苏军把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缴获的部分战利品移交东北民主政府这些战利品中有11口硕大的铁皮文件柜，移交记录上载明着这是从关东军特高课缴获的“特别刑事档案”东北民主政府把这些特档转交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社会部工作人员在整理这些档案时，发现内有一份上注“特档1号”的卷宗这份卷宗记载了1943年春天发生于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一系列“飞贼”盗窃案的情况卷宗的最后一页上，注着一行醒目的红字：经调查，“飞贼”案犯系长白山惯匪尤明达，绰号“尤鹞子”，该犯现已失踪本文特向读者披露“尤鹞子”飞到东三省数个城市的有关情况……，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尘封档案174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尘封档案174期
不正常人类百科：几十年前的案子，大家当故事看就好了1945年12月，三个多月前最先占领伪满洲国“首都”长春（伪满时称“新京）的苏联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一名上校，代表苏军把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缴获的部分战利品移交东北民主政府。这些战利品中有11口硕大的铁皮文件柜，移交记录上载明着这是从关东军特高课缴获的“特别刑事档案”。东北民主政府把这些特档转交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社会部工作人员在整理这些档案时，发现内有一份上注“特档1号”的卷宗。这份卷宗记载了1943年春天发生于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一系列“飞贼”盗窃案的情况。卷宗的最后一页上，注着一行醒目的红字：经调查，“飞贼”案犯系长白山惯匪尤明达，绰号“尤鹞子”，该犯现已失踪。本文特向读者披露“尤鹞子”飞到东三省数个城市的有关情况……
1943年3月11日，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发生了三桩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一桩发生于伪满洲国所辖的“黑龙江省粮食厅”的道里南街办事处。该办事处位于一个四面独立的四合院内，那是一幢平顶的两层小楼，总共上下12间，原系东北军一位旅长的私宅。“九?一八事变”后，该旅长举家撤进关内，日本关东军征用了这幢建筑物。后来伪满洲国成立，关东军又把这幢小楼移交给伪满省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东三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关内，供应占领华北各地的日军。这种掠夺导致东三省粮食严重紧缺，在关东军的授意下，伪满洲国出面宣布对东三省的居民粮食供应实行配给制，由各省“粮食厅”向居民发放“粮食配给券”。黑龙江省的“粮食配给券”就放在上述的“道里南街办事处”。当时伪满洲国，不过是一个傀儡政权，实际执政者是关东军。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每一个部门都配置了所谓的“顾问”，这种“顾问”全是日本人，每个部门的伪满最高官员必须听命于日本顾问。“道里南街办事处”由于是要害部门，所以虽然小，但也配置了一名日本顾问，名叫小野四郎，是陆军上尉。小野四郎就住在“道里南街办事处”，他养着一条凶猛的狼狗，日间圈禁，天一黑就放出来，在院子里巡逻警戒，一有动静就会狂吠大叫，向主人报警。四合院大门外的岗亭里，昼夜有两名伪满警察站岗。3月10日晚上，小野四郎出席伪满“黑龙江省粮食厅”的一个汉奸官员的生日宴会，喝了不少酒，返回办事处时已经头重脚轻了，勤务兵服侍他上了床，头沾枕头就呼呼大睡了。小野四郎睡到11日凌晨1时许，突然被一阵狗吠声所惊醒，军人的习性使他时时保持着应有的警惕，他马上爬起床，从枕头下抽出手枪，走到窗前往外察看。外面一片漆黑，看不出什么。狗叫声还在继续，小野四郎披上大衣，出门下楼查看。院子里，那头狼狗在来回奔跑，不时仰头望着右侧墙头发出怒吠。小野四郎的勤务兵已经起来了，提着手枪不知所措地望着狼狗。“怎么回事？”秦兵务回答：“我听见狗叫，马上起来查看，没发现什么。”小野四郎望望墙头，穿过院子，打开大门向站岗的伪满警察查检。岗亭里只有一名警察，另一名警察一听见狗叫就赶到右侧胡同里去查看了。听见小野四郎的声音，他三步并作两步奔回来，一个立正：“报告太君，未发现异常情况！这时，狼狗已经不叫了。小野四郎体内的酒精还在起着麻痹神经的作用，想当然地估计是狼狗“神经过敏”，胡吠乱叫，也未作进一步考虑，就返回卧室继续睡觉。此后，直到天明也平静无事。
第二桩事，发生于被关东军驻哈尔滨部队在作战地图上编为“19号地区”的北崮街区。19号地区住的全是贫苦群众，住房简陋、破旧，是一大片棚户区。去年10月，日本宪兵队的一名中国翻译晚上独自经过该街区时，被人扼死，所佩的手枪、口袋里的钱包均不翼而飞。因此，19号地区被日军列为“反满抗日重点区”，晚上派兵在该街区进行巡逻，弄得老百姓天一黑就不敢出门，唯恐被列为“反满抗日嫌疑分子”，横遭不测之祸。这天晚上（即3月10日晚至11日晨），轮到东关军第九混成独立联队第三大队第五中队的日军在19号地区执行巡逻任务。该中队派出25名士兵，分成5个小组在该地区进行流动巡逻。11日凌晨1时45分许，一个小组的5个日本兵走到北崮街中心位置的石头胡同口时，马路上的路灯然亮了。（当时为节省电源，对城市路灯采取间歇供电的办法，路灯时常无规律地时亮时暗。）就在这时，走在头里的两个日本兵发现胡同里距他们七八米处的一株大树下面站着一个黑影！“什么人？”一个日本兵马上吆喝起来，并且迅速从肩膀上取下步枪，推弹上膛。其他三个日本兵遁声望去，也看见了黑影，于是一齐吃喝，取枪在手。黑影一个转身，拔腿就往胡同深处走去。“八格牙路！良民的不是！追！”石头胡同里展开了一场夜间速度跑角逐，但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兵马上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不是黑影的对手，对方的步履轻松快疾，眨眼工夫就已拉开一段距离。于是，他们吹响了警哨，并开枪射击。但这时黑影已经拐进了另一条胡同，子弹奈何他不得！不过，在19号地区巡逻的其他四个小组的20名日本兵听见哨声、枪声，立刻从不同的方向奔过来，包围了石头胡同这一片街区，黑影想平安脱身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五中队中队长龙桥上尉听见枪声，立即带了30名士兵以急行军速度赶来。龙桥听巡逻组汇报情况后，精神顿时抖擞起来：巡逻已整半年，今天终于发现“反抗日分子”了！于是，当即下达命令：挨家挨户搜查，逮捕那个藏匿起来的穿黑底镶浅色皮袄（这是目击的日本兵看清楚了的）的中年男子！几十名日军搜查到上午7时多，方才搜完这一街区的大约三百多户中国居民，但别说要抓的那个男子了，连那件黑底镶浅色的皮袄也没搜到。龙桥上尉劳而无功，自然大为沮丧，只好垂头丧气地领着部下返回营房。龙桥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左思右想终以“大局”为重，遂甘愿冒着挨处分的风险，向上司报告了这件事。紧接着，就发生了第三桩事。
第三桩事情发生在距北固街区相距不到2里路的“达裕粮行”。“达裕粮行”是一家百年老店，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开张。始终一直是不大不小的格局：木栅栏门进去是一个院子，穿过院子是一字三开间的店面，店堂后面是仓库，仓库后面是晒场。这家粮行在前清时向以货真价实、童雯无欺、斤量准足而闻名哈尔滨，生意一向兴隆。进人民国，掌柜传到第三代手里，名叫叶传山，是个不法奸商。他惯于玩弄诸如米里掺沙、面中喷水、大秤进小秤出之类的手法，只几年下来便把祖上辛辛苦苦创出来的商业信誉丧失殆尽。“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叶传山暴病而亡，“达裕粮行”传到其子叶筱山手里。叶筱山想“重振雄风”，苦于找不到捷径，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灵机一动把儿子送往日本留学。三年后，儿子返回哈尔滨，摇身一变成为关东军翻译官。叶筱山这着宝算是押着了，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日军全面入侵中国，哈尔滨粮食实行配给供应，靠着儿子的关系，“达裕粮行”成为供应配给粮的指定粮店。叶筱山遂把从叶传山那里学得的种种奸商手法使用起来，那些百姓主顾面对着掺水掺沙的高粱米、棒子面，不买也得买，不然只有饿死，于是“达裕粮行”大发起来。这天清晨，“达裕粮行”和往常一样，一早先让伙计干那掺水掺沙的勾当。7点钟开门，“忽啦”一下子涌进来大批顾客，全是身穿打着补丁的破棉袄的角色。那叶筱山先是一惊，以为是饥民抢粮。继而见他们手里都拿着“粮食配给券”，不禁喜逐颜开，额手庆幸：财神菩萨保佑我叶某人！但是，渐渐叶筱山就觉得不对头了：一是穿“百纳衣”的顾客仍源源不断而来，生意虽然讲的是人气，但眼前这股人气旺得奇怪，旺得反常；二是这些人不像平时那样买10斤20斤的，而是一买就50斤100斤。蓦地，叶筱山冷不丁打了个寒战：这“配给券”会不会是假的？倘是假的，自己不但没法凭券继续向“粮食厅”进货，而且还会被日本人怀疑“私通抗联，扰乱粮食市场”而逮进大牢！叶筱山想到这里，当即冲进店堂，从帐台上取过几张收进来的“配给券”，细细察鉴，但看来看去都是真的，没有丝毫伪造的痕迹。叶筱山站在那里，望着柜台外蜂拥相挤的顾客，皱起了眉头自言自语道：
