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居陈近四年较为平静的生治，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总结其积累的探索经验和体会，从而形成了孔子思想体系建构支柱之一的“中庸”之说。这是古今学者一致的看法。
孔子周游期间，天下不宁，眼见各地充满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孔子的一切政洽文化活动目的，是为了改善当时的社会现状，期望达到“仁政德治”，臣民亲睦友善、国家统一、世无争战、天下太平，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谐发展的美好境界。为此他呕心竭虑，上下求索，企盼找到一种理论作为行动的准则，能使矛盾斗争的双方相互协调，各得其宜，和平发展。孔子根据历史经验、社会现状实际和个人心得体会，逐步创立了“中庸”这一新说。
凡是学术上的一种新说，是经过长时的孕育和深入探究而产生的。孔子的中庸思想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孔子居陈时曾提出“中行”的思想：“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中的这段话是说：不能得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做朋友，那所交的必定是激进的人或安分守己的人吧！激进者有锐意进取精神，安分守己者洁身自好。《孟子•尽心章句下》“万章问”中，孟子说，孔子这段话是在陈时所言，说明孔子思想在这一时期有了飞跃。
一、中庸的本义
“中”是适中、适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意思，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是对立的双方得到协调、均衡，达到统一的状态。所谓“中”，是指矛盾各方互相依存、平衡相持时显示出的“限度”。“庸”，通“用”，为“常规”。“中庸”即“中用”，以取中为用，则为常道。
先秦时代，各派哲学家都曾研究过事物发展中的矛盾问题。道家主张矛盾无条件的转化，法家主张以强凌弱，以大制小，以严刑重罚治国。孔子对矛盾的态度与老子、韩非主张不同，他主张中庸，保持矛盾统一、平衡和长期稳定。孔子认为矛盾在一定时空中不断地发展，达到某种限度时，对立双方表现出一种稳定、平衡、宁静（和谐统一）的状态。中庸即是要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这个“度”，使其保持一定的质。事物适度，其质不变；过度，就发生质变；不及度，则非原质。
孔子说的“中行”，孟子谓之“中道”，都是“中庸”之“中”。《论语解义》曰：“中行者，依中庸而者。” 在此，应破除一种误解，有学者把“中庸”解释为折中主义、调和、居中等，其实不然。折中主义是既承认这个，又承认那个，没有是非，没有原则，然“中”是一种平衡原则，讲究掌握事物的度。
《论语•雍也》记录了孔子赞美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是说：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经长久地缺乏它了。中庸是一种的道德境界。这是孔子对外界事物实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认识，并因此而得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态度。
二、中庸的主要内涵
（一）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中有一段有关“中庸”的对话。子贡曰：“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此段对话是说，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谁优胜一些？”孔子说：“颛孙师的思想有些偏激（过度）,ト商的思想则有些迟钝（不及）。”子贡说：“那么，颛孙师是胜过卜商一点吗？”孔子说：“过度和不及是同样的，都不好。”在孔子看来，只有适度，恰到好处才最好。这是孔子具体运用中庸思想解答具体问题的实例。孔子既否定“过”，也否定“不及”，认为两者同样不好。
在孔子弟子中，善于理解和阐释孔子思想的有若说：“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是说：以遇事做到和谐恰当为可贵。古时圣明君王治国方略，其可贵处在此，他们大小事都做到恰到好处。
“和”，对立的双方相平衡协调为之“和”，是中庸思想极为重要的方面，也可以说“和”是中庸的极致。“和”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是待人处世应当依循的原则。孔子发展了“和”的思想，认为为使事物稳定、协调地发展，避免矛盾转化、质变，就需要关注其互补互济、和谐统一所呈现的“度”，即界限。孔子称这个度或界限为“中”，掌握并运用“中”，让事事万物在对立统一状态下稳定发展，便是中庸。可见孔子中庸之道不仅关注矛盾的斗争性，并力图防止矛盾转化，维持事物原质。
孔子中庸思想的根本点，就是追求中求和。“中”是天下事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原则。达到中和，天地就安居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尚书•大禹谟》所云“介执厥中”，即做事忠实地保持中正之意。孔子将其上升为处理矛盾方法的高度，具有普遍意义。
（二）和而不同
“过犹不及”或说是“无过无不及”的思想，是孔子中庸之道的主要特征之一，前者是否定以两端的形态出现，后者则是兼容两端的合理因素，以肯定融会贯通的形态。
孔子提倡“和而不同”的思想，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说君子讲究互相协调，而不盲从附和；小人则盲随附和，而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
