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上映后，先后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等许多国际影展奖项。整部影片围绕着青杀口的那片野高粱展开，彰显中国人民顽强的生命力。
回顾那段真实的历史事件1938年4月16日，曹克明率领400多人的国民党游击队在山东高密孙家口伏击一支从平度开往胶州的日本车队。
电影《红高粱》剧照
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分队长马福生急中生智，率领十余名队员点燃高粱秸，引火烧毁日军军车。浓烟迫使日军从车底窜出，在混战中被全部击毙。
此次战役共击毙敌人39名，据说其中有一位日军中将中岗弥高。但一名日军侥幸逃脱，引来日军疯狂报复，制造了人神共愤的“公婆庙惨案”，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136人。
48年后，作家莫言以孙家口伏击战和公婆庙惨案这两起事件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红高粱》。火红的高粱地里上演了一场爱恨情仇和悲壮惨烈的抗日战斗。
1987年，张艺谋和莫言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高粱在其中演变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电影《红高粱》剧照
当张艺谋来到孙家口寻找高粱地外景的时候，却发现这里的高粱已经彻底消失了。接到张艺谋的求救电话后，莫言急忙赶回高密，看着孙家口那一点残存的高粱倒死不活的样子，莫言差点哭出来。好在当地县委非常支持拍摄工作，紧急批了5吨化肥，作为“政治任务”布置下去，才让当地村民赶种了几十亩高粱，帮助剧组完成了影片的拍摄。
据当时的负责人回忆，为了补偿村民因种高粱造成的经济损失，每亩高粱剧组还补偿了村民300元钱。但此后，为了拍电影种下的高粱地，随着电影拍摄的完成也结束了它的使命，在这片土地上再度消失不见了。
1918年秦皇岛拍摄风中的高粱地
养育中国人民几千年的传统农作物为什么会变得无人问津呢？高粱的身世至今还是个谜，有人认为它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也有人主张它是本土作物。不管怎样，高粱在中国繁育了数千年是不争的事实。
高粱是一种适应力非常强的作物，既耐旱又抗涝，还特别适应盐碱地，被称为“庄稼中的骆驼”。
明清两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快速期，为了缓解粮食危机，人们不得不抢夺一些人烟稀少的洼地，高粱作为洼地的宠儿自然大放异彩。
到民国时期，高粱达到了它的顶峰，随着闯关东红遍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成为了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粮食作物。
高粱地里耕作
据孙家口老人回忆，1952年是高粱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1952年春天，胶莱河两岸人声鼎沸，在25公里的河道上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忙碌着。姑娘们在河道中挖泥装车，小伙子们将淤泥推到岸上，男人们喊着口号垒土固堤，老人和小孩在岸边端茶送水或者平整堆满淤泥的土地。
解放后，中国犹如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中国人民像母亲一样哺育它。全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建设当中。
1955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电影，快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影片讲述的就是高密重点治涝改碱，修筑蓄排兼施的沟洫条田。
当时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正在黄淮流域乃至全国展开。经过二十几年的大会战，全国水库库容由解放初的200亿立方米，增加到1976年的4200亿立方米，增加了整整20倍。全国可灌溉面积由2.4亿亩。增加到6.7亿亩，其中黄淮流域1.8亿亩。原来遍布三大流域的2.8亿亩低洼涝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
清理河道后，人们发现过去十年九涝的现象不再发生了，土地可以适应更多的作物生长了，单纯的高粱地在慢慢消失了。
潜移默化中高粱的自身价值也被发掘到最大程度。原来老屋之所以冬暖夏凉，高粱箔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夜幕降临，劳碌一天的人们回到家，坐在高粱编织的席子上，一家老小吃着高粱饼，男人们喝两口香醇的高粱酒。茶余饭后，女人们拿起屋角的高粱扫帚，清扫着家中的角角落落。
放在角落中的高粱扫帚
“那时候啥事用不到高粱啊！”，老人感慨。高粱和人们相处得水乳交融，这就是大自然的精彩之处。
编制高粱席子
“高粱米味道不好，吃了容易涨肚。”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单宁，更不了解它的作用，他们只是单纯地从味觉上说出高粱的特点。
高粱中的有害成分为单宁，单宁味苦涩，适口性差，影响食欲，减少采食量，降低消化率，造成营养不良，影响身体生长和健康。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质清单初步整理参考，单宁就在3类致癌物清单中。
短短八年时间，玉米的种植面积和高粱反过来了。经过改造的盐碱地不再是高粱的独角戏。解放前不见踪影的玉米闯进了千家万户，与传统农作物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民国时期吃的玉米饼
短短八年之后，高粱不可思议地败北了，中国的传统农作物谷子、黍、麻和大豆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改造前的1949年，在高密的农作物版图中，高粱和谷子分别占据着11.9%和11.8%的土地，而玉米只拥有可怜巴巴的4.55%。可到了1957年，玉米已经抢占了13.7%版图，而高粱和谷子已经剧减为4.81%和5.68%。
有人说农田改造是高粱战败的罪魁祸首，其实不尽然。解放初，没有节制生育，越来越多小生命的诞生造就了严重的人口压力。全国人口由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无奈的人们只能通过追求粮食的产量，来缓解家庭成员增加带来的压力。
1949年小麦产量也就100来斤，高粱140斤左右，玉米100斤，谷子大概能打120斤。玉米没有占据丝毫的优势。
黍米
1960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签发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了要“多种高产作物”，“根据需要和民食习惯，适当地发展玉米和薯类等高产作物”。高粱、谷子和黍被视为低产作物逐步淘汰。
50年代政府开始推广玉米良种，加上解放后不久就开始有了氨水和磷肥，解决了玉米对肥料依赖的难题。此后，玉米开始在北方地区高歌猛进，高粱则是节节败退。
到了1957年，小麦产量129.7斤，高粱144.2斤，玉米168.6斤，谷子185.4斤，玉米一跃成为了高产量作物中的香饽饽。
那些吃着高粱米长大、靠着高粱面挺过三年大饥荒的老一辈，并不留恋当年的“救命粮”，在小麦都吃不完的后一辈人中，谁还会吃苦涩的高粱呢？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2012年他家乡的政府准备启动“万亩红高粱”计划，种一万亩红高粱，每亩地补贴一千元钱，先扔出去一千万，并表示赔本也要种，最终不过昙花一现，成为了泡影。
80、90年代，北方广袤的土地上，在农家的几分自留地中，有时还可以看见零星存活的几株高粱，和周围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在荒草丛生的土沟里，不知道从哪遗留的高粱种子，顽强地冲破泥土，萌芽生长。
老人和小孩在收拾散落地上的高粱穗
历史的车轮一路向前，没有退路可言。适者生存，没有顽强拼搏的精神，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被淘汰。当然高粱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仅只是作为农作物呈现，它还见证了几代人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高贵品质。
历史终归是过去的，就如村中老人说的“野生的，没人管，任它自生自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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