“哎！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帐房先生是叶筱山的胞弟，见状询问是怎么一回事，他听叶筱山一说，马上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大哥，会不会是发‘配给券’的机构出了岔子？”一语提醒了叶筱山，他立刻往“省粮食厅”打电话询问情况。“省粮食厅”方面听了深感惊奇，当机立断通知叶筱山：暂停供应，待查明情况后再作决定。“省粮食厅”往专门贮存“粮食配给券”的“道里南街办事处”挂电话，检查一下是否有失窃情况。接电话的正是小野四郎，他这时已经酒醒睡足，头脑清醒，马上想起昨晚发生的那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立刻叫来伪满方面的主任，两人一起去二楼库房查看。二楼库房是三个房间打通的一间大屋子，就在楼梯口右侧，左侧是小野四郎的卧室及账册库房。小野四郎两人上了楼，走到大库房门口，看看门锁仍好好挂在那里，心里一松。但是，当那个主任掏出钥匙往锁眼里插进去时，握住铁锁的左手只稍稍用了点力，门上的搭扣就掉落下来了！“哎哟！”铁锁正砸在主任的脚背上，痛得他失声大叫。“八格牙路’’小野四郎情知不妙，急将主任推到一边，飞起一脚把门踢开。屋里，有几个盛放“粮食配给券”的铁柜已被撬开，地下一片狼藉，乱七八糟地散布着包“配给券”的牛皮纸、扎纸包的细麻绳和零零落落的“粮食配给券”。小野四郎一看之下，头都大了，他终于明白他那头狼狗昨晚并不是“神经过敏”而狂吠大叫，而是在向主人报警。主任吓得脸色煞白，战战兢兢问道：“小野先生，这……这怎么办？”
“还有什么‘怎么办’的？封锁现场！立即报案！”小野四郎话未说完，人已冲了下去，亲自打电话报警。
“粮食配给券”被大批盗窃，这种案件在当时的东北属于特别重大案件。根据关东军的规定，伪满洲国的警察部门无权承办这类案件，得由日本宪兵队或者关东军特高课出面侦查。所以，小野四郎这个报警电话，是打往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的。宪兵队接到电话，马上派来了6个宪兵，为首的是刑事侦察科科长大田少佐。大田服兵役前曾在横滨市警察局当过8年刑警，也算得上是一个老资格的侦探了。他一到“道里南街办事处”，先不忙勘查，而是听小野四郎介绍有关情况。听完后，大田走到院子里去观察右侧墙头，摇晃着脑袋：“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仅仅了解表面情况的大田少佐，对这起案件自然感到“不可思议”，这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①院墙高达3米，案犯是如何进人院子的？即使他在院墙上架了梯子上来，又是怎样进人小楼的？②院内有狼狗在巡逻，如果案犯借助梯子下到地面或者“搭桥”上小楼屋顶，势必惊动狼狗；③狼狗盯着右侧墙头报警，之后又停止吠叫，这说明当狼狗发现案犯时，他已经完成作业越墙而出了。这个案犯是如何进来和出去的？大田少佐又察看了失窃库房现场，认定案犯是从屋顶翻人走廊后撬门人室的。这时，大田下令带来的宪兵勘查库房现场，他自己让办事处的人找来一架电灯公司的长梯子，架着上了小楼屋顶。这天是阴天，夜晚降下的严霜尚未消融，屋顶上白白的一片。大田少佐上去之后，只一看马上就发现从右侧边沿口至前侧边沿口有一行不甚明显的脚印，就像在一个长方形的一角划上了一道，斜斜的直线。他再往靖头上一看，那上面也留有脚印，虽然因踩过之后又复盖了白霜而不是特别明显，但还是辨别得出的。大田用钢卷尺量了一下，从脚印的长度判断出案犯身高大约在1.70米左右。大田少佐从屋顶下来后，宪兵向他报告：经勘查，已经弄清案犯是以铁棒撬开门鼻扣以及柜门的；据办事处初步点检，共失窃“粮食配给券”75000市斤、其中10市斤、巧市斤券各3000张，均为从未使用过的新券。大田少佐点点头，向部下公布了他的判断：“案犯是上到右侧围墙后，凌空跳越小楼与围墙之间的空间上到楼顶，然后再进人小楼作案的。作案以后，他又从楼顶跳上墙头，再跳到外面地下而逃遁的。狼狗就是在他逃遁时方察觉的，因此而吠叫报警。”大田少佐的判断令那几个宪兵大为惊奇，纷纷七嘴八舌议论：小楼与围墙之间相隔四五米，小楼屋顶又比墙头高出2米多，案犯是凭什么本领跳上跳下的？案犯跳上小楼屋顶时，竟然既没惊醒睡在二楼房间里的小野四郎，也没惊动在院子里巡逻的狼狗，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案犯是如何攀上3米高的围墙的？
……大田少佐说：“案犯凭什么？就凭轻功！什么是轻功？就是一种能飞檐走壁的中国武功！这是一个‘飞贼’！”大田一行返回宪兵队后，立刻举行案情分析会。这时，宪兵队队部送来了刚接到的关东军第九混成独立联队第三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龙桥上尉关于昨晚19号地区发生“离奇事件”的书面报告，指示刑事侦察科与“配给券”失窃案结合起来分析。大田等人看了报告，马上一致断定出现在19号地区石头胡同的黑影就是盗窃“粮食配给券”的那个“飞贼”！案情分析会对情况作出了以下判断：案犯是一个身高1.70米左右的青年或中年男子；精通中国武术中的轻功，能轻松自如地飞檐走壁；熟悉19号地区的地形和民情。案犯知晓19号地区居住的全是穷人，处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手头有几个小钱也买不到粮食，于是就起意盗窃“省粮食厅”的“粮食配给券”，得手后立刻连夜潜往石头胡同及毗邻胡同挨家发送（估计是从门缝塞进去）。从这一点看来，案犯具有浓烈的侠义思想，这也符合中国武术传统的武德观点。但是，在哈尔滨市，还存在着比19号地区石头胡同更穷的棚户区，其居住的百姓已有因出卖了自己的一份“粮食配给券”而导致饿倒饿死的，案犯却没有去行侠。因此判断，案犯对其他棚户区的情况缺乏了解，所以，估计他就住在19号地区。大田少佐根据上述情况，作出决定：
一、报告队部指示“满洲国”警察在日本宪兵监督下对19号地区进行排查，找出“飞贼”嫌疑人。二、为便于开展侦察工作，立即从“满洲国”哈尔滨市警察局抽调熟悉19号地区情况的侦探数名，让他们协助宪兵队刑事侦察科进行查摸。当天下午，大田少佐亲自率领宪兵队刑事侦察科的10名宪兵和2名从哈尔滨警察局临时抽调过来的伪满警察，气势汹汹地开进了19号地区。19号地区共居住700多户居民，申领“良民证”的人口有3541名。通过查阅“良民证”底卡得知，这3541人中有730名是中年、青年男子，排查就在这些人中进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调查，大田少佐把目光盯住了一个名叫郑松法的居民身上。郑松法居住在19号地区的尾巴胡同，24岁，是个单身汉，以拉人力车谋生。郑松法自幼拜几年前已故世的哈尔滨武术名家佟风亭为师，习练了6年武术。佟风亭曾在北京紫禁城当过侍卫，精通多门武功，据说身轻如燕，高来高去如履平地。郑松法是否从佟风亭处学得轻身功夫，大田少佐不得而知，但是大田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于是下令拘捕郑松法，押往宪兵队审讯。这边的宪兵继续查摸。日本宪兵队审案子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开头不管被讯问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先施以一顿毒打。打的形式依被讯问者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而定，强壮的悬吊鞭抽，弱瘦的板子耳光。郑松汉是一条壮汉，因此一进宪兵队就被拉到刑讯室去，二话不说吊了个“鸭子尧水”，然后用蘸过水的皮鞭进行全方位的抽击。一顿鞭子挨下来，他已被揍了个晕头转向，全身上下几乎体无完肤，处处淌血。打过之后，又浇凉水。浇过凉水，才把郑松法拉到隔壁审讯室。大田少佐亲自讯问，不间别的，就问“会不会飞檐走壁的干活”。郑松法听了，连连摇头说不会。大田少佐自然不相信，秋风黑脸，厉声喝问：“你的，拜佟风亭为老师。伶的，中国皇帝的卫士，轻功大大的好！你的，怎么的不会？”郑松法回答：“我跟佟师傅学了6年武术，前三年是站桩，后三年是学拳术，学了螳螂拳、查拳和十二路潭腿，原本还要学器械，但佟师傅中风躺下了，连话都不能说，也就只好作罢了。”大田少佐拍着桌子咆哮道：“你的，不老实的，良心大大的坏！”于是，郑松法又被拉到刑讯室去，这回是灌辣椒水。一壶灌下去，口鼻皆呛血。灌过辣椒水又去审讯室，大田少佐换了个话题：“你的，昨天晚上的，什么的干活？”郑松法直到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事而被捕的，他想来想去没干过什么异事，于是照实回答：“昨天上半夜我在出车，大约八点钟回车行去缴钱还车时，老板说他儿子病了，住在铁路医哪要我去陪夜，今天就不要出车了。我就去了铁路医院，和老板的女儿一起陪了一夜病人，直到今天上午10点才离开。”大田少佐听了，一个愣怔：“你的，撒谎大大的！”
“太君，我说的是实话，你不信，可以去调查。”大田少佐当场指派一名宪兵和翻译一起去车行调查，老板证实了郑松法的口供。两人想想不放心，又去了铁路医院，院方也为郑松法作证。这样，郑松法的嫌疑被排除了，大田少佐下令把他放掉。这时，留在19号地区调查的宪兵已经又排查出两名嫌疑人：褚光端和郎正宗。褚光端在19号地区几千居民中，算是一位“名人”。他四十来岁，奉天（今沈阳）人氏，在哈尔滨当时最大的“兴满国术社”担任武术教练，专教八卦掌。褚光端练八卦掌已有三十年，不敢说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在近十几年中把找上门来向他挑战的武林人士一个个击翻认输的已不下50人。三年前，褚光端在19号地区尾巴胡同口的空地上接受三个日本浪人、一个高丽浪人的挑战，以一对四，运用八卦掌功夫把他们全都打倒。