从“和而不同”的思想出发，孔子主张臣下对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的态度。是说，臣对君既尽忠心，又肯向君主提意见。孔子喜欢给别人提意见，又欢迎别人（包括弟子们）对他提出不同意见。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但孔子对他过于谦虚，不肯提意见，感到不满意，曾说：“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是说，颜回啊，（在学术上）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他对我的言论从不提出不同意见。由此可看出，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包含着孤立的、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美的事物，只有多种因素特别是对立因素的统一、和谐，才能形成完美的事物。
在个人修养方面，《论语•雍也》孔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说，朴实多于文采，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只有文采和朴实配合得当，然后才成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言行保持不偏不倚、稳定不变的中庸之道，聪明的人则容易做过头，愚笨的人则做不到，只有从容不迫地推行中庸的人才算是圣人。
三、中庸的广泛运用
孔子强调事事要做到适中，达到中和境界。他在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时，广泛地运用中庸方法，防止片面性，以取得最佳效果。
孔子教学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和“学思行相结合”的方法，就是中庸的具体运用。例如，子路和冉求分别问了孔子同一问题“闻斯行诸”？即是否听到有道理，就要去做呢？对同一个问题孔子却作了相反的回答。公西华问其原因，孔子解释说：冉求办事好退缩，所以要给他壮胆，推动他向前；子路胆大勇为，超过常人一倍，所以必须抑制他莽撞。
孔子在试图解决社会人伦、政治等一些重大问题时，采取的方法也是执中。如《论语•八佾》中孔子论君臣关系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君臣各有要求，以促成其关系的和谐。孔子认为，君臣是对立统一关系，国君应依照礼节尊重臣下，接受臣下匡正；臣下以思心侍奉君，又不盲从。双方相互制约，又互相依存。
对官府与百姓关系，孔子不仅主张“仁政德治”爱民、教民，而且主张不能忍视刑罚和“猛政”。孔子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是说，好啊！政事宽大，百姓就会怠慢：怠慢就用严历来纠正；严历，百姓就会受伤害；伤害就实行宽大。用调剂严厉，用严厉调剂宽大，政事因此就和谐。孔子将官民视为对立统一关系，民慢官，官残民，都会破坏统一。只有官府把握宽猛适中合度，使官不残，民不怠懈，从而达到相互包容和彼此协调一致。
在人我关系方面，孔子主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是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不会招来怨恨了。人我关系和谐远怨，应以不同的尺度来衡量，即对己严对人宽。否则人我关系难于协调，甚至破坏和谐。把握这个限度是其关键。孔子的体会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是说：我有知识吗？没有啊。有个农夫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在对他提的问题始末了解后，才能说清。孔子就是用“执两用中”的方法，把握事物的正反两个极端，进而取其中，以免误入极端。
孔子对中庸运用颇多，用于社会、政治、道德、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他的思想体系的建构支柱之一，他整个学说都贯穿着中庸精神。
孔子用“执两用中”的方法，将对立的双方加以节制调剂，使其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然而，这种统一绝不会永远稳定，相互排斥的对立面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对立面的斗争，以至转化，随着旧事物的消亡，新的事物就会产生。社会的变革，事物的更替，人的生生死死，世界便显得生机盎然，这时中庸会显得苍白无力。新事物诞生后，又需要发挥中庸的和谐、协调、适度稳定作用，以保证新生事物的健康成长，此时中庸就显得威力无穷。所以只强调斗争，忘记中和，或只强调中和，忽视斗争，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孔子在陈提出的中庸之说，既是理论突破，也是其思想的一次飞跃。中庸之道，在宋代颇受理学的奠基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以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推崇，在宋明理学中，中庸之道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战国子思的《中庸》为“四书”中独立的一篇，成为其后科举取士的必修课。其思想也就日渐渗透到民众的头脑之中，成为世人道德标准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庸之说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意义非同小可。毛泽东于1939年2月致张闻天的信中指出，孔子的中庸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