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笑煮国 时拾史事
“覆盆之冤”是指阳光照不进被盆子盖住的头，比喻真实情况被遮蔽、冤枉无处申述。清朝嘉庆帝曾用“覆盆之冤”形容民间诉讼——他是电，他是光，他是百姓唯一的神话。“越级上访”和“进京告状”成为庶民讨“公道”的最后途径，仿佛是统治者为民众开启了一条“直达青天”之路。
然而现实中，小白菜和李雪莲的故事只是“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员，百姓不信任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不信任百姓的循环后，百姓只好（能）相信皇帝”这样一个个无趣和无奈的真相。
上访案例一：缇萦救父
“上访“是古代统治者直接获取社情民意途径之一，借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提升中央集权。在古代，突破逐级上访制度有“直诉”和“越访”两种模式，程序上两者并无多少区别，但直诉合法，越诉非法。
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幡下陈述，各交通要道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反映或批评施政者；西周时谤木古制依旧，还添了肺石：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有所申诉，都可以到肺石下投诉---肺是发声的器官，只有发声才能传达民众的呼吁；西汉时期的直诉制度是“诣阙上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隋代时期，逐级上访制度开始正式明确。据《隋书·刑法志》载，“有枉冤，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把县作为受理诉讼接访的基层单位，乡、村组织无权受理。凡未经过县衙的上诉，即是“越诉”。
较为完善的申诉法规是唐朝，据《唐律·斗讼》“越诉”载，“凡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上。”凡未经县衙审理的申诉，州、府以上衙门均不受理。武则天时期，曾铸造铜匦四个涂青丹白黑四色，列于朝堂东南西北四面。其中，白匦叫“伸冤匦”，位于西则，需冤屈的将文字材料投在这里。处理这些“群众来信”的机构叫匦使院，可谓是中国最早的“信访办”。此后的宋、元、明、清四代，也都明确要求“逐级上诉”。
三.快捷上访通道
除指定受理部门以外，古代还有三条直达金銮殿的“快捷上访通道”：
①诣阙：亦称叩阍或京控，向最高机构直接投诉；
“叩阍”就是扣击宫门的意思，这条捷径汉代就有，隋唐后接访机制逐渐完备，民众上访概由专门机构接待受理，不得再直接叩阍，但也不是绝对。老赵（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就亲自受理民众上访。乾德二年（公元964年），馆陶县群众郭贽诣阙，举报当地丈田不均，有人买通官府隐瞒田地。老赵派人查证后，县令程迪挨板子，流放；负责全国清丈工作的常淮被降了两级。
②拦舆，亦称遮道、邀车驾；（就是影视剧中跪在皇帝的车辇或轿子前面大喊“冤枉啊！”）
在所有直诉模式中，告御状是最极端的手段，有时非常有效。阿邦（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公元前256年冬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征伐英布回京，行至关中，一大群百姓跪在路边拦住他的车驾，大呼“冤枉啊我的亲皇上！”告相国萧何用低价强买人田民宅。回宫后，阿邦将诉状丢在萧何脸上，要他亲自向人民谢罪（真狡猾，谢罪有用，要法律干嘛？阿邦明里是惩罚，暗里却保住了萧何）。
告御状的风险很大，要是败诉就只有死路一条。据《大明律·兵律·宫卫》载，“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
③挝鼓，槌击“登闻鼓”。（击鼓传花，噢不对！是击鼓鸣冤）。
在《梁书.卷四十七》里，记载了一个槌击“登闻鼓”的少年---襄阳城的吉翂。吉翂的父亲任吴兴郡原乡县令，遭到奸吏诬陷，逮到京城大狱，挨不过狱吏严刑招了供，按律当处死刑。
闻讯后，时年十五岁的吉翂，击响了“登闻鼓”，向皇帝请愿一命换一命。同样是救父，结果却和“缇萦上书”不同，梁武帝并没有感动和惭愧，却开始怀疑（脑补《琅琊榜》梁帝多疑的模样），他给司法官蔡法度说：“吉翂只是个孩子，未必能想出以死偿父命这个主意，也许是被人指使的，你要仔细审清楚。”
蔡法度回到衙署，在公堂上摆满绳索刑具，把吉翂召来各种威胁和诱哄，最终吉翂仍是坚持：“代父去死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我别无他想，无言可答。”
▲电视剧《琅琊榜》截图
在梁武帝这位最高统治者看来，吉翂父亲有没有被冤枉一点不重要，关键是吉翂这个代父求死的“好主意”，背后是否有高人（比如梅长苏）指使。如有，父子一同砍头；若无，父子一同释放。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提到吉翂的父亲的案情。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不是依照法律程序，而是依靠政治命令。
