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崇祯帝在煤山殉国后，清摄政王多尔衮以“为明复仇”之名，亲率八旗兵占领了北京，取代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开始。随后，清军南下，挫败南明和农民军、三藩等势力，逐步统一全国... ...
自此，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缓和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不得不实行一些有利于民的措施，之后，就是大家口中的“康乾盛世”。其实，“康乾盛世”这个说法并不严谨，严格来说应该叫“康雍乾盛世”，毕竟，这段盛世历经三朝而不是两朝。
很多朋友认为：“康乾盛世”始于康熙登基。这是一种谬误，康熙上台后，解决了鳌拜及三藩的问题后，国家才真正迎来盛世。乾隆传位于嘉庆后，国内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场动乱使天下大乱，也为盛世画上了句号。掐头去尾后，“康乾盛世”持续的时间约为一百一十年。
在此期间，中国不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终清一朝再没有其它清朝皇帝的统治生涯缔造像康乾盛世这样国家领土完整、社会经济繁荣的场面。但从客观来讲，“康乾盛世”不算完美，所谓“盛世”只是与清朝其它时期对比的结果，比开元、贞观、文景等盛世，康乾盛世还差得远。
首先，作为距离现代最近的盛世，康乾盛世的成绩差强人意，并没有质的飞跃。
其次，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文化、科技已落后西方世界一大截。在此期间，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清朝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最后，康乾盛世中的弊端比其它盛世多。例如：“重农抑商”政策，扼制了资本主义的萌发，这一时期就有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并且，清朝大兴文字狱，残害儒生学士，局限老百姓的思想，对此，中国史学家顾颉刚则认为：“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更为严重的是，康雍乾三位皇帝都偏爱贪官，直接导致这三朝的政治风气不正，遗祸无穷。
就拿康熙来说，他对贪官的态度非常宽容。康熙认为：“读书人在没有入仕之前，穷的叮当响，一旦跻身官场，肯定无法适应这种转变，难免在权钱交易中迷失。”对待贪官，康熙“每多包容之”，贪就贪吧，只要把握好尺度，无伤大雅就好。
康熙对贪官的处理非常有人情味，有人检举揭发贪污现象时，康熙颇具幽默感地说了一句“小有所取，亦未可知”。文武百官见万岁爷的政策如此宽松，自然放心大胆地“小有所取”，在康熙能容忍的范围内捞钱。不过，康熙绝不是个糊涂皇帝，他心里非常清楚，集权统治的重点是权力。
所以，想要让文武百官乖乖听话，就要抓住他们的小辫子。通过纵容贪官这种方式，康熙让大臣们长出了辫子。乖乖听话的大臣，康熙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小有所取”。若不听话，不好意思，康熙绝对会第一时间查办。
雍正在位期间，强化了吏治，设立了“养廉银”制度，希望通过“高薪养廉”这种方式杜绝贪官。显然，这种做法收效甚微，根本断绝不了大臣们的贪欲。从雍正的政治作风来看，雍正的用人原则是“重能轻贤”。在选拔人才时，雍正宁愿用那些“操守平常的能吏”，也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
从这一点来看，雍正的惩贪力度根本不够，反而助长了贪官的嚣张气焰。
乾隆对清官“深恶痛绝”，他不允许自己的手下有任何沽名钓誉的大臣，也不允许大臣以气节操守博取美名。因此，乾隆朝的吏治陷入一个怪圈，那些政治清明作风端正的大臣根本得不到重用，反倒是和珅这种圆滑且懂得“人情世故”的贪官混得风生水起。
有趣的是，在乾隆朝的贪官中，有不少贪官的确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们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随着士大夫道德自律愈发松弛，清官失去了生存空间。
从这三位皇帝对贪官的态度我们就能看出：历朝历代统治者需要的，不是那些名满天下的清官，而是有能力的贪官。贪官再贪，无非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钱财，无关皇帝的腰包。相反，那些以“清廉”为政治资本的清官，往往会公然挑战皇权，间接剥夺皇帝手中的权力，这才是统治者无法容忍的。
说白了，集权统治，皇帝们考虑的永远是手里的权力，只要能独占垄断权力，一切都好商量。至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于集权统治者来说反倒是次要的。正因如此，封建王朝才会更迭的如此频繁。每个皇帝都把“爱民如子”的口号挂在嘴边，但是，皇帝根本不会把老百姓当回事。
这一点放之历朝历代皆准，哪怕是最受老百姓爱戴的李世民，也把皇权放在第一位，而不是黎民苍生。所以，总的来说，“康乾盛世”其实就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回光返照”，无法改变集权统治日渐衰败的命运。这种“盛世”，只是集权者们的最后一次挣扎罢了。
参考资料：
【《清史稿》、《康乾盛世是封建社会的返照回光》、《康熙盛世的历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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