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香港坚尼地18号，住在这里的杜月笙收到了一封来信。
打开一看，信中大意是：共产党真心相待，诚邀杜先生放下包袱，回沪共商国是，发展新中国。
信末亲笔所书的周恩来三个字表明，这封信的效力，比黄金还要可靠。
之前，周恩来已多次委托与杜月笙有交情的民主人士前往香港当面劝说，此次亲笔写信，旨在消除杜月笙最后的疑虑，也是他还能回头的最后机会。
但杜月笙自知罪孽深重，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份好意，客死异乡。
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不是因为20多年前的一起谋杀案，这难得的良机，他本不至于错过。
1927年3月22日凌晨6时，经过一夜激战，北洋军驻守上海的警备司令毕庶澄手下5000军警宣布缴械投降。
这就是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以共产党、工人代表、国民党及资产阶级代表共19人组成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其中又有5名常务委员。
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中共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委员汪寿华，就是这5名常委中唯一的共产党员，虽然他年仅26岁，却已经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汪寿华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汪寿华不仅是中共党员，也同样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江湖帮派“青帮”成员。
算起来，他在十三四岁那年来到上海闯荡不久就加入了青帮，比加入共产党的时间还要早10年左右。
在青帮“大通悟觉”这一代，汪寿华是和黄金荣一样的“通”字辈，这使得他能够以“师叔”的身份，光明正大地去面见一名比他大13岁的帮派晚辈——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悟”字辈强人杜月笙。
打倒毕庶澄，无疑极其有利于杜月笙趁机扩张势力，因此他摆出那副全上海无人不知的“会做人”面孔，指示门徒配合武装起义。
不仅提供许多情报、出人参加战斗，还暗中破坏毕庶澄各支部队的电话联络，为起义人员提供医疗场所。
这段顺利合作，使得能力出众、热心革命，却阅历过于浅薄的汪寿华觉得，自己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中提出的口号：“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是正确的；
自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对青洪帮头目的接触联系，是有效的；杜月笙再怎么飞黄腾达，在青帮严格的辈份等级面前，也是不敢随意造次的。
然而汪寿华和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都不知道的是，就在上海工人浴血奋战的同时，5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等一笔又一笔汇款，从虞洽卿领导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发往南昌。
在南昌接受这些巨额汇款的人，是蒋介石。就在武装起义几天前，他派亲信王柏龄、杨虎、陈群秘密化妆潜入上海，先后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会面密谈。
在杜公馆，杨虎陈群给蒋介石传回了好消息：杜月笙的态度十分积极，“深相接纳”，表示一定会支持蒋介石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将给刚刚从北洋军手中获得自由的大上海，带来一场惨绝人寰的腥风血雨：反共清党。
蒋介石做出反共产党的决定，今天来看实属必然。
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改组军队，蒋介石担任第一军军长，而周恩来则是第一军的副军长代表。
周恩来却不曾料到，蒋介石会抛弃孙中山的遗愿，转而投靠帝国主义和大资本家。
自1926年起，国民党内的右派就开始以蒋介石为首脑，对广东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展开伤害。
1927年1月间，蒋介石在庐山采纳谋士黄郛的计策，决定必须“离俄清党”； “定东南，联系绅商”；在外交上还要“弃俄联日”。
被蒋介石步步紧逼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士，不得不暂时和同样想要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汪精卫合作，加入武汉国民政府。
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能够合法成立，也来自于武汉政府的批准。
1927年3月上旬，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两大集团宣布不再合作，正式爆发“宁汉分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在中国占有畸形的经济比重，同时令蒋介石和汪精卫垂涎，必须捏在自己手里。
原本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正是为了配合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如今武装起义成功，为下一支政治势力进入上海扫平了道路。
可距离上海更近的，恰恰是蒋介石的大本营南京。国民党右派将领白崇禧利用周恩来等人的胜利果实，兵不血刃就进入上海，占据有利地形戒备。
得到武汉支持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同为青帮弟子，蒋介石自然知道汪寿华通过帮派为共产党打探情报，也知道杜月笙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汪寿华在1917年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系统接触过许多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是1925年的中共四大代表，进步思想十分坚定，早就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
而地痞流氓出身，心狠手辣，醉心结交旧文人的杜月笙，无疑是更轻松就能拉拢的对象。
杜月笙也知道蒋介石能给自己什么：眼下这个北伐军总司令手中集国民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生杀予夺，连当年的“恩师”黄金荣都不敢再拿看晚辈的眼光对待，能量远不是汪寿华可比。
杜月笙内心其实对自己低贱的出身极为忌讳，他想要改头换面洗白自己的流氓身份，成为登堂入室的政府官员，最方便的捷径就是巴结蒋介石。
于是等当上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的汪寿华，再次联络青帮兄弟们求助，先前热情万分地帮徒突然一个个开始推三阻四，借口不断，反而对共产党和工人们的动向展开跟踪盯梢。
许多青帮流氓甚至打着工人纠察队的旗号四处为非作歹，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社会上也有莫名其妙的传言，说工人纠察队下一步就要冲击租界。