次日，由日本浪人大叶山／又郎主持的“兴满国术社”就派人送来了聘书，聘请褚光端去该社担任武术教练。这次去19号地区调查嫌疑犯的日本宪兵中，有一个正是三年前被褚光端击败的三个日本浪人中的一个，可能是出于报复心理，也可能确是这个鬼子“工作认真”，他突然想起了褚光端，于是，褚被列为嫌疑人。但是，这天褚光端去郊区访友了，宪兵就在他家坐等。晚上8点多钟他喝得醉醺醺回家时，被守株待兔的宪兵一拥而上，又是手铐又是绳索，铐绑成一个端阳粽解往宪兵队。另一个嫌疑犯郎正宗，23岁，满族人。此人年岁虽不大，经历却颇丰富，6岁进江湖杂耍班，8岁登台表演走钢丝绳索；11岁又去少林寺出家，过了两年逃下嵩山，“云游”天下，连偷带骗混日子；15岁又上武当山当道士，不到三年又逃往江湖一带，当过一阵兵，几年前闯关东来到哈尔滨，在19号地区搭了个窝棚住了下来，以打工谋生，打不到工的时间或也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郎正宗是伪满哈尔滨市警察局挂号的人物，哈尔滨市只要发生盗窃案，不论大小，只要警察局受理的，刑警都要把他作为一条线索查一查，这次发生这等要案，警察自然不会放过他，两个协查的伪满刑警向日本宪兵一嘀咕，宪兵马上在他的名字上打了勾。但去他的窝棚一看，却没有人。宪兵一打听，有人说兴许去哪个小酒店喝酒了，派人分头一查，果然在附近的一家无名小酒馆的店堂里发现了他的身影。一会儿，三个宪兵闯进小酒馆，往他面前一立，这家伙的脸“唆”的一下变得煞白。就这样，郎正宗也被逮进了宪兵队。褚光端、郎正宗一前一后相隔不到一小时进了宪兵队，因为当时郑松法正在受审，所以先把两人关在一间空房子暂时押起来。一会儿，郑松法被释放了，大田少佐用了晚餐，下令提审褚光端。褚光端的酒意已被这个突然遭遇吓到九霄云外，他不知自己犯了什么事，一进审讯室便大呼“冤枉”。大田少佐问过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等，照例让把人犯拉到隔壁刑讯室去施以“下马威”。行刑手象对待郑松法一样，用麻绳把褚光端吊起来。不想褚光端胆大气壮，武功又好，刚吊离地就使了个重功法，把绳子扯断，人又落到地上。行刑手以为麻绳不牢，换了一根再吊，依然如此，这才知道是褚光端在捣鬼。行刑手还从未碰到过这等角色，吃惊之下自是大怒，于是下马威就升级了，吊打变成了老虎凳。行刑手把褚光端用铁链绑上老虎凳，但却无法把他的脚跟抬起来塞进砖头，便用铁棍塞进去撬。不料，几下一撬倒把铁链撬断了，褚光端的脚骨倒是平安无事。行刑手这才知道褚光端确实厉害，几个人停下来，决定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皮肉。炭火盆刚生好，大田少佐突然派人来刑讯室通知：停止用刑，立刻把褚光端释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褚光端被宪兵队抓走后，他的家人十分着急，想来想去总算想出一个法子：去“兴满国术社”求助，该社主持人大叶山八郎是日本人，如果他肯出面和宪兵队交涉，日本人对日本人说话总容易些。这步棋算是走对了，大叶山八郎一听褚光端被捕，马上去找关东军驻哈尔滨部队的城防司令官神川大佐。大叶山八郎的公开身份是浪人，其实他还是日本在东北的特务组织“黑龙会”的小头目，这一点神川大佐自然知晓，所以大叶山八郎一开口，他就点头：可以通知宪兵队放人。神川大佐一个电话打到宪兵队，说城防司令部可以担保褚光端不是盗窃犯。这个面子够大的了，于是宪兵队立刻放人。郑松法、褚光端接连获释，疑点就集中在另一个被捕者郎玉宗身上。大田少佐照例先给下马威，然后提审。那郎玉宗平时偷鸡摸狗不断，进了宪兵队先已心虚，又不熬痛，两顿刑罚上上，连连求饶，让招什么就招什么，三下五除二就承认自己是盗窃“道里南街办事处”
“粮食配给券”的“飞贼”。大田少佐认为案子已经侦破，就指使部属连夜起草一份《侦查报告》，称已将该案侦破，抓获了“飞贼”，所获口供与刑侦科事先的判断完全一致。午夜时分，这份经大田少佐签名的《侦查报告》已经送到关东军驻哈尔滨宪兵队副队长长谷川的案头。长谷川这天轮到担任宪兵队总值班主任，这类案件按说不是总值班主任处理范围内的，但他是副队长，有处理权，便在《侦查报告》上批了“立即处决”四个字，将《报告》当场退回刑事侦察科。宪兵队专门有行刑执法队，负责处决人犯。刑事侦察科收到批转退回的《侦查报告》时，因行刑执法队夜间不设值班，所以决定次日上午送过去，让他们把郎玉宗押赴刑场处决。这样，满打满算，郎玉宗也只有12小时的寿限了！
郎玉宗注定命不该绝—当天晚上，“飞贼”再次在哈尔滨市露面，从日本人所开的正金银行偷盗黄金80两后，在现场留下一张“致东洋小鬼子”的纸条，从容遁去。日本正金银行哈尔滨市分行位于亚洲大街112号，那是一幢俄式大楼，高四层，四周都有院子，院墙以一人多高的绿色木栅栏代替。这幢大楼原是俄罗斯一位居住哈尔滨多年的富商建造，“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富商担心战火殃及自己，遂把这幢建筑物以低于造价几倍的价钱出让给一个日本商人后匆匆去了香港。这个日本商人转手把房子卖给关东军，据说赚了几百两黄金。关东军买下房子后，原准备作城防司令部，后来因弄到了更好的房子，就租给正金银行开业。正金银行哈尔滨市分行从1935年开业以来，一向太平无事。由于日本方面在军事挑衅上处处占上风，所以日本人的势力在东三省更加进一步得到扩张。这样，尽管哈尔滨曾经发生过抢劫、盗窃其他银行的案件，但无论作案者力量多大，对正金银行却是连念蜘不敢动一动。谁也没有料到，这天晚上“飞贼从容不迫地光顾了这个公认的禁地！正金银行开张初时，因担心中国人袭击，所以警卫人员都选用日本浪人和日军退伍军人。但是，以日本人作警卫，由于薪水高、待遇好，所以开支很大。银行经营者从降低成本开支出发，两年前开始雇用中国人作警卫，只留下几名日本人做警卫队负责人。银行的具体警戒措施是：每天昼夜须有6个武装警卫值勤，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这天晚上，下半夜2时至6时轮到值勤警戒的是松井小组。带班松井原是关东军少尉，在和中国抗日义勇军作战时右腿负伤，成为瘸子，于是退伍。因松井是关东军中有名的神枪手，正金银行便聘请他当了警卫组长，手下有5名中国警卫，这些家伙原先都是散兵游勇、响马土匪。下半夜2点，松井领着5名中国警卫接班后，留下两人待在大门内侧的警卫室里把守大门，其余三人跟着松井先去银行各处—地下室（金库）人口、营业大厅、行长办公室、财务处办公室等—巡逻了一圈，确认一切平安无事，遂回到警卫室暖了暖身子，然后再去巡逻。这天晚上白毛风刮得很厉害，气温甚低，松井受伤的那条腿因还留着两颗子弹头，所以产生了反应，又酸又痛，一拐一拐几乎难以走路。松井苦不堪言，难以忍受，便待在温暖如春的警卫室里不再出去，让手下5名中国警卫轮流出去巡逻。这5人都是兵痞土匪老油子，自由散漫惯了，平时值夜班有松井监着，不敢疏忽，免得惹恼了这个瘸腿鬼子，“山柄（耳光）的给”。今夜松井不亲自出马，他们自然乘机偷懒。他们在银行后面的伙房里生了个火炉，又弄了些酒菜，以“轮流巡逻”的名义悄悄轮流溜进去烤火喝酒，驱赶寒气。却说松井待在警卫室压阵，见5人很自觉地每隔半小时就两人一档出去巡逻，很是放心，坐在那里喝茶抽烟。大约到了清晨五点钟，早春的东北天还是漆黑一团，与深更半夜无异。松井看看手表，朝两个中国警卫打了个手势：时间到了！两人马上站起来往外走，去接前半个小时出去的“流动哨”。片刻，那两位推门而进。松井忽然感到不对头：两人挟带进来的刺骨寒气中混杂着一种类似劣质烧酒的气味！松井站起来，三角眼逼视着两人：
“你们的，喝酒的干活？”两人吓了一跳，银行警卫制度具有严格规定，严禁值勤时喝酒。于是，连忙抵赖：“没有！没有！”没想到一开口酒精气味愈加浓烈了，松井二话不说，从墙上取下那把从军队带出来的长长的战刀，“唰”的一声抽出来，扔下刀鞘，双手执着刀把，目光在两人脸上扫视，选择着冲谁下刀。那二位见状吓得浑身颤抖，不约而同跪地求饶，交代了违章喝酒的经过。松井还没听完，就冲了出去。肩负的重任使他暂时忘记了腿伤正发作着，三步饼作两步地奔向金库。地下室入口的绿灯亮着，密封式铁门关得好好的（如果铁门打开过，绿灯就会自动熄灭，报警红灯会自动打开），他松了一口气。但是，当松井打开一层层楼面的楼门锁，上到四楼行长办公室门口时，却马上意识到十有八九出事了—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明显地感觉到从门缝里钻出一股凉风，这表明办公室的窗户已被打开了！松井身上还保持着军人所特有的果敢作风，当下，他二话不说，侧转身子，只一肩膀就把门撞开了！一股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松井打开电灯，映现在他眼前的是这样一幅情景：两扇窗子打开着，其中一扇的一块玻璃已经碎了；室内地下乱七八糟地散布着从抽斗、文件橱里翻出来的文本、纸张；所有的抽斗、橱门都已被撬开。松井倒抽一口冷气，吹响了警哨。当五个中国警卫脸色煞白赶来的时候，松井已经在和行长佐藤七勇通电话了：“哈咿！我马上查看，请阁下稍等……”松井把话筒放在一边，一个箭步扑向屋角的一个铁皮文件柜，把手伸进一堆已被翻得乱糟糟的账册下面掏摸了一阵，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走到桌前，抓起话筒：“行长阁下，已经检查过了，没有！行长佐藤七勇放在文件柜里的80两黄金被窃贼偷走了！松井根据佐藤七勇的指示，向伪满哈尔滨市警察局日本顾问木村大郎打了个电话，报告了案情。木村大郎是市警察局的实际负责人，接到电话立刻往警察局长郭圣贵家里拨了个电话，让郭速派员赴正金银行勘查现场。郭圣贵当即命令正在市警察局值班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唐著率人急赴现场，他将随后赶到。唐菁立即点了8名刑警，急如星火地赶到正金银行。刑警毕竟是吃这行饭的，进门还没动手勘查就发现行长那张硕大的写字台上的厚玻璃下面，压着一张用正金银行的便笺纸所写的短札。东洋小鬼子：昨晚爷光顾道里南街粮券仓库，义取粮券数万斤，作娠济饥民之用。今晚爷余兴未尽，又来此处一游，笑纳黄金八十两，意欲接济抗日勇士。爷今已离哈市，他日兴致起时，或会重返哈市，取汝等若干颗颈上之物，开个人头筵席！尤鹞子留言民国32年3月12日又及：爷见此处一软皮底鞋质地尚可，试之又正合脚，也一并笑纳。爷原穿之宝鞋，给汝等留作纪念。唐菁一看之下，连忙招呼部下全部退到外面走廊里。众刑警不知此为何故，皆面面相觑。唐蔷解释道：
“这张纸条上的内容表明这个具名‘尤鹞子’的案犯是‘反满抗日’分子，这不在刑警大队查缉范围之内，因此，应当请日本宪兵队来侦查。”说话间，局长郭圣贵从家里驱车赶到正金银行来了。唐菁请郭圣贵进去看了那张纸条，又表明了自己的意思。郭圣贵深以为然，立刻往日本顾问木村大郎那里打电话。木村大郎一听案犯就是盗窃“道里南街办事处”
“粮食配给券”的那个“飞贼”，头都大了，当即表示“警察局不受理该案”，并往日本宪兵队打电话。日本宪兵队总值班主任长谷川副队长听说“飞贼”又露脸了，马上想起六七小时前自己批准枪决的那个人犯，一问刑侦科还没执行，就让通知行刑执法队暂停执行，待调查眼下这个案子后再说。因为“正金银行盗窃案”的案情完全是刑事案件性质，就仍叫大田少佐的刑事侦察科去调查。大田少佐一到现场，见案犯留条中称留下了他原先说的那双鞋，一检查，果然在桌子下面发现一双已经破旧不堪的貉皮鞋，不禁大喜，马上叫一个宪兵往队部打电话，让速派警犬来嗅迹跟踪。一会儿，两个宪兵牵来了两条警犬，让它们闻过鞋子后，“汪汪”叫着朝窗口扑去。大田少佐想起松井说过他上楼时楼门锁、办公室门锁内完好无损以及窗玻璃被砸碎的情节，确认案犯果真是“飞贼”，是从外面“飞檐走壁”上来的，就让把警犬带到楼下去。果然，警犬很快就在楼下嗅到了熟悉的气味，一路叫着跑出去了。这边，大田少佐指挥众宪兵勘查现场，得结果如下—“飞贼”是在下半夜两点钟以后潜人现场作案的。因为两点钟松井亲自巡逻时，还未查觉行长办公室门下有“唆噢”冷风吹出，表明其时玻璃窗未碎。“飞贼”没有选择地下室金库下手，也未破坏楼门锁和办公室门锁，说明他对撬锁不十分内行，只会象在“道里南街办事处”作案那样以蛮力和笨重的工具对付简单的铁锁，不会用技术手段对付比较复杂的锁。这可以估断他尽管身怀轻功绝技，但只不过刚涉足盗窃这个行当。“飞贼”把盗得的“粮食配给券”散给穷人和在现场留条留名之举，表明此人是一个久fm江湖的具有很浓厚的“侠盗”思想的人物：估计在江湖上有一定程度的名气。“飞贼”留下的鞋子，经测量和在“道里南街办事处”现场所留下的脚印相符，证明他所言不谬，前晚那个案子确系他所作。大田少佐又来到楼下，其时天已大亮，他望着墙面下留下的几个隐约可见的脚印，缓缓摇头，低声感叹：“‘飞贼’的，大大的厉害！”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十分难对付的对手。却说两条警犬嗅迹跟踪，初时还算顺利。但是，跟出一里多地后，它们在一个四岔路口突然发生了分歧：
