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堂是南壕堑镇的一座标志性建筑，是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场所。如果说百货、副食商场是满足物质需求之地，那大礼堂更像是我们在那些年的精神“殿堂”。大礼堂的变迁无疑是南壕堑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不断进步、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的一个见证。
大礼堂坐落在街心一带安宁街的路北。大礼堂的东面有一条向北通往麒麟山的巷子，西北面有一条通向居民区的小路，大礼堂正好处在这个街角。
大礼堂的整体建筑呈青灰色，面南背北，高大庄重。上面有水泥浮雕而成、两米见方的“大礼堂”三个颜体大字，总是用油漆刷成鲜艳的红色。礼堂的正面东西各开了一个不大的窗口，是卖票的地方，比较常用的是西边的一个。两个窗口之间装着三通门，中间是四开扇的大门，两边是双开扇的小门，一般的活动只开两个小门，只有遇着大的活动，进出的人多而集中时才开大门。大礼堂的西边还有一个附设的小礼堂，用于召开小型会议，遇有大礼堂坐不下的时候就作为分会场。
礼堂的门外是几米宽的一个平台，平台外是十几级的条石台阶，台阶下面是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广场。据说大礼堂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尚义与张北两县分设后的重点建设项目。
在我的记忆里，礼堂外的广场上一般举行的是大的庆祝活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隔三差五就有庆祝大会，各个单位的职工、各个学校的师生排着队，敲锣打鼓，齐聚在这里。队伍的前面总是有人高举着印有单位或学校名称的旗子，其他人每人手里举一个糊在短竹子或杨木棍上的三角形小彩旗，上面也写着与活动有关的简单标语。遇有这样的活动，街上就贴满了色纸写的大标语和小条幅，有时还要呼口号，配合着放一些“二踢脚”，烘托喜庆气氛。庆祝会照例要有领导在台上讲话，虽说讲话内容听着云里雾里的，但几位县领导的模样却刻在了脑海里。
大礼堂首先是政治之堂，开的许多会议都是事关全县政治经济生活的。大礼堂设了1000多个座位，每年的人代会、党代会、“三级干部会”和全县领导干部会议都在这里举行。礼堂的西面是招待所，参会者住宿方便；东面不远就是县政府，会务工作人员办会、办公两不耽误。有的会要开好几天，参会的代表左胸上别一个印有“代表”字样的红布条，很自豪，也很光荣。
大礼堂也是戏剧之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县剧团排演的现代京剧都是在这里上演的，李玉和、李铁梅、沙奶奶、杨子荣、郭建光、严伟才等角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后期排练的传统晋剧《打金枝》《秦香莲》《杨门女将》等吸引了大批观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行文艺晚会，唱流行歌曲，当时我在团县委组织过几次专场的文艺演出，县文化馆的赵锦德老师、梁艾老师、田德瑞老师、冀海东老师均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有一次晚会筹备时间非常紧，演员、乐队、主持人都需要临时组织，没想到大家的热情很高，几位同事分别联系大礼堂、组织演员、分票，晚上演出的时候，既紧张又有序，我和志新在后台现编串场词，主持人拿着纸条主持节目，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掌声不断。
大礼堂更多的时候承担的是电影院的功能。那些年，人们的娱乐活动很少，整个七十年代，看电影几乎成了人们仅有的业余文化生活。谈恋爱搞对象的姑娘、小伙子，更是这里的常客。电影的海报总是很早就贴出来了，上面写着电影名、放映时间和票价，有时候还标着电影的类别，以招揽观众，如战斗片、爱情片等。当时电影票还算便宜，旧片子一毛一张，新片子一毛五，宽银幕的新片子两毛，宽银幕上下集的新片子三毛。如果来了新片子，常常一票难求，人们一早就会去买票，有时得挤出一身汗。即使买不上票，也要在礼堂外等着有人退票，只有等到电影已经开始放映了，才不情愿地悻悻散去。我们小孩子仗着自己个子低，常常夹在大人们的中间混进去，过一过看电影的瘾。也常听说一些调皮孩子搭人梯踩肩膀爬墙进去看“免费电影”的糗事。
大礼堂最热闹的时候要数正月。这时候人们都不忙，学校还没开课，在外地工作、求学的人都回来了，新衣服还没有下身，大礼堂的内外就成了人们会面的场所，也成了信息交流传播的中心。这时候的电影是从上午就开始一部接一部连续放的，有时候同一部片子连着放几场，观众的兴致依然是那么高。我们男孩子最爱看的是打仗片，《地雷战》《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英雄儿女》《奇袭》《渡江侦察记》等电影百看不厌。新片《车轮滚滚》《傲蕾一兰》《小花》等都是先睹为快。《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的祖国》等许多电影插曲随着电影的放映成为流行歌曲。
那时候大礼堂外也是热闹非凡。市场刚放开，有了卖炒瓜子的。有的用一个小口袋，有的摆一个小笸箩,放着自家炒的葵花子，也不用秤，用一个水杯或酒盅子，搲上一下，倒进事先叠好的纸袋里，非常方便快捷。如果是晚上，卖瓜子的就带一个嘠石（电石）灯，呲呲地喷出小火苗照着亮。还有卖各种与电影有关的杂志、小报等宣传品的，如《河北银幕》等，还有电影公司自己翻印的小报，登载着有关电影的花絮以及演员的介绍。人们在看电影的同时，顺带买回去，一遍一遍地翻看，谈论着与电影有关的各种奇闻轶事，“北影三朵花”李秀明、张金玲、刘晓庆以及王心刚、达式常、陈冲、张瑜等电影明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记着有的杂志上印着用电影或演员的名字变形后画成的图案、编成的谜语，还有的把电影的名字串在一起，编成一小段儿文章，大家津津有味地读着、猜着。那时也有外国电影，如前苏联的《乡村女教师》《列宁在十月》、朝鲜的《卖花姑娘》、越南的《阿福》、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等，大家编出了“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的顺口溜，朗朗上口，准确传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文化状况。“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香烟洋火桂花糖”“左手戴手套，自己人”“高，实在是高”等经典台词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流行语。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电视、网络的逐步普及，文化娱乐的形式多样了，内容也丰富了，大礼堂的许多功能被取代。先是在县城的东部专门新盖了电影院，条件要比大礼堂好了许多。后来建的麒麟宾馆也有了大小配套的会议室，县里的会都改在那里召开了，而大礼堂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历，而每一段经历又会沉淀为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回忆。大礼堂经历了自己的辉煌，也经历了自己的落寞，虽然还立在那个街角，也派上了新的用场，但关注的人已经很少了。也许过不了多久，大礼堂就会随着岁月的飘逝而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淡出我们的视线，但又总会在不经意间跃出你的脑海，泛起层层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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