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娣丨文
喜欢一个人常常是喜欢他的一切。因为沈从文先生的缘故，今天我要去的地方是先生心中的女神张兆和的故居。
坐上早上7点50分的大巴，到苏州南站时是正午，阳光明晃晃地照射大地，站着不动就已大汗淋漓，但我顾不了许多，只管赶路。心里反复念叨的就只有九个字：五卅路九如巷3号院。
堵车了，早知道交通拥堵是城市的常态，但今天车子稍有停顿，我都会心急如焚。突然，“五卅路”三个字跃入了我的眼帘，看到道旁浓密的梧桐枝叶间显现出的路牌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近了！近了！
转！再转！终于，车子进入到一条不起眼的巷子，到了？怎么没有看到九如巷的路牌呢？向一个杂货店的老板娘打听，她告诉我：九如巷？就是前边的那条巷子呀。就那里？那么破旧？我半信半疑地走进去，果然看到了九如巷2号院的门牌，那么，勿庸置疑，2号院前面就是3号院了！可是，前面就是大街了。难道是我记错了么？
眼前还有一条狭窄的小巷，没有标识，我试着走了一次，快到尽头时，“九如巷3”几个字竟赫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漆成砖红的防盗门右边有一块长方形木字招牌，那是张冀牖故居简介。
张冀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祖籍安徽合肥，于1911年旅居苏州。五四运动后，张冀牖接受了新思潮，认识到女子教育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于1921年变卖家产在苏州憩桥巷创办私立乐益女中。校舍西面向南，盖了上下五间的楼房，建筑装修很不讲究，作为自宅，大门设在九如巷，全家人就搬了进去。作家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个才女便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和张充和。而张冀牗便是叶圣陶老先生口中所说的四个才女的父亲。
有人说，希望就在绝望处，有时候真的就是这么回事。虽然大门是紧闭的，但我已站在了隐匿于苏州古城区的张家老宅前，轻轻敲门，无人回应。没能走进张宅，我无法想象不大的门头里面，是桃花源般的曲径通幽呢，还是百草园一样的活泼有趣？然而，我知道在1932年的一个夏日，有一个身穿长衫，戴着眼镜的青年人也曾和我一样站在张家门前。
他说他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他就是吴淞中国公学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两年前，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的学生。可是人家不理他，于是他就写信，这信一写就是三年，于是《从文家书》里有了这样一段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个正当好年龄的人便是张兆和，她当时只有十八岁，正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在张家四姐妹中，兆和并不算美，她长得黑黑的，功课很好，运动更出色，是中国公学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她沉默而内向，然而沈从文认为这一切都恰到好处，他全心全意地爱慕着这个“黑脸的美人”，很多时候，好便是美。
沈从文这个湘西人，看起来斯文温和，其实骨子里一腔湖南人的热血和蛮劲，认准的事九头牛也追不回。然而几年的信件都得不到回应，再执着的人也会绝望。可就在这时，张兆和紧闭的心扉居然被炸开了一道缝，对人说：“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因为先生在给兆和的情书里，不断叮嘱她不要因为干扰荒废了学业。
后来，他下定决心登门拜访，可是门房说三小姐不在家，请他进屋。这位客人于是退到墙边，站着发愣。大姐充和不在家，门房就把二姐允和叫了出来，她认出是沈从文，再三请他进屋等，可是他不知所措地说：“我走吧。”允和无奈，只好请他留下住处，他结结巴巴地告诉了二姐他住的旅馆。兆和中午回来，允和怪她：“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还去图书馆假装用功！”要她去旅馆回访老师，兆和大吃一惊：“旅馆？我不去！”允和思来想去，想了个办法：“你就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兆和终于同意去了。多年后，沈从文下放去五七干校的前一天，允和去给他送行，他兴味盎然地向允和描述着36年前的那日情形。那次，沈从文给兆和带来一大包礼物，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为了买这些，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
第二年春天，兆和给二姐看沈从文的信，信中婉转地请允和替他向父母提亲。并且说，如果父母同意，求兆和早点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主张儿女婚事自己做主的张冀牖和沈从文很谈得来，当然应允。允和拟了一个字的电报稿：允。她很得意：一个“允”字两用，既表示允婚，又代表自己的署名。兆和却有点不放心，怕沈从文看不懂，悄悄地坐人力车，又去发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一场持续了四年的苦恋，终于通向了婚姻。
雪小禅说，人的一生，总有一个人，不早不晚划过你青春的夜空，留下刀一样的刻痕。这个人，是宗教，是神旨，是祈祷，是恰好的相遇。于沈从文而言，这个人便是张兆和。
兆和小时候所处的大家庭背景帮助她成为了一个沉着踏实的人，沈从文的一封信里写道：“小妈妈，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更感动的是在云南乡下八年，你充满勇气和精力来接受生活的情形，世界上哪还有更动人的电影或小说，如此一场一场都是光彩鲜丽，而背景又如何朴素！”
后来，兆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沈从文在信中对她的赞美持之以恒：“曹子建……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干脆穷死，而《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旺，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他把兆和看成是乌金墨玉之宝，兆和在其心中的位置可想而知。
然而，1949年后，他被北大的学生贴大字报，他的小说被严厉批评，他的老友疏离了他。一个真诚的写作者被全盘否定，看不到前途，他曾数度自杀。北大取消了他的课程，他被调往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他却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后来充和甚至说他简直最合适干这个工作。但比起充和对沈二哥的了解，兆和对丈夫经常不得要领。兆和纳闷：为什么在多年前那么差的条件下，他还能没日没夜地写，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鼓励，他却能写而不写。
1995年，沈从文去世后七年，兆和整理出版了他们的通信。在后记中，她写到：“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所幸，兆和最终是明白了，虽然这个明白来的实在太晩。如果早一点明白，那么情形可能完全不同了，“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沈先生在1961年题为《抽象的抒情》未完遗作前的题词，先生一直固守着心中的一片净土。
遗憾总是难免的。最后望一眼紧闭的大门，转身离开。脑子里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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