一条逞直往前走；另一条却执意要朝右面路上拐。于是分头跟踪。可是一个圈子转下来，两条狗却在原处碰了头。它们失去了目标，站在路口互相对视着，发出阵阵怒吠。两个宪兵无可奈何，只得牵着警犬悻悻而归。大田少佐勘查完现场，正满怀希望等待着警犬带来好消息，见状不禁破口大骂：“‘飞贼’的，八格牙路，大大的狡猾！”大田少佐一行回到宪兵队，吃过早饭马上开案情分析会。由于接连发生两起由同一个案犯所牢的盗窃大案，而且案犯既是身怀飞檐走壁绝技的“飞贼”，又是具有强烈反日思想的“反满抗日分子”所以宪兵队头头十分重视，正副队长均到场参加案情分析会。这种情况，自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组建以来尚属首次。案情分析会分析了“飞贼”在现场留下的字条，认为其在字里行间所表露的去向行踪有两种可能：一是真的离开哈尔滨了；二是故弄玄虚蒙蔽警方，转移侦查视线，并不真的准备离开哈尔滨。因此，在侦查措施上宜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①组织力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访查，重点是首饰铺、当铺、银行以及金银市场，寻觅线索，求得突破。②对“尤鹞子”其名其人进行慎密的调查，务必弄清真面貌。这样，即便他逃往外地了，也便于逮捕。案情分析会后，日本宪兵队当即派出两路人马开展侦查，一路是30名宪兵和宪兵队下辖的侦缉队（全是清一色的伪满汉奸）的50余名特务，分成40个小组分头去全市首饰铺、当铺、银行和登银市场进行秘密访查；一路是10名宪名和从伪满哈尔滨市警察局抽调的20名刑警，分成10个小组分头访查“尤鹞子”其名其人。两路人马同时昼夜不停地进行调查，一连查了三天三夜，竟没查到一丝线索！具体主持侦查工作的大田少佐坐不住了，眨着熬得布满血丝的眼睛，咆哮如雷，大骂“八格牙路”，也不知是在骂“飞贼呢；还是骂那班无用的侦查者。这时，宪兵队翻译、中国人刘鲁向他献计：太君，要查‘尤鹞子’其名其人，是否可以去市警察局的‘笆篱子”里问问，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呢！”大田听得直翻眼睛：“‘笆篱子’？什么的干活？”
“‘笆篱子’就是看守所，那里关着不少黑道人物，估计有人知道‘尤鹞子’。”大田少佐觉得这似乎也是一条调查途径，便派两个宪兵前往市警察局看守所。看守所作为一个独立部门，也有日本顾问，名叫青山，他听宪兵道明来意，自是点头，便向所长凌某交代。凌某登上看守所院子里的岗楼，用洋铁皮嗽叭向全所囚徒喊话，让他们提供关于“尤鹞子”的情况。一连喊了数遍，毫无动静。两个宪兵坐不住了，和青山嘀咕了几句。青山想了想，点点头，召来看守所长，吩咐道：“你的告诉他们，谁提供‘尤鹞子’的情况，谁就功劳大大的，立刻把他释放！”凌某依言一喊，号子里马上有人称知道“尤鹞子”的情况，愿意详细提供。于是，这个犯人立刻被开出来，送往日本顾问的办公室。两个宪兵对他很客气，请他抽日本香烟，还让看守给他端来一杯茶。一支香烟抽完，宪兵先让他说说“尤鹞子”是怎么高矮的个子。江湖浑号和人名一样，同名的大有人在，先弄弄清楚这个犯人所知道的“尤鹞子”是不是眼下要查缉的“尤鹞子”犯人一说，宪兵听听差不离，便让他详细说一说。从这个犯人的叙述中，宪兵弄清“尤鹞子”是这样一个人物：
——尤鹞子，本名叫尤明达，字利湘，31岁，出身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尤明达少年时上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11岁时，随一个路过屯子的老道士出走，不知去向。18岁时，尤明达重新出现在家乡时，已经是一个精谙武功的小伙子。当时适逢县里举办擂台赛，尤明达前去参加，略费手脚就获得冠军，得赏金百元银洋。在之后举行的表演赛中，尤明达以独树一帜的轻功大出风头，轰动全县。尤明达表演的轻功有两项：一是站在大树下，让人用长竹竿把树上的鸟儿从窝里赶出来，他原地腾空一跃，竟蹦起一丈多高，双手疾如闪电地捉住了两只正在飞的小鸟。二是以“飞檐走壁”的功夫走上一座高达1丈8尺的石牌坊，然后飞身跃下，双脚着地时，一点声音也没有，身子也未打些趔趄。从此，江湖上给尤明达起了个浑号叫“尤鹞子’。“尤鹞子”出名后，辽阳市一家国术馆以重金把他请去当了轻功教师。两年后，“尤鹞子”因见商会会长的一个亲戚当街调戏妇女，见义勇为拔拳相助，将对方一拳击毙，因遭官府追捕而逃上长白山当了土匪。现在提供情况的这个犯人，当时也在长白山一个土匪窝里当小喽啰，因此见过“尤鹤子”并知晓其上述情况。至于“尤鹞子”后来如何，他因已下山七年，所以不得而知了。这个犯人提供情况后，青山真的当场把他释放了，还送给他一些钱。那两个宪兵回到宪兵队，将调查情况向大田少佐报告了。大田少佐大喜，当晚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查缉“尤鹞子”
哈尔滨市的日本宪兵、汉奸侦缉队特务和警察还在作着徒劳的侦查时，“尤鹞子”已经在辽宁省省城沈阳市（当时称“奉天”）露面并且作案了。“尤鹞子”这次所作的案子，社会影响比在哈尔滨所作的那两起案子要小，但对日本人的震动却远比哈市那两起案子要大。他所盗窃的，是关东军装备给一个师团上万名日军官兵的急救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人类用于治疗外伤和一些危及生命的躯体内外炎症最有效的药物是磺胺。磺胺战胜侵人人的躯体的细菌凭借一种手段，即当其和病菌遭遇时，让病菌把它当作食物吞食下去。磺胺进人病菌体后，会赖在里面，使病菌既无法将其排泄，也无法吐出，最后导致病菌饿死。这种战胜病菌的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手段，磺胺因此成为许多病菌的克星，拯救了不计其数的人们的生命。但是，时间一长，情况起了变化。聪明的病菌凭借遗传因子对磺胺产生了抗药性，它们认识了磺胺，并且知道它具有什么样的危害性，从而不吞食碘胺。尽管科学家不断地改变磺胺的“模样”，藉以迷惑病菌，但是，这种方法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失效了。因此，人类需要一种全新的、能够直接和病菌作战并将其消灭的药物。这种药物，就其被发现并制造成功这一点来说，早在本世纪初期就已在欧洲获得成功，这就是后来的青霉素，也就是美国军队在二次大战后期使用的被称为“上帝的救命药”的盘尼西林。但是，当科学家发现青霉素并在实验室里制造成功时，由于当时磺胺风头正健，加上青霉素造价比黄金还贵，所以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样，青霉素就被冷落一边，无人间津。三十年后，磺胺在临床上的疗效不大理想了，人们开始希望出现一种新的抗菌药物。美国的科学家首先想起了青霉素，开始研究如何降低造价及大批生产的问题。接着，日本也悄悄行动起来。日本人的“悄悄”之内行，举世闻名，他们比美国先将青霉素悄悄推向临床，但由于没有完全解决造价问题，因此无法大批生产。因此，青霉素作为日本当时最贵重的药物，被大本营指定为只有前线军队才有权定额使用的急救药。日本的药厂把青霉素和磺胺掺合在一起，制成一种代号为“H1616”的抗菌药物，由大本营后勤机构定额配发给前线部队。
“尤鹞子，盗窃的，就是“H1616”！3月上旬，关东军司令部接到东京大本营的密电，称决定将15箱“H1616”发给关东军，药品将于近日空运至奉天（沈阳）。次日，15箱“H1616”运抵沈阳，存放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1943年的关东军，辖第一、第三方面军及关东防卫军、第二航空军，计15个步兵师团、2个坦克师团，7个独立守备队、13个国境守备队等约70万人。70万人只15巧箱“H1616”，真是杯水车薪。关东军司令部几个头头脑脑经过商议，决定把这15箱“H1616”分配给15个步兵师团。3月1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笠原车雄中将签发了一道命令，让第九师团等巧个步兵师团速派人赴奉天第三方面军司令部领取药物。至3月19日，已有14个师团把“H1616”领回去，还有一个没来领的，是驻在长春的第一方面军直辖的步兵第28师团。19日下午，第28师团医院药房主任秋山义一少佐带了两名卫兵，驾着一辆军用吉普车抵达沈阳。汽车直驶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秋山义一凭师团司令部的公函，领取了最后一箱“H1616”。根据原定计划，秋山义一是准备连夜返回长春的。但是，他们那辆吉普车太老了，在去军用加油站加油后怎么也发动不起来d秋山义一无奈之下，只好往附近的第四军司令部汽车队打电话，请他们派车来把吉普车拖去修理。汽车队把车拖去一检查，说要换汽缸，今晚肯定走不了。这样，秋山义一三人只好在沈阳过夜了。
