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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说中华上下五千年，往往都是从炎黄时代开始算起，黄帝是我们的人文始祖，而炎帝则是我们的农耕始祖。
大致就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中华大地完全脱离母系社会，迈入农耕社会，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我们的历史从神的历史变成了人的历史。
然而实际上，中国是从夏朝开始，才真正进入了有这国家机器出现的古代社会，甚至至今还没发现夏朝存在的考古遗存，只是能在古代文献以及商朝甲骨文的记载当中得知一些关于夏朝的蛛丝马迹。
所以在外国学者的眼中，中国的文明史是从3600年前的商朝建立开始的，夏朝由于没有文字，所以并不能算是一个文明。
正是在这一段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出现了相当多的上古大神们，包括大禹在内。
但是大禹和尧舜禹这样的上古帝王，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人了，在大禹之前乃至黄帝之前，出现了相当多匪夷所思的人物。
没有头的刑天、四只眼睛的仓颉、人首蛇身的女娲、人首蛇鳞身的伏羲、牛首人身的炎帝神农氏等等。
这些只能说是神话，远远是算不上历史的。
尤其是在民国时代，一些人由于不够民族自信，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从人首鳞身的伏羲氏算起，认为伏羲氏是中国的人文先始，只是勉强凑数，在历史学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上古大神们都像是“妖精”一般，拥有着动物的身体特征呢？
史诗传唱，口口相传值得肯定的一点是，这些先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们所经历的灾难也都是真实存在的。
不论是后羿射日或是大洪水，都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先民记忆中的共同存在。
但人首蛇身、人首蛇身的生物肯定是不存在的，这种身体构造在地球的生物学上是完全不合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外星球可能会有。
那么三皇这样的人兽同体的形象想必就是记载错误，那么为什么会记载错误呢？就要从传播载体上开始说起了。
伏羲生活的年代大概是六千年左右，而女娲可能会更早一点，距今一万年到六七千年前都有可能。
这时候的上古先民已经诞生出来了完整的语言系统，可以将词汇连贯地用介词串联起来，完整地表达出来一件事情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神话时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再往前的上古先民连话都说不全，更不要说传播连贯的信息了。
但是有了连贯的语言之后，先民就有了第一种可以完整记录一个大事件的载体了。
这种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可靠的，在建国之前，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都世世代代传颂着一些长篇的史诗。
甚至有不少史诗，和我们中原地区文字记载中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传说相似至极。很有可能就是从上古时期一直传承下来的宝贵语言资料。
除了史诗，口口相传的山歌也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学价值，只不过山歌已经过于艺术化了。
并且，山歌的内容也大多是情情爱爱，能够有着长篇叙事的山歌并不多见，更多是直抒胸臆，表达爱情。
但是口传史诗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那就是传唱失误率过高。相信大家都玩过类似传声筒的游戏，第一个人所表达的意思可能传到最后一个人的语言表述可能已经大相径庭了。
当然这种传声筒游戏只是短暂的传播记忆，并没有人去检查是否背诵完整，史诗的传承应当是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规则在内的。
但即使是有着纠错，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谁有能担保会不会有哪个记忆偏差的人缺斤少两，又或者是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添油加醋呢？
并且，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有限，难免会对一些不理解的现象有所误解，一开始就不能正确的表达，更何况正确的传播呢？
河图洛书，结绳记事当然，除了史诗传唱以外，古人们还有着其他的记载方式，比如结绳记事或者是绘画。
在山西柿子滩遗址当中，发现了最早关于女娲补天的壁画，据检测，这幅清晰的女娲补天壁画，至少是距今6000到8000年之间的作品。
但中原文明区由于地理原因，山洞比较少，适合壁画保存的地方并不多，再加上降水充沛等自然原因，很多岩石即使是曾经有着壁画，也早就在风吹雨淋日晒之后被损坏掉了。
所能留存的壁画少之又少。
除了壁画，还有着结绳记事的记载方式。所谓结绳记事，绝非我们想象中的给绳子系疙瘩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数量。
而是可以记录时间、数量、方向这三个要点甚至更多的要素的。
中国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着明确的方向观念，上古先民以自身所在地为原点，将方位上分为东南西北以及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八个方向；
在时间上分为春夏秋冬，甚至还有着早期的节气细分，并将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相对应。比如南方热就代表夏天，北方冷代表冬季，西方干燥萧瑟代表秋天，东边湿润繁茂代表春天。
在数字上，将从一到九的数字与八个方位以及中心点相对应，于是数字就与方向、季节、数量等关键要素一一对应了起来。
这大致就是我们所发现的河图洛书的作用，当然，上古先民所能表达的意思可能远比以上解释得要多，毕竟我们只是在积累方面更多，并不比上古先民聪明多少。
河图洛书就是和结绳记事搭配使用的工具，当时在使用的时候可能是有着什么公式，我们现在是无法还原出来了。
伏羲所创造的八卦，很可能也是结绳记事的“摩尔斯密电码”书，或者河图洛书的演变版本，只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它的本来使用方法了。
至于河图洛书、结绳记事、史诗传唱三者之间的搭配使用，则不是我们所能揣测的了，除非我们能挖到上古时代的录音机或者录像机，否则所能做的只能是进行大胆猜测，小心求证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结绳记事或许比史诗传唱更加进步和方便，但在考古和历史研究上的价值，甚至还不如更古老的口口相传。
文字时代，也有局限结绳记事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我们的象形文字的时代了。在神话传说中，是仓颉创造了文字。
当然，这和其他神话一样，多半是不可信的。
毕竟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总喜欢把人民大众的发明安排在某个知名人物的身上，比如把一众的木匠工具发明归功给鲁班，把一系列面食的发明归功于诸葛亮种种。
文字的发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历史才能够演化成熟，从最开始的刻画符号到简单的词汇，再到完整的句子、文章，都是要经历千百年的时间。
我们将衣服、文字、车轮等发明全都归功给了黄帝一个时代的人，是非常说不过去的。
我们只能说仓颉可能对文字的整理归纳起到了一定的贡献，就像蔡伦改进造纸术而不是发明了造纸术一样。
但即便如此，仓颉有没有这个人还是一个未知之数，因为至今还没有出土过早于商朝甲骨文的任何成熟文字，只有零零星星的象形符号。
商朝的文字留存其实也并不多，只是在用于占卜的加固上有着少量关于祭祀的甲骨卜辞，关于商朝的大事小情、风土人情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还原。
主要还是因为书写材料的限制，商朝甚至是夏朝的主要书写材料应当还是竹木简这种非常容易得到的材料，这种材料虽然成本较低，也更容易制作，但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不能长期保存。
“韦编三绝”的故事就是说孔子爱读书爱到竹木简的绳子都断了好几次，时常翻阅都这么容易损坏，更不用说阴冷潮湿，腐朽发霉了。
如果竹木简在干燥地区，可能还会得到很好的保存，但在中国这种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区，这些植物纤维被土壤掩埋之后，用不了百年可能就会被腐蚀掉。
所以如果夏朝所没有像商朝那样在甲骨之上刻字的习惯的话，即使是有着文字，也很难保存下来。
结语：所以，不论是史诗传唱、结绳记事，还是我们认为最靠谱的文字记载，都不能将史前时代的事情很好地记录下来，即使是记录了下来，中间也有可能穿插了很多谬误的东西在其中。
在上古那个图腾崇拜色彩非常浓厚的时代，很有可能蛇、鱼、牛就是某个部落信奉的图腾，结果后人以讹传讹，将图腾和这个部落的首领或者种群特征结合在了一起，创造出来了人首鳞身、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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