军事、经济、舆论、外交，蒋介石按部就班地照着计划逐渐施展他的手腕。而不够成熟的陈独秀和汪寿华等人却还被蒙在鼓里。
杜月笙和黄金荣等悄悄成立了一个“中华共进会”，源源不断的武器被送到帮派流氓手中，等待必要时机，就对工人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解决”。
4月2日、3日，蒋介石接连召开右派分子密会，要求对共产党做出“非常紧急处置”；发表支持汪精卫复职的通电并与之秘密会谈，以求得他同意自己“暴力清党”。
到了蒋介石的野心如此昭然若揭的时刻，陈独秀竟然还于4月5日和汪精卫发表了一篇《联合宣言》，为蒋介石叛变辟谣，并要求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上缴给国民党。
后来的局势证明，这是一则一个字一条人命的宣言，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汪寿华。
工人纠察队，是唯一掌握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手中的武装力量，蒋介石想要“暴力清党”，就必须先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不过因为周恩来和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等人的警觉，纠察队并未全部上缴武器。
蒋介石反动，却不蠢，他的政治手腕十分阴险毒辣。既然一时对几千人的工人纠察队没有必胜把握，那就破坏他们的“神经中枢”，除掉他们的领导人。
工人纠察队的直接上级，就是汪寿华领导的上海总工会。
汪寿华自己固然想要把斗争矛头指指向军阀，团结资产阶级，但他却没有想过，自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人数越多、组织越有力，就越是让资本害怕。
资本家们想要的，是“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的包身工们，而不是命令一下，80万工人就能立即举行全市大罢工并迅速武装起义的强大总工会。
盘踞在租界中的美英日帝国主义者们已经得到蒋介石将会“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承诺，于是恩赐他可以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也可以帮助其镇压革命。
不耐烦的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
蒋介石将动手的日期选定在4月12日，在那之前，他必须先解决掉汪寿华。
汪寿华并非对异样全无警觉。
3月27日，他曾经专程面见蒋介石。但是老蒋在言辞中，对立下大功的上海工人没有半点表扬。
当汪寿华报告上海工人暴动的经过时，蒋介石也心不在焉。临走，蒋介石提出，在外交上总工会要听他的军事指挥，汪寿华也默不作声，没有答复。
这是一场实际上谈崩了的对话，蒋介石对汪寿华杀意已决。
不过，向来喜欢以“拜把子”笼络人心的老蒋，并不愿意顶着欺师灭族的骂名，对青帮长辈亲自下手。
而且他也不需要自己动手，因为自会有人为了权利名位，不惜出卖良知，主动替他包揽下这件肮脏的活计。
这眼巴巴梦想着更多荣华富贵的糊涂虫，就是杜月笙。
1927年4月11日，汪寿华接到了来自杜月笙的请帖，请他于晚上8点上门商议一件“要紧的事”。
这个时候，罗亦农也看出来，杜月笙来者不善，不像是好意，便劝说汪寿华推掉邀请不要前往。
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后来的大叛徒顾顺章则提议，应当带着一个排的人跟着，以防万一。
汪寿华却拒绝了两人的善意提醒，他自认为杜月笙垄断了上海贩毒生意，这是国民党右派一直眼馋，想要争夺的肥肉。
而对同门师叔动手，则意味着日后在青帮无法立足，帮派流氓再怎么混帐无赖，至少还不敢违背帮内规矩。
基于这两点天真的想法，汪寿华如约按照请帖上的时间，踏上了前往杜宅的道路。
临行前，汪寿华对同志们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
组织决定派遣李泊之陪同，快要到杜公馆大门口的时候，也许是突然有了什么预感，汪寿华要他在门口附近等他，如果两小时他还不出来，即有变故，要立即报告组织。
李泊之果然再也不见汪寿华从门口走出，只好匆匆离去。
后来人们得知，汪寿华刚走进杜月笙家门，还没见到杜月笙的人面，就被他手下四个心腹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和叶焯山打昏，装进麻袋之后，直接在枫林桥被活埋。
据说杜月笙当时还特意大声叫喊：“不要在我家里坐！以后没人上门做客了！”
可怜26岁的汪寿华，就这么成了政变前牺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阴险谋杀汪寿华之后没几个小时，杜月笙下令青帮门徒冒充工人，向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国民党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了2 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人员。
4.12反革命政变就此拉开血腥的帷幕，短短三天时间里，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特别市临时政府被解散。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同志赵世炎等先后也在汪寿华被埋的枫林桥遇难，尸骨直到解放后才重见天日。
因为替蒋介石干脏活，解决了两大极为棘手的难题，杜月笙可以说是“功勋卓著”。
蒋介石给予了他丰厚的奖赏。南京政府成立后，杜月笙先后戴上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光鲜亮丽的头衔，外加在上海的部分特许鸦片经营权。
至此杜月笙的风头完全盖过了自己的老师黄金荣，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中，权势最大的上海“土皇帝”。
因为蒋介石的高压，以及杜月笙的忌讳，他坑杀同门长辈的丑事，青帮那些口口声声“讲义气”的哥们，却无人胆敢提起。
但是天理昭昭，邪不胜正，做过的事，总有一天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因为和共产党结下了如此血海深仇，蒋介石掌权期间，丝毫不担心杜月笙会背叛他。
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真正掌握了上海政权，他开始觉得政府中有杜月笙这么个流氓头子，实在碍眼得很。
杜月笙想以抗战功劳换取上海市长的美梦破碎，退而求其次谋取议长之位又遭蒋介石施压，不能得逞。
他的心腹手下、亲生儿子先后遭到国民党打击逮捕，他这才如梦方醒，凄凉地感到“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但事到如今，又有什么用呢？蒋氏王朝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1949年5月12日，共产党解放军展开了解放上海战役。
杜月笙自然是不敢再留在上海，但他也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为人，拒绝了老蒋三番五次逼他一起前往台湾的要求，借口治病在香港留了下来。
上海解放时，芮庆荣、高鑫宝已死，马祥生和叶焯山被捕，在枫林桥的万人公审大会上，二人被执行枪决。
杜月笙读到这则消息不久，病情便迅速恶化，于1951年8月16日死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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