秋山义一和两个卫兵凭着军人证件，免费住进了第三方面军的军人招待所。招待所把他们安排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那箱“H1616”尽管价格昂贵且有价无市，但未被引起重视，被秋山义一像一件极其普通的行李一样随手放在床底下。这时，已是幕色初上时分，秋山义一三人便去外面用晚餐。他们找了家三开间门面的酒楼，进门登楼坐定，早有跑堂恭立在侧，奉上菜谱。酒楼老板听说来了三个腰佩手枪的“太君”，吓得忙不迭奔上楼来，也恭恭敬敬站在一旁。秋山义一三人都不识中国文字，汉字和日本文字虽有不少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但看菜谱却不能望文生义，秋山义一翻了一翻，把本子往桌上一扔，掏出一块银元放下，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酒的，肉的，鱼的，烧鸡的，多多的送上来！”老板倒会说日本话，他连忙把银元推回去，说太君光临小店，是三生有幸的大喜事，该由小店作东请客，哪里有收钱的道理。小店今天斗胆作主，给三位太君点一些菜，不知太君意下如何？三个鬼子自然高兴，异口同声大叫“耀西”（日语“好”的意思）。于是，老板吩咐跑堂通知伙房大师傅，拣那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空中飞的、土里钻的、树上爬的统统烧上来，并且立刻送上一箱西凤酒。不一会，一样样飞禽走兽、山珍海味陆陆续续上来了，浓油赤酱，香气扑鼻。秋山义一三人喜得眼睛没缝，狂饮滥吃。这一顿吃喝，持续了三个多钟头。秋山义一三人长期吃军营里的单调伙食，突然碰上这么个机会，胃口自是奇好，吃到最后，个个皆有六七分醉意。那酒楼老板极会巴结人，三个鬼子临走前，又每人奉上一瓶酒、一大包用干荷叶包着的卤牛肉、烧鸡之类的熟菜，还让伙计去叫了三辆洋车，把他们送回下榻的军人招待所。当时日本方面的形势正处于“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的境地，关东军对下辖部队官兵的外出抓得很紧，非紧要公务一般不准在外过夜。所以，第三方面军的军人招待所住客很少，三楼十几个房间，就有十来个空关着。秋山义一三人回去时，尽管已经是晚上11点钟，招待所却还很热闹。凡是住人亮灯的房间，里面都传出哼小调、聊天、吵闹、嘻笑之类的喧哗声。他们上到三楼，走廊里也有几个喝得醉蘸蘸的军人在推操嘻闹。看见佩着少佐衔章的秋山义一走来，他们吃了一惊，正待立正，秋山已经摆摆手从他们中间穿过了。一个卫兵用钥匙打开门，冷不防吃了一惊：亮着灯的房间里，桌前坐着一个男子，约摸三十岁上下，长瓜脸上有着长在两道浓黑的眉毛下的大眼睛，一个高高的鹰爪鼻子；身穿一套黑色西装，看上去质地很厚实，西装外面套着一件藏青色的夹风衣，头上戴着一面薄型罗宋帽，这种帽子的羊毛毡顶部放下来就是给耳朵、脸部防寒保暖的护套。那箱原先放在床下的“H1616”，此刻已被移到桌上。这个男子正坐在桌前用钢笔在一张纸上写字，听见声音，他纹丝不惊，转脸朝门口三人瞥了一眼，略略点了点头，就继续低头写他的字。秋山义一三人受酒精影响，反应迟钝，又因此人出奇的镇定，根本没触动他们头脑中那根主管“戒备”的神经。三人愣怔了片刻，方才迈步进人房间，走在头里的那个卫兵还以为这个坐在别人房间里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一样从容不迫的男子是自己的同胞，用日本话问道：“你是谁？你找谁？”对方这时刚写完最后一个字，边站起来边拧上笔帽，然后把钢笔压在纸上，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三个鬼子一听对方说中国话，酒马上醒了一半，秋山义一下令道：“管他是什么人，抓起来再说！”两个卫兵嘴里叽哩哇啦叫着朝对方扑去。那男子“嘿嘿”冷笑着，三个鬼子还没看清他究竟如何动作的，两个卫兵已经吃到了苦头：一个撞在墙上后跌倒在地，另一个被凌空抛起来，重重地摔在床上！“八格牙路！”秋山义一怒吼着，把手伸向腰间。但是，当他打开枪套，把手枪拔出来的时候，那个男子已经抱着那箱“H1616”跳上桌子，飞起一脚踢开窗子，纵身跃向窗外的黑暗之中。秋山义一紧接着扑到窗口，朝下面打了几枪。他入伍前是医科大学药学系的讲师，人伍后干的也是药剂行当，未上过战场，因此枪法可想而知，自然没有打中。秋山义一转身朝两个卫兵大声喝道：快快的去追！药的，是我们的生命！”那两个卫兵自然知道这一点，但是，此刻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拼命挣扎也没能爬起来。原来，两人都受了不重不轻的伤：一个腰椎尾骨粉碎性骨折，一个右侧肋骨断了三根。这个房间刚开始闹起来时，在外面走廊里嘻闹的那几个鬼子以为秋山义一三人开始发酒疯了，也没在意，待到枪声一响，这才知道不是闹着玩儿的，都涌过来探询究竟。他们正和开门出来的秋山义一撞个满怀，秋山义一便气急败坏地叫道：“小偷的，狡猾狡猾的！偷走了一箱贵重药品！你们快快的帮我去追！”那几个鬼子都是尉官，比秋山义一军阶低，又见情势如此急迫，便纷纷拔出手枪往楼下奔去。这一行奔到楼下院子里时，军人招待所的卫兵也赶来了，问明情况后，十几个人便分头追捕。但盗窃犯早已不知去向，十几个人白追了一阵，垂头丧气地返回了招待所。秋山义一进门就瘫倒在地，在场所有人中，没有一个比他更了解“H1616”的重要价值了，他趴在地下哭叫着：“找不回药品，我的性命大大的危险！”秋山义一的预感是准确的，后来，他和两名卫兵果然被送上军事法庭，他被判处死刑，卫兵各判处有期徒刑10年。军人招待所就在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后面，这边一闹腾那边马上打电话过来询问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司令部来了一个少尉参谋，他弄清情况后，立刻往奉天市日本宪兵队报案。一会儿，两辆三轮摩托车呼啸而至，载来了宪兵队刑事侦察科的6名宪兵。他们都受过专门的刑事侦察训练，一到现场就进行勘查，认定案犯是攀着墙外的水落管子爬上三楼的。案犯打开窗子进入现场后，因怕开着窗子案被人发觉（东北的三月全部关着窗），便把窗子关上。他显然是有目的而来，没翻动抽斗、橱柜和秋山义一的军用皮挎包，直接从床底下窃取了那箱“H1616”。临离开前，案犯异想天开留下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取西药者，尤鹞子也！当时，去现场勘查的6个日本宪兵，都不知道“尤鹞子”是什么人。但是，从“尤鹞子”在现场显露的本领来看，这是一个武艺高强的非凡人物。`
次日上午，奉天市日本宪兵队刑事侦察科科长武藤四郎少佐在听取昨晚赴第三方面军军人招待所现场勘查的部下汇报情况后，走进了宪兵队长中村穷立大佐的办公室，报告了这一罕见的盗窃案，最后奉上了“尤鹞子”在现场留下的那张纸条。中村穷立一看纸条，立时象触了电似地从皮转椅上跳起来：“啊！‘尤鹞子’？‘尤鹞子’来奉天啦！”武藤四郎跟中村穷立已经多年，从未见到过顶头上司如此失态过，见状不禁大吃一惊：“长官，‘尤鹞子，是什么人？”中村穷立不吭声，从桌上的文件夹里取出昨天刚收到的那份电报，递给武藤四郎。找这份电报，是关东军司令部特高课发给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各城市宪兵队的《关于紧急查缉“飞贼”
“尤鹞子”的通知》。《通知》中介绍了“尤鹞子”在哈尔滨市接连作下两起盗窃大案的情况，指出这是一个具有严重“反满抗日”思想的极端危险分子，一旦他把飞檐走壁的绝技直接用于“反满抗日”，比如搞暗杀、下毒、爆炸和盗窃重要军事机密等，那势必会给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造成相当大的危害。因此，关东军特高课要求各地宪兵队严密注视“尤鹞子”的线索，严加侦缉，务必尽早将“尤鹞子”捉拿归案。武藤四郎看罢，倒抽一口冷气：“好家伙，一出手就作了这么个大案，把皇军整整一个师团最好的急救药给盗走了！”中村穷立紧皱着眉头：“要是这箱‘H1616’落在抗联手里，那对于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所以，必须立刻严查，务必抓获‘尤鹤子’，追回‘H1616’！具体侦查工作，由你负责抓，你直接对我负责！”
“哈依！”武藤四郎接受命令后，立刻发号施令，让宪兵队辖下的汉奸侦缉队、伪满奉天市警察局各出动80人，配合宪兵队在全市范围内查缉“尤鹞子”。当天中午，奉天市各交通要道都被封锁，日伪军警站岗立哨，盘查过往行人。奉天火车站及各汽车站、大车店，都有特务严密监视，凡是携带体积稍大行李的旅客，不论男女老少，贫富贱贵，一律开包检查。下午，奉天市的大街小巷，都贴出了日本宪兵队赶印出来的《通缉令》，上面详细介绍了“尤鹞子”的年龄、籍贯、容貌、体态、武功及作案情况，许诺有生擒“尤鹞子”解送宪兵队的，得赏金10000元银洋；不论用何种手段使“尤鹞子”毙命的，得赏金8000元银洋；向宪兵队提供线索使“尤鹞子”落网的，得赏金6000元银洋。伪满的奉天电台，也不时在各档节目中插播这份《通缉令》。
与此同时，奉天日本宪兵队还向新京（长春）关东军司令部特高课拍发急电，报告“尤鹞子”在奉天作案的情况，提出有作案后已逃离奉天的可能性，所以建议立刻由特高课出面通知辽宁省及吉、黑两省宪警机构严密注视线索，伺机缉拿。关东军特高课采纳了奉天日本宪兵队的建议，于当天下午三时零七分在长春关东军司令部以密码向东三省各城市的日本宪兵队发出了“关东军特字第137号令”，要求各地宪兵队查缉“飞贼”
“尤鹞子”。“137号令”还通报了奉天“H1616失窃案”的案情。奉天日本宪兵队一连折腾了两天两夜，连“尤鹞子”的些许线索也没查到。又过了两天，距奉天仅40公里的抚顺市发现了“尤鹞子”的线索—抚顺市日本宪兵队的负责长官是副队长佐佐木少佐，（自1941年原正队长嘉木中佐奉调回国后，该队一直未任命正队长）这是一个行伍出身的纠纠武夫，杀人放火是拿手好戏，侦查案件却是外行。而且，由于抚顺市比省会城市小，所以宪兵队的编制也小，未设刑事侦察科。这样，佐佐木少佐在接连收到关东军司令部特高课发来的两份急电（即《关于紧急查缉“飞贼”
“尤鹞子”的通知》和《关东军特字第137号令》后，对如何开展侦查着实费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把此事交给宪兵队下辖的由清一色的伪满特务组成的侦缉队去办。佐佐木把侦缉队长麻老五找来，交代了案情，临末说：“‘满洲国’这么大，那个‘飞贼’也未必就逃在抚顺，说不定已经去了关内呐！但是，关东军特高课来了电令，我这里不查不行。这桩差使交给你这个摊子去办，把架式摆出来就行了。”麻老五嗒嗒连声，领命而去。麻老五的观点恰恰和佐佐木少佐相反，他分析了案情，认为“尤鹞子”盗窃“H1616”的根本动机就是为了卖钱，所以，已经得手了就要销赃。销赃必和以下两点有关系：