梁武帝为什么为吉翂背后是否有人指使而纠结呢？代父求死在以”孝“为主旋律的时代，是道德操行的最高体现，会得到全天下的赞赏肯定。皇帝同意吉翂代父而死，民众会为吉翂之死而叹息，埋怨皇帝无情冷漠；假若不同意，皇帝更会受到万民指责，人家都愿意代父而死了，还有啥不可原谅呢？皇帝陷入一个很微妙的局面，一旦处理不当便会威严扫地。但是如果查到这只是一个孩子受人指使而作的一场秀，那么，一切的罪责就在吉翂和指使人身上，皇帝可以继续做一个明君。
吉翂的父亲最终得到开释，并非官方法定审核其无罪，而是吉翂“击鼓救父”感动皇帝，感动中华。以道德来代替法律，以舆论来左右是非，是中国的又一个传统。吉翂的父亲从头到尾都一直沉默，因为他没有任何机会和可能去争取，一旦被朝廷定罪，想要翻案，就是对抗整个司法机构。
吉翂的上访成功和缇萦一样，都只是千百年来无数冤案中“例外”的奇迹。
四.“四十大板”和“滚钉板”
《论越诉》（南宋.胡致堂）里说，“自古善为治者，必禁越诉。”清代，江西浮梁古衙大门旁有两块石碑，一块刻着“诬告加三等”，一块刻着“越讼仗五十”。
▲摄于浙江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展示馆”
“杨乃武与小白菜”进京上访洗冤成功的传奇在民间广为称颂，胜利的前提却是“滚钉板”。杨的姐姐进京告状，适逢三堂会审，于是击鼓鸣冤。她必须要先“滚钉板”，躺在一全是铁钉的刑具上，上压一重物，待她将讼状亲自递到政府大员面前时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大部分史家因此案的结果而对慈禧赞赏有加。当我看见电视上数百名官员一起摘去顶戴花翎的壮观场面，真的觉得很爽。
单从戏文里编的情节来看，民间对民告官问题采取了多大的敬畏，胜算极微的漫长上访打官司路途充满了渺茫和恐惧，百姓要下多大的决心去走这条路。这并不是文艺作品的故意夸大，而是真实的历史，大清律规定：民告官如子杀父，先坐笞五十，虽胜亦判徙二千里。
《唐律疏议·斗讼》对“越诉”的惩处有这样的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越级上访告状，先挨四十大板再说；宋太宗至道元年五月下诏：“诸路禁民不得越诉。杖罪以下，县长吏决遣。有冤枉者，即许诉于州”;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四月又进一步规定：即使确有冤枉，也“不得诣阙越诉”。
元朝稍微有些变通，《元史·刑法志》载，“府州司县应受理而不受理，虽受理而听断偏屈，或迁延不决者，随轻重而罪罚之”。
明朝规定，“冤不得越告”。《明史·刑法志二》记载，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明宣宗宣德年间，“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仍戍边。”到了明代宗年间，“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后不以为例也。”
▲小白菜奇案女主
清朝对“京控”告御状的，惩罚相当重。《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规定：“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讼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枷号一个月，满日，杖一百。”哪怕你告的是实情有冤枉，也得先受刑关押一个月，出狱哪天还得打一百大板。（来吧，告吧，死吧！）如果是集体越级上访，首犯“发边远卫所充军”，其他各降一等发落。如果查出背后的主谋，即使其未随京上访，“亦照首犯治罪”。
为了减少越级上访，唐朝廷要求县令必须亲自、认真审案。《唐六典·三府督护州县官吏》记载：“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如果老百姓对县里的审理不服，可以上诉，此时县衙会出具一份审理意见书，说明上诉者不服审理意见的症结所在，这个意见书用专业名词来说叫做“不理状”，相当于现代上访的“介绍信”。
“截访”在古代也不少见，如在清朝，有的贪官害怕“京控”，派专员或成立截访小组截拿“上访者”，扮土匪在半路上将上访者的盘缠抢走。清末地方官甚至蓄养打手，“专殴控漕之人”，民众控告无门，只好造反。
电影《让子弹飞》里，在“共和”了的民国鹅城县衙门有一口硕大的鸣冤鼓，经年未用而绕满了藤枝，一旦被叩响就是“沉冤大白”的前奏。对有冤无处诉的百姓来说，让冤情直达天听、得到当权者的公正裁决，是怎样一种祈望与蛊惑……
参考资料：
《汉书·纪·文帝纪》《唐律》《梁书.卷四十七》
《宋史》《元史·刑法志》《大明律》
《论越诉》（南宋.胡致堂）
《古代如何处理“越级上访”》--《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
《支持越级上访的古代官员》--《政府法制》杂志2014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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