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臣下必须谨小慎微地生存。在庙堂之上，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能惹急了皇帝老儿，说话的艺术至关重要。《史记 ·滑稽列传》有不少这方面的生动例子。
先看看淳于髡，直接引原文如下：
昔者，齐王使淳于髡献鹄於楚。出邑门，道飞其鹄，徒揭空笼，造诈成辞，往见楚王曰：“齐王使臣来献鹄，过於水上，不忍鹄之渴，出而饮之，去我飞亡。吾欲刺腹绞颈而死。恐人之议吾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伤杀也。鹄，毛物，多相类者，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国奔亡，痛吾两主使不通。故来服过，叩头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齐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赐之，财倍鹄在也。
把大天鹅弄丢了，按说就等着被楚王收拾吧，可淳于髡的嘴太厉害，在“仁”“信”“诚”等方面大做文章，编造出一套逼真的心理活动，来哄骗楚王。楚王也不见得是傻缺，轻易被淳于髡骗倒，事情的关键在于，淳于髡给自己编造了一个道德的高台，如果因丢鸟被治罪的话，楚王就会落下轻人重鸟、伤害诚信之士的名声。楚王干脆就坡下驴，不但不怪罪，还大大奖赏了淳于髡。淳于髡的谎言，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实际上也给楚王递了个小枕头，让楚王轻轻松松落个美名。淳于髡的狡猾，实在不同一般。
再看看优旃，服侍了秦始皇和秦二世两代，也制止了两个皇帝不少荒唐事，还是引原文。
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优旃采取的方法是顺着杆子往上爬，把对方荒唐的想法推到极致，让对方感受到荒诞与可笑，进而终止愚行。秦朝二帝给人的共同印象是霸道，二世再加上荒唐，但在优旃的滑稽幽默面前，二人倒是没有一意孤行，也没有恼羞成怒，甚至二世还被逗笑了。看来，幽默会是霸道的克星，也是面对独裁者的温柔武器。
最后看看名气更大的东方朔。
东方朔被相声界尊为祖师爷，嘴皮子功夫自然了得。东方朔生活在汉武帝时期，面对这个开疆拓土的强人皇帝，从《史记》对东方朔的记载，更像个“狂人”，并未有淳于髡、优旃那样经典的反讽案例，倒是临死前对汉武帝说的话以及皇帝的反应，成为历史的生动细节，原文如下：
至老，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 。原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怪之。居无几何，朔果病死。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也。
一生狂言的东方朔，临终说出如此正经的话，这是汉武帝刘彻没想到的，这大概也是东方朔憋了一辈子的心里话，直到快死时，才敢说出来。刘彻对东方朔的遗言感到奇怪，但它是否悟出其中隐含的意思，这就不好说了。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也被汉武帝捉弄，东方朔滑稽言行的取舍，或许和太史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心态，也有着很大的关联吧？这真的不好说。
滑稽列传还提到了西门豹治邺，如何煞有介事地把巫婆神汉扔到了河里，从而解救了邺地的人民。这是历史上经典的以愚治愚故事，形式上滑稽，但其本质很正点，和滑稽列传中其他侍优之人的言行大不相同，在我看来，单独列传也无不可。
淳于髡、优旃都是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如同戏剧中的丑角，用插科打诨给生活增添若干乐趣和亮色，他们用智慧和语言，突破了封建社会皇帝极权统治的牢笼，阻止了不少 荒唐的举动，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从唐宋以降，文人统治系统孕育了“死谏”的传统，涌现了一批“硬骨头”，是否有效果，就看碰到什么统治者了。魏征有幸遇上李世民，被气得大骂魏征是“乡巴佬”，但还是能听得进良言，故取得贞观盛世。但如胡绳在《二千年间》所言：“假如说皇帝和一般人不同，那么我们倒不妨说，这不同之处正在于皇帝中的大半是在精神上不健全，在智力上很低能的人。”大部分直言的硬骨头，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像滑稽列传中既能说动皇帝办成事，又能保护好自己的能言善辩之人，更显其珍贵了。
太史公在自序中，特别写道：“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 这应是相当高的评价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