第一，“H1616”作为一种新药，有效期仅卉月，因此案犯肯定急于要出手。第二，“H1616”即使在日本，困于生产量少也未进人民用市场，所以，在“满洲国”的医药界，并不是尽人皆知。这样，案犯在销赃时，必须选择较大城市的较有名气且对“H1616”有所知晓的西医作为对象。因此，不能排除“尤鹞子”把抚顺市作为销赃地点的可能。麻老五基于上述观点，很快就理清了侦查思路，他派人去伪满抚顺市卫生局抄录了一份全市以私人名义开设医院、诊所、诊室的名单。这份名单共有49人，其中31人是中医，18人是西医；这18人中有3人开医院，7人开诊所，8人开诊室。麻老五看了名单，把31个中医划掉，然后吩咐下面人备了18份请柬，18个西医每人1份，请他们来侦缉队开“恳谈会”。那18人接到请柬，自然不敢不来。麻老五主持会义，由他一个人“恳谈”：通报案情，命令所有人都留意，如果有人前来销赃，设法稳住，然后速向侦缉队报告。举报有功者，将获赏金；知情不举者，与案犯连坐治罪。麻老五这步棋子竟被他走着了，“尤鹞子”真的来抚顺市销赃了。抚顺市东门内靠近城墙脚下有一家“天寿诊所”，由西医潘百龄所开。这潘百龄三十多岁，出身于一个买办家庭，由于家境富裕，读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之后，由其父的一位日本朋友作介绍，赴日本留学，专攻西医外科。潘百龄从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在日本一家医院当了三年外科医生，具有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不久，潘百龄回到家乡抚顺，独立门户，自己开了一家“天寿诊所”，专治外伤，兼做一些难度不大的手术。“天寿诊所”共有医护人员13人，病房20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开业。潘百龄是老板、所长兼主任医师，几年下来名气响彻全抚顺。当时抚顺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隔一段路就有“治伤开刀请找留日医学博士、外科专家潘百龄”的大幅广告。因此，“天寿诊所”的生意远比其他诊所、诊室兴隆。所以，该诊所每个月的药品、器械的进货量也比其他诊所、诊室多。由于名声在外，一些西药商人常常直接来“天寿诊所”兜销药品。“尤鹞子”是在侦缉队长麻老五开过“恳谈会”后的次日登门的。这天中午，一个身穿黑色厚毛料西装、外罩大青色夹风衣、头戴毛线帽的中高个男子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天寿诊所”。“天寿诊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昼夜有医生值班，病人随到随看，服务态度相当热情。这天的值班医生张某见有人进来，马上热情招呼：“先生是看病还是出诊？”
“尤鹞子”说：“不看病也不出诊，找你们诊所的潘百龄先生说几句话。”张某点点头，随即叫护士去里面宅院报知。一会儿，潘百龄出来了，上下打量不速之客：“不敢动间，这位先生找敝人有何见教？”
“尤鹞子”眼角一扫张某：“播先生，可否借一角之地说几句话？”
“可以。”潘百龄把“尤鹞子”领到自己诊疗的那间屋子里面。双方坐定后，“尤鹞子”说：“潘先生，我是有一项便宜生意来和你洽谈的。”
“你是西药商？”
“尤鹞子”对潘百龄的问题避而不答，反问道：“听说潘先生是留日医学博士、外科专家？”
“不错！”
“那你对日本的最新医药成果一定知晓？”潘百龄傲然点头：“我的许多同学现在都是日本国内的专家、学者，我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自然熟悉此类情况。”
“那你不会不知道‘H1616’？”潘百龄一惊：“‘H1616’？”
“是啊。潘先生知道这种药吗？”
“知道！知道！”潘百龄顿时变得兴奋起来，“你有‘H1616’？”
“我有整整一箱，800瓶。”潘百龄时时已完全认定眼前此人就是麻老五在“恳谈会”上所说的“飞贼”，心里一喜，决定稳往对方，然后往侦缉队打电话，于是说：“我全要了！请先生开个价钱。”但‘尤鹞子”并不准备在这里久留，他从口袋里掏出1瓶“H1616”，放在桌上：“这是样品，留在这里，潘先生可以鉴定一下，如果认为可以，晚上7点钟在东门外‘大得胜饭庄’见面，议定价钱和交货时间。”潘百龄一看那瓶样品，无论品名、生产时间、有效期限、单位等，均和麻老五所交代的一样，心里不禁一阵狂喜，他想当场拍板，然后以筹措资金为名去打电话向侦缉队报告，但又怕引起对方的怀疑，打草惊蛇，欲速则不达，于是稳往神，点头道：“好！好！好！晚上7点，敝人在‘大得胜’恭候。”
“尤鹞子”站起来，拱拱手：“一言为定！告辞了！”遂扬长而去。
潘百龄目送“尤鹞子”出门，很想立刻去侦缉队告密，但他生怕“尤鹞子”派同伙在附近监视，于是便往麻老五那里打了个电话，要求麻队长派人来听他报告有关“尤鹞子”的情况。麻老五接到电话，喜出望外，当即化装成求医者模样，亲自前往“天寿诊所”。潘百龄向麻老五报告了上述情况，交出了“尤鹤子”留下的那瓶“H1616”。麻老五详细询问了来人的体态、相貌，断定确系关东军特高课通令全“满洲国”查缉的“飞贼”
“尤鹞子”本人，不禁大喜，拍着潘百龄的肩膀道：“潘先生为皇军立了一大功，皇军将会发给你一大笔赏金！”麻老五离开“天寿诊所”，立刻前往宪兵队。佐佐木听麻老五如此这般一禀报，心花怒放，立刻向长春关东军特高课总部发电报报告这一情报。关东军特高课在收到电报后不到半小时就发来回电，命令抚顺宪兵队务须生擒或者击毙“尤鹞子”。佐佐木坐镇宪兵队队部，发号施令：侦缉队抽调四名精干特务，化装成跑堂，立即潜伏“大得胜饭庄”内；侦缉队长麻老五在黄昏时率领20名特务，充作食客，将“大得胜”的门口、窗户把守住，严防“尤鹞子”逃窜；宪兵队出动25名日本宪兵，化装成小贩、路人等，将“大得胜饭庄”包围起来；行动目的是生擒“尤鹞子”，生擒不成可以开枪击毙。侦缉队的中国特务和宪兵队的日本宪兵接到命令后，均秘作准备，抖擞精神，磨拳擦掌准备行动。当天傍晚6时45分，潘百龄根据麻老五的安排，来到“大得胜饭庄”，在靠里侧朝门口方向的一副座头落座，招呼跑堂在桌上摆上两副餐具。大约等了10分钟，“尤鹞子”来了，他已经换了装束：身穿对襟丝棉薄皮袄，头戴可以放下遮住耳朵的骆驼毛毡帽。“尤鹤子”在门口驻步，一个来回扫瞄了一下，已经看清潘百龄所待的位置。而潘百龄此时还没认出门口那人是“尤鹞子”，直到“尤鹤子”走过来，方才认清正是自己要等的人，忙不迭招呼：“来啦！先生，请坐！请坐！”
“尤鹞子”走到桌前，在潘百龄对面坐了下来。坐在账台那里冒充账房先生的麻老五见状，立刻发出“下手”的暗号。四个冒充“跑堂”的特务立刻成扇面形朝“尤鹞子”那副座头围拢过去。右侧那个抢上几步，站在“尤鹞子”旁边，用询问来分散其注意力：
“先生，您想吃点儿什么？”
“尤鹞子”此时尚未察觉，回答道：“来点儿卤牛肉、烧鸡、腊鹅……”话还未说完，背后一个“跑堂”倏地窜上去，猛地抱住“尤鹞子”的后腰。右侧那个和另一个几乎是同时抢上去，分别抱住了两条胳膊，其中一个大叫：“铐上！快铐上！”麻老五绝对没想到“尤鹞子”会这样厉害——话音未落，他双肩一抖，那两个抱胳膊的特务已经倒在地下；反手一掌，将抱住后腰的那个特务击倒；在站起来的同时已把桌子踢翻，压住了想乘机开溜的潘百龄！麻老五在账台后面觑得真切，大吃一惊，立刻气急败坏叫道：“上！都给我上！抓住他！”在场的十几个特务一齐扑向“尤鹞子”。“尤鹞子”一个“旱地拔葱”跃到一张桌子上，尔后迎着特务纵身窜去，踩着他们的肩膀、头顶连跳带跃到了店堂中间，一个“大鹏展翅”
“飞”向楼梯口，单脚在楼梯脚的栏杆柱头上点了点，已经腾升到二楼！“尤鹞子”会从二楼逃，这一招麻老五不是没想到过，但他认为可能性很小，所以只在二楼楼梯口安排了两个特务把守。那两人也化装成食客、正在楼梯口那副座头上吃喝得津津有味，听见下面乒乒乓乓的声音，知道行动开始了，便一左一右倚在栏杆上往下张望。就在这时，“尤鹞子”窜了上来。两人蓦地一惊，慌忙扑上去，被“尤鹞子”挥拳击倒。“尤鹞子”一秒钟也未停留，抓起一张椅子朝侧面的窗子猛力掷去，椅子和砸坏的窗子一齐飞了出去。外面的日本宪兵听见声响，只道“尤鹞子”定会从这扇窗子里出来，纷纷奔过去。即不料“尤鹞子”轻轻打开另一侧的窗子，施展轻功，跳越一条六尺来宽的胡同，落在一排平房的房顶上，飞檐越脊而遁。待到有宪兵听见这边似有声音过来时，“尤鹞子”已经遁身黑夜之中了！当晚，抚顺全市大戒严，日本宪兵队、侦缉队以及伪满警察局、保安团全体出动，挨家挨户搜查，一直折腾到天明也没发现“尤鹞子”的影踪。Nu
抚顺日本宪兵队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中，只好一面继续作着徒劳的搜索，一面向长春关东军特高课发急电报告。关东军特高课于是向全“满洲国”发出了“关东军特急第138号令”，通报“尤鹞子”露面销赃的情况，要求各地密切注意查缉。但是，“尤鹞子”却象土行孙钻进土里了一样，不见了影踪。后来，“尤鹞子”落网后，向关东军特高课的审讯官声称是去“关内某地”销售窃得的“H1616”。半个月多后，“尤鹞子”又回到了东北，并且立刻果断地再次作下盗窃大案。这次，“尤鹞子”在“满洲国”
“首都”长春盗窃了108块“英纳格”手表。这起盗窃大案，也带着明显的“反满抗日”色彩。前面说过，1943年时的战争态势，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来说，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依靠日本主子扶持而成的“满洲国”，由于形势不利，开始呈现明显的摇摇坠坠。“满洲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认为有必要表示一下“忠于大日本帝国”的态度。正好这时日本方面拟安排一批在侵华战争中受伤致残的日军官兵回国，决定在长春集中，然后乘坐飞机回日本。“满洲国”遂决定向这批断腿缺胳膊的“太君”每人赠送一块手表。3月中旬，“满洲国”派专人赴上海购置了108块“英纳格”手表。带回长春后，又请钟表店在每块手表上刻了8个字，曰：“日满亲善，武运长久”。3月下旬，当部分日军伤残官兵开始向长春集中的时候，“满洲国”的新闻发布官奉命向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称在108名伤残日军官兵全部抵达长春后，将举行专门的仪式向他们赠送这份象征着‘旧满亲善友好关系”的礼品。当时“满洲国”、关内日军占领区以及日本的新闻媒介都公布了这一消息。
“满洲国”各大城市特别是长春更是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这可能构成了“尤鹞子”的作案动机。这108块“英纳格”手表，经钟表店刻字后，就存放在店里。这家钟表店名叫‘气昌盛钟表眼镜公司”，在长春是一家老字号铺子，老板是韩国人，姓金，据说和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私交甚笃。“昌盛钟表眼镜公司”位于一幢四合院内，四周是围墙，进门一个院子，院子的正侧都是店面。金老板及家眷都住在离店一公里的私宅内，店里每天晚上有护院守夜，有时四人，有时二三人，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人。守夜人数的多寡，由店里贵重货物的多少来决定的。108块“英纳格”进来后，金老板就规定每天晚上必须有三个护院守夜。这天晚上，守夜的三个护院在店刚打烊账房间还在结算账目的时候就进人了现场。账房间是守夜的重点位置，那里面有两口保险箱，一口放现金，一口放售价高的手表和眼镜架子。每天结束营业后，把店堂里的贵重手表、镜架清点放人保险箱，到次日开门前，再放回柜面。所以，守住了账房间就等于守住了整个店。那108块“英纳格”是不会放到柜台里去的，因为价钱不菲，并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金老板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所以自然放进了保险箱。三个护院在账房间里待着，隔10分钟就出去两个人全院巡逻，留一个人寸步不离守着保险箱。三人中，一个是韩国人，姓金，是金老板的侄子，行伍出身，枪法很准，1937年作为谷寿夫的部下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在作战中负了伤，于是退伍到了长春，给金老板当护院领班。另外两个是中国人，原是东北军士兵，“918事变”后脱离行伍在地方上混饭吃。三人守夜，初时无话，到了午夜过后，两个中国护院从外面巡逻了一圈刚返回账房间，忽然听见外面传来隐隐约约的一声异响。金某一怔，侧耳谛听，嘴里道：“什么声音？你们出去看看！”两个中国护院走到院里，没发现什么，就转到东侧店堂间侧面去看，只见一扇窗子的玻璃已经打碎，窗子开着！两人一面叫着“抓贼”，一面堵住窗门，拧亮手电筒往里照着查看。
“昌盛眼镜钟表公司”开设七八十年以来，从未遭到过窃贼的光顾，所以在防盗方面缺乏经验，护院守夜没有一套制度。那韩国护院金某听见外面叫“抓贼”，立刻一跃而起，从怀里拔出左轮手枪，开了门想冲出去对付窃贼，哪知，门刚拉开，冷不防瞅见前面站着一条黑影，不禁大吃一惊。但金某毕竟是行伍出身，反应奇快，几乎连个停顿都没打，马上举枪扣板机。哪知，黑影的动作比他还要快一个节拍，抬手闪电拟地一拳击在他胸门上，他只觉得耳朵里“轰”的一响，就栽倒在地下，昏死了地去；那支左轮手枪，自然没扣响，不知震飞到哪里去了。黑影击倒金某后，一个箭步闯进了账房间……却说那两个中国护院，在窗口往店堂里乱照了一阵手电筒后，虽然没照到人，也没见被撬开了哪个柜台、抽斗，但终究不放心，便翻窗而入，在偌大一个店堂间里各处搜寻了一番，自然无甚收获，于是便回账房间想向金某报告。哪知推门进去，只见金某侧卧在地，昏昏沉沉；而装贵重手表、镜架的那个保险箱已被撬开，里面那个放着108块“英纳格”手表的小铁盒，已经不翼而飞！再一看，洁白的南墙上，写着一行巴掌大的毛笔字：尤鹞子到此一游，携去手表一盒，留字为证！两个护院见了，目瞪口呆，好一阵子才回神来，其中一个轻声道：‘尤鹞子’，不就是关东军捕而不得的‘飞贼’吗？”两人勉强镇定下来后，忙着给金某掐人中、灌开水，好一阵才救醒过来。金某一听窃贼盗走了那108块“英纳格”，只说了声“快报警”就又昏了过去。两个中国护院便忙不迭往金老板家里打电话。金老板一听，倒没有象他侄子那样吓得昏过去，只是骂了几声“混蛋”，便往长春市日本宪兵队打电话报案。当时长春市日本宪兵队队长是兵部佑三郎大佐，他早已接到关东军特高课所发的三个通报、通令，却不以为然，寻思长春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满洲国”“首都”，“尤鹞子”纵然有水缸大的胆了，也不敢进城来作案。哪知道，这“尤鹞子”的胆子竟比水缸还大，真敢来长春作案，而且不偷别的，单偷日本大帝国和“满洲国”准备做“亲善”文章的那108块“英纳格”，这真是始料不及！兵部佑三郎接到报案电话后，一面派宪兵去勘查现场，一面向关东军特高课报告。关东军特高课随即命令全城戒严，同时派出大批特务会同日本宪兵、伪满警察、保安团在全市进行地毯式搜查。长春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出现了一个具有强烈“反满抗日”情绪且身怀飞檐走壁绝技的“飞贼”，其潜在的威胁自是不言而喻。因此，关东军特高课必欲将“飞贼”捉拿归案或者置于死地。搜查进行到次日上午，未发现“尤鹞子”的影踪。关东军总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闻报后，于上午10时09分签署了一道命令，让驻在长春郊区的关东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第九师团派出800名日军进城参加搜缉。这时，直接参加搜缉行动的日伪军警人员已经达到5600多人。但是，一直搜到下午5时，仍未搜到“尤鹞子”。宪兵队长兵部佑三郎大佐折腾了大半夜加一整天，已经精疲力尽。他从外面回到宪兵队队部，站在办公室挂着长春市地图的墙前，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望着地图自言自语：“‘尤鹞子’的，飞到哪个角落里去了？”兵部佑三郎沉思良久，不得要领，遂抓起电话机送话器，要通了设在伪满长春市警察局内的临时指挥部，问他的副手、宪兵队副队长人见米鹿中佐：“搜索进行得怎么样？”人见米鹿回答：“全市市民家查户口已经查了两遍，所有的商店、旅馆、饭店、大车店和公园也查过了，车站昨晚早已封锁了兵部佑三郎忽有所思，打断道：“还要搜查戏院、电影院、茶馆、妓院、澡堂，这些地方也是可以藏人的。”
“兵部君，您所说的那些场所也都已查过，我还专门派人守在那里，但未见‘尤鹞子’的影子。”
“继续搜索！一从时间推算，‘尤鹞子’来不及出城的，他一定还在城里！”这场全场大搜索埋行了整整两天两夜，但还是白搜了一场。第三天，关东军特高课只好下令收兵，只指示宪兵队和警察局仍派出几百名便衣人员在全城各处转悠，还布置了不少耳目协助查探。
事后得知，“尤鹞子”作案得手后确实未能出城。长春的城墙很高，城上警戒也严，“尤鹞子”不敢冒险。他原先准备在小巷里转悠一阵，候得开城门就出城，但日军发现得早，不到半小时就开始戒严查缉了，他只得躲进日本侨民区，在一所空房子里栖身。所幸的是这户日侨家使用的是公用暖气，不必生火炉子，而且厨房里有现成的熟食，所以他未受冻饿之苦，太太平平过了两天。第三天，“尤鹞子”从收音机中得知戒严已经结束，遂准备开溜。开溜之前，他想去澡堂洗个澡，换身衣服，不想这一去竟撞进了关东军的大牢！“尤鹞子”离开藏身的那户日侨家时，考虑到那个装手表的铁盒太显眼，又笨重，就找了个有拉链的提包，把手表统统装进去，用细铜丝把拉链扣死。他又在室内找了套衣服，用布包上，夹在腋下，拎了装手表的皮包，出了门，大摇大摆地在马路上行走。一会儿，“尤鹞子”来到离日侨居住区不远的一个澡堂。推门而进，一阵热气扑面而来，热气中站着一个中年跑堂。这个跑堂姓甚名甚已无法查证，只知道他是中国人，在关东军特高课留下的“特档1号”卷宗中，称其为“支那跑堂”。这个“支那跑堂”见“尤鹞子”进去，连忙点头哈腰表示欢迎。此刻是上午10时许，正是营业清淡的时候，所以“支那跑堂”一直把“尤鹞子”迎领到里面更衣处。更衣处另有跑堂，按例“支那跑堂”已经没有事了，但他见“尤鹤子”穿着不凡，举止颇有派头，便动了讨小费的脑筋，所以在更衣处跑堂迎上前来时，大显殷勤，帮“尤鹞子”去放那个皮包。“尤鹞子”一时疏忽，未加考虑便把皮包交给了“支那跑堂”，并且按照惯倒递过去两枚银角子作为小费。“支那跑堂”接过皮包，觉得特别沉重，由于缺乏思想准备，竟差点失手落地。他心里觉得奇怪，寻思这个皮包里装了什么东西，竟有这样重的？难道里面装着金银财宝？可是怎么又不上锁，只用细铜丝拴着？他把皮包递往寄存处时，隔着外层用手捏了捏，觉得其形状不象金条，也不象白银，一个个圆鼓鼓的不知是什么。就在“支那跑堂”把皮包递给寄存处伙计时，头脑里鬼使神差地突然想起了这两天闹得全城沸沸扬扬的“英纳格盗窃案”，不禁一怔：这形状、这份量，不是手表还会是什么？“支那跑堂”马上想起贴满大街小巷的关东军司令部查缉“飞贼尤鹞子”的《悬赏通缉》，心里顿时一阵狂喜：好啊！活该我这个穷跑堂的发一笔横财哩！于是，他把皮包寄存了，又将牌子交给“尤鹞子”后，马上一个箭步朝外面奔去。“支那跑堂”刚出大门，外面正巧走来一支日军宪兵巡逻小组，他上前去，用生硬的日语加手势向为首的那个上等兵告密：
被皇军通缉的“飞贼尤鹞子”就在澡堂里！这个上等兵倒会说几句中国话，其水平比“支那跑堂”的日语水平高一些，马上问明了情况。此人是巡逻小组组长，又是个老兵，显得很沉着，略一沉思，眼珠一转，正巧看见一个伪满侦缉队特务模样的家伙从马路对面一家商店里走出来，遂挥手令其过来，一看“派司”，果真是侦缉队的，便让他随“支那跑堂”进澡堂去查看那个皮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个伪满特务进去，“尤鹞子”已经脱了衣服去里面池子里泡着了。特务从寄存处取出皮包，扯断细铜丝，拉开拉链一看，里面果真装着“英纳格”手表！他取了一块，三步迸作两步奔出来向日本宪兵报告。那个上等兵知道“尤鹞子”轻功了得，生怕自己这边区区数人难以将其擒获，遂命令把澡堂大门封锁，所有人均不准进出，自己窜到马路对面那家商店去往宪兵队队部打电话。兵部佑三郎听说．发现了“尤鹞子”，而且正在赤身裸体洗澡，不禁大喜，也不报告关东军特高课，当即集合了30名日本宪兵，自己挎上战刀，佩上王八盒子，亲自带队，分乘两辆卡车急驰那家澡堂。却说“尤鹞子”泡在浴池里，只觉得周身舒畅，心旷神怡，根本不知道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由于暖和，他倚靠在池壁沿日，眯缝着眼睛，不知不觉陷人了昏昏欲睡的状态。但他毕竟是武林高手，即使在迷糊状态中也保持着下意识的警惕。忽然，他听见房顶上似乎有异响，象是有人在轻轻地走动或者爬行，他马上睁开眼睛，目光向顶头一扫，没发现什么。但是，“尤鹞子”还是准备立刻离开这个澡堂。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从浴池里爬起来，房顶上的四扇天窗突然同时被重物砸碎，碎玻璃“哗哗’，地掉落下来，把十几个光着身子的浴客戳得皮破肉绽；紧接着，几支黑洞洞的枪口从窗口里伸进来，齐齐地对准了“尤鹞子”，枪口后面是强烈的阳光照耀下的一张张狰狞的脸！“‘尤鹞子’的，你的逃不了啦！快快的投降！”
“尤鹞子”一愣，跟着立刻转过身子，想施展轻功往门口窜。但是，门口也出现了上着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的枪口：“‘尤鹞子’的，快快的举手投降！”
“尤鹞子”意识到自己已经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无可奈何之际，只好举手投降。白本宪兵冲进澡堂，给“尤鹞子”扣上手铐，又缚上绳子。然后，用棉被把他团团包起来，外面又用绳子绑住，就象端阳节裹扎粽子。一切都摆弄妥当后，鬼子把“尤鹞子”抬着出了门，扔上卡车，驻往宪兵队。}8EB[x
关东军特高课的耳目遍布全东北，在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市更是各处密布，无孔不人。长春市日本宪兵队刚把“尤鹞子”押解到队部，在严密监视下让人犯穿上衣服，特高课的电话已经打来了，命令立即把“尤鹞子”押解特高课本部机关看守所。兵部佐三郎不敢违勃，子是连审讯也未进行，便立刻派了一个中队的宪兵，在严密警戒中把“尤鹞子”押解关东军特高课本部机关看守所。根据关东军总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的命令，特高课专门成立了一个由18名日本特务组成的“‘飞贼’盗窃案侦查本部”，负责调查“尤鹞子”的作案情况和背景。笠原幸雄特地指示特高课：这是一名重要案犯，某案情已经通过日本在“满洲国”的新闻媒介传到日本国内，并且为大本营所知。日本国内一些人士把该案提高到大和民族与支那民族人口素质问题的角度来予以讨论。因此，国内很有可能随时会提出把“尤鹞子”押去，以供观瞻。所以，在严加看管的前提下，应对“尤鹞子”予以适当优待，不到万不得以，不准施以刑罚。这样，“侦查本部”在审讯“尤鹞子”时，未施用刑罚。但是，“尤鹤子”并不领这份情，他在审讯中拒绝回答任何间题，翻来复去只说一句话：“要杀就杀，不必多言！”特高课考虑到如果“尤鹞子”被押往日本，新闻媒介肯定要大炒特炒，为了树立关东军特高课在日本民众中的形象，必须把案情搞得一清二楚。所以，课本部指示“侦查本部”：
务须将有关案情彻底查清，向国内公众公布时须绝无破绽。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本部，‘的那些日本特务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耐心，一面采取怀柔手段，客客气气地轮番出场和“尤鹞子”谈话；一面电令“尤鹞子”曾经光顾过的哈尔滨、沈阳两市的日本宪兵队，速派专人将“尤鹞子”所作下的盗窃案的有关案卷送往长春。哈尔滨、沈阳两市日本宪兵队接到电令后立即照办，在24小时内把一应案卷送抵长春关东军特高课本部机关。特高课把这些案卷集中起来，单独设立了“特档1号”卷宗。此时，“尤鹞子”在“侦查本部”的怀柔手段下，态度有所改变，答应在每天有酒肉、香烟供应的前提下，逐步交代特高课所需要的情况。据“特档1号”中审讯“尤鹞子”的日本特务所作的原始记载，审讯者与被审讯者的这种“合作”
“很不协调，令人心烦意乱”，因为“尤鹞子”的招供纯属信口开河，想把话题扯到哪里就扯到哪里，审讯者只要稍稍表示不满，他就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并以“不开口”相威胁，迫使审讯者不得不照他的意愿进行讯问。这种“合作”进行了大约不到一星期，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鹞子”越狱逃跑了！
“尤鹞子”的脱逃纯属偶然，但这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据“特档1号”记载，“尤鹞子”是当时关东军特高课本部机关看守所中看押得最严密的一名案犯，他被囚于看守所后院的一间石屋中，这间石屋没有窗户，进出只有一道仅能侧身通过的铁栅栏门；牢内地下立有一根长6尺粗合抱的石柱，上有孔眼，穿着一根粗铁链，扣戴着手铐脚镣的“尤鹞子”就被锁在这根铁链上。牢门外，昼夜24小时站着两名日本看守，时刻监视着“尤鹞子”。按常情而言，处在这等严密警戒中，“尤鹞子”纵然武功再了得也无法越狱。但是，“尤鹞子”逮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凭着他那高超的轻功，竟然轻而易举地逃跑了！给“尤鹞子”这个机会的，是一个名叫黑山顶天的日本人。原来，当时日本方面为了给在国外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官兵鼓士气，组织了数支“各界民众慰问团”同时分赴中国沦陷区、“满洲国‘，以及东南亚诸占领国进行慰间。黑山顶天是赴“满洲国”的“慰间团”团长。黑山顶天是日本皇室成员，被裕仁天皇封为“一等男爵”，用中国流行的说法，就是“皇亲国戚”。黑山顶天抵达长春后，关东军总司令官、总参谋长之流自是必须出面设宴款待。席间，主客聊天，总参谋长笠原幸雄便说起擒获“飞贼尤鹞子”之事。这黑山顶天不过二十七八岁，十足一个纨绔子弟，闻听之下不禁大感兴趣，提出要见一见这个身怀绝技的“飞贼”。这个要求应该说已经超出了“慰问”的范围，但鉴于黑山顶天身份特殊，关东军方面没有打回票，答应次日予以安排。次日，黑山顶天由笠原幸雄陪同着来到关东军特高课看守所。看守所长把客人迎进自己的办公室，落座奉上烟茶果点后，便传令带“尤鹞子”。不一会，一群全群武装的日本看守簇拥着“尤鹞子”出现在门口。黑山顶天定睛一看，“尤鹞子”双手扣着副钢铐，脚上砸着24斤重的大镣，“哗啦啦”地跨进门来。黑山顶夫皱皱眉头，用日语对笠原幸雄说：“有必要这样对待一个落网的窃贼吗？”笠原幸雄回答：“他的轻功十分了得，就像一只鸟儿，不这样束缚他，就会逃跑。”黑山顶天点点头，通过翻译问“尤鹞子”：“你的轻功练了多少年？”
“尤鹞子”望着黑山说道：“二十来年吧！”
“你能象鸟儿一样飞吗？”
“不能。”
“那为什么都称你是‘飞贼’呢？”
“尤鹞子”解释道：“这个‘飞’，是飞檐走壁的意思。”
“什么是飞檐走壁？”
“飞檐，就是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在房顶上行走窜纵；走壁，能够不用助跑就踩着垂直的墙壁走上墙头。”黑山顶天闻言大奇：“你能走上高墙？”
“尤鹞子”冷笑道：“不会走壁功，还叫什么‘飞贼’？”黑山顶天站起来，指指外面的狱墙：“这墙壁你能走上去吗？”
“要说高度，也不过八九尺罢了，岂有不能的？不过这上面架着电网，我就不能走上去了。”黑山顶天对笠原幸雄嘀咕了几句；笠原幸雄会说中国话，直接问道：“那么，你能否试一试你的轻功给我们看看？”
“尤鹞子”略一沉思，说：“能的。我有一种外界闻所未闻的轻功——给我一根2丈长、拇指粗的绳子，抛向空中，绳子能垂直定住，我则能攀绳而上，疾升6尺，尔后徐徐而下，此时绳子方落在盘拢。”翻译一翻成日语，黑山顶天听得眼不错珠，良久方半信半疑道：“真的？”
“自然是真的。”
“你试给我看看！”
“尤鹞子”面有难色：“要试也得明天，我今晚得提气；另外，试时须把这手脚上的劳什子物件卸除。”黑山顶天也不征求笠原幸雄的意见，便兴冲冲道：“好！那我明天来看你表演。你如果真行，我可以在关东军那里给你说几句话，保住你这条性命。”
“尤鹞子”被押回牢房后，看守所长望着在场的关东军特高课课长真光大佐，用目光请示：怎么办？真光大佐因有总参谋长在场，也不敢自作主张，便朝笠原幸雄看。笠原幸雄自然不想驳黑山顶天的面子，便开腔道：“你们准备一下，明天把‘飞贼’拉出来在院子里试一试，注意严防他趁机越狱。”真光大佐说：“逃是逃不掉的，这狱墙高，又有电网，他绝对不敢往上面碰。当然，小心没大错，必须严加警戒，让‘飞贼’连逃跑的脑筋都不敢动。”第三天，黑山顶天二赴看守所。这次笠原幸雄因主持重要军事会议，没来参加，由真光大佐陪同。一行人来到特高课看守所时，所方已作好一切准备。墙头上的电网，已由电工连夜检修过，备用发电机亦已加足柴油，由专人守着，随时准备开通；墙角的岗楼上，增派了哨兵；看守所长办公室的屋顶上，架起了机枪；院子里的围墙下面，站着一排十几个特地从陆军步兵部队中借调来的彪形大汉，一个个手持上着刺刀的三八式大盖枪；二十名特高课特务，腰间都挂着王八盒子，戒心十足地站在院子中间。黑山顶天几人在准备好的桌子后面坐下，前面两侧站着8名警卫，严防“尤鹞子”实施突袭。看守所长一声令下，8名看守员把“尤鹞子”押到院内，那20名特务立刻四下里散开，把这个危险分子团团围起来。一个看守走进圈子，给“尤鹞子”打开手铐、脚镣。
“尤鹞子”站在那里，稍稍活动一下四脚，叫道：“把绳子给老子拿过来！”绳子拿来后，“尤鹞子”逐段查看了一遍，点点头，又说：“打一桶水来！”看守所长喝问：“水的，什么的用？”
“这个，你别管，只管送来就是！”看守所长做了个手势，一个看守去拎来了一木桶冷水。“尤鹤子”把绳子盘作一团，拎起木桶，把水浇在上面。他又把绳子检查了一遍，确认已经湿透后，便把绳子一圈一圈往左手虎口和肘底之间盘。“尤鹞子”盘得很慢，在场的几十个日本人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他。一会儿，“尤鹞子”把绳子全盘成圈圈，遂双手托住，目光向天空扫了扫，又转向围着他的那些日本特务，低声道：“你们必须退后三步，我要向空中抛绳子了！”三步只有一米多，退后这点距离料无不测，日本特务遂齐齐后退了三步。“尤鹞子”站在直径不足5米的圈子里（朝黑山顶天一行所坐的位置方向空着一段2米来宽的距离），蹲了个马步，大声道：“各位注意了，我‘尤鹞子’现在开始表演绝顶轻功—攀绳登天！”
话音甫落，“尤鹞子”把绳子向上方用力抛出。绳子成一道弧形闪电似地飞向离他大约20米左右的高墙，正落在电网上，另一头聋拉下来，搭在墙脚下的水门汀地上。湿绳就是一根传电的导线，只听见“劈啪”一声响，电网上火花四溅，形成“短路”，瞬间便融断了保险丝，电网成了普通的铁丝网。众鬼子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尤鹞子”已经在原地一个“旱地拔葱”冲天而起，一跃2米高，就在空中迈步，右脚一跨踩在一个日本特务的头顶上，眨眼间连踩数人，直扑狱墙，临末作借力之势，一个腾跃窜向电网，双手在铁支架上撑了撑，一个跟斗翻向墙外！这一切疾如闪电，就在几秒钟间完成了全套动作，以致使在场所有负有看守防逃之责的鬼子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等到岗亭里、房顶上的岗哨想到开枪射击时，“尤鹞子”已经在墙外了！
看守所长的脸立时变得煞白，他根本没想到“尤鹞子”会有这么一着，在外面没安排人员。他一面拔枪，一面气急败坏地嚎叫：“快追！快快的追！”真光大佐也目瞪口呆，随即站起来，也顾不上礼节了，一把推开挡道的黑山顶天，三步迸作两步冲进看守所长办公室，抄起电话机送话器，要通了关东军司令部，简单言明了情况，要求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逃犯。这次搜捕行动，一共进行了55个小时，但是没搜到“尤鹞子”。
从此，“尤鹞子”消失了。但是，在从1943年4月到1944年5月这段时间里，东北和华北的牡丹江、佳木斯、锦州、北平、天津、唐山等城市发生过数起日本人财产被盗案，均被怀疑是“飞贼尤鹞子”所作。1944年5月13日天津大和银行失窃案发生后，这类莫名其妙的盗窃案划上了句号，“尤鹞子”从此销声匿迹了。
关于“尤鹞子”的下落，在抗战胜利后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去长白山某古刹出家了，已经脱离尘世；一种说他已带着所窃得的合计大约百万元左右的财富去了南方，改名换姓安家落户，安度余生；另一种说法是说他已被黑道人物暗害身亡。上述说法究竟以哪一种为准，由于缺乏证据，就难下结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