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童数千。” ——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
源自阿拉伯的家族自从唐朝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与唐朝正式通使以来，阿拉伯商人便不惮艰辛，前往中国通商。唐代阿拉伯商人最初大多经陆上丝路到长安。20世纪60年代，在今西安市西窑头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3枚阿拉伯金币，其年代为公元702年、718年和746年。这是中阿陆上交通往来的实物证据。唐中叶以后，由于陆上丝路的河西和陇右被吐蕃势力占据，因此，海上丝路兴起，取代了陆上丝路，导致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通和贸易往来就由陆路转向海路。
当时，各国商贾在唐朝“除舶脚、收市、进举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政策的引领下，东南沿海等港口舟船栉比，空前繁忙，其间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更是“汛舶汉地，直至广州”。所以广州港成为唐朝乃至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如韩愈在《送郑权尚书序》一文中说：当时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侨居在沿海商埠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也随之越来越多，数以千、万计。据记载，公元760年在田神功讨伐刘展时，扬州“大食、波斯胡贾死者达数千人”。苏莱曼的《东游记》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时，遇难的阿拉伯等国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等教徒和商人，总共有12万人之多。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至少说明当时居住在扬州、广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旅人数之多和中阿之间贸易之盛。
进入宋代之后，朝延对外商的政策，比唐代更为优惠，大食人来中国的更多，地区也更广。他们聚居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自立蕃坊，有犯罪者由蕃长按伊斯兰教规处理，官方从不过问。上述这些优越待遇，目的在于鼓励其来华经商，以发展市舶贸易和增加税收。
宋神宗时期，大食商人辛押陀罗，积资产数百万缗，被宋神宗封为怀化将军。公元1072年，他还作为勿巡国（今阿曼苏哈尔）的使者来华进献。他在广州任蕃长时，起了“开导种落，岁致梯航”的作用，并捐货卖田，大力振兴郡学。当时宋朝政府规定，市舶官员只要能招徕到蕃商，抽解达到五万贯，就可以补官。公元1136年，大食商人蒲罗辛就以“造船一只运载乳香授泉州市舶，计抽解价值三十万缗，委是勤劳。”也被授予“承信郎”官职。
这里的“蒲”姓，是当时蕃客的常见姓氏，追根溯源可能来自阿拉伯语的“阿卜杜拉”，因此蒲姓蕃客自然亦以来自阿拉伯各地为主。有一支蒲姓蕃客，在宋代从占城迁入广州经商，不只是一个富甲一时的巨商，而且是一个在巨商中拥有权威的蕃长”，不只是居留中国蕃商的行政领袖，并且是法律上、宗教上的领袖。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或绍定年间（1228-1233年），蒲开宗又带领族人迁到了泉州，翻开了家族历史上新的篇章。他一边继续从事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一边跑去泉州安溪当起了安溪县的主簿，这是一个类似财政局长的职务。他的生意做得相当大，这从他被宋廷授予高于“承信郎”的“承节郎”官职就可见一斑。
蕃客们的豪富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大食商人蒲押陀黎在至道元年（995年）来进贡，贡物包括一百两白龙脑，二十瓶银药，三瓮白砂糖，二十瓶蔷薇水，一座乳香山子，二段蕃锦，三段白越诺，三段驼马褥面。蒲亚里在绍兴元年（1131）时，进贡二百九十株大象牙，三十五株大犀，按当时市价计算，值五万余贯。宋代还有蕃客出钱助修城池之举，“是门之役最巨，视福全建安加壮丽焉，然福资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贾胡”。
广州怀圣寺光塔的周围是古代蕃坊旧址
这些人凭借着丰厚的财富，在宋代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广州番坊见番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沉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未尝问也。”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养鸟，朱彧在广州居住时曾买一白鹦鹉，能言蕃语。白鹦鹉既然能言蕃语，自是由蕃人所养无疑。而且蕃人养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娱乐，他们也会把养的鸟予以出售。养鸟之外，蕃客们养花的水平也是十分有名。蕃巷中所种的素馨花尤香，而且作为香料之一的龙涎，也必须是从蕃巷花中采取原料，才能够保证品质优良。
蒲寿庚与他的兄弟。
这时的蕃客在饮食与服饰上仍然保留着异族特色，譬如岳珂就提到他们不吃猪肉，并且在吃饭的时候通常只用一只手抓饭吃，另一只手则放于褥下不用。蕃客的衣着也和宋人是不同的，有着他们自己的异域特色，所谓“蕃人衣装与华异”，他们还有带耳饰的习惯，“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
但除此之外，土生蕃客已经很大程度上本地化。北宋熙宁初年开始，宋朝在广州、泉州等阿拉伯商人聚居地专门开设“蕃学”，其课程设置大体同府学相一致。这样就为蕃商接受汉文化教育甚至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创造了条件，使得蕃商的后代可以通过科举入仕。
蒲开宗的一个儿子蒲寿宬就是蕃客华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早年应是一个军官。刘克庄曾为蒲寿宬写下“蒲领卫诗”的题跋：“心泉蒲君示余诗百三十，古赋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椅之名，余未之识也。后君家资益落，诛茅泉上，余始为赋诗，又十年乃见君诗。”蒲寿宬在其诗序中也说：“登师姑岩，见城中大阅，恍如阵蚁，因思旧从戎吏，亦其中之一蚁，感而遂赋。“这段话也证明了他曾是一个军人。
不过，蒲寿宬虽是一个军官，却对文化兴趣浓厚，他学作诗词，与文士往来，后成为著名诗人，遗有《心泉学诗稿》。在其诗集中保有与泉州名士洪天锡、徐明叔、丘葵、胡仲弓等人唱和的诗。他的《寄丘钓矶》一诗“高丘远望海，秋思穷渺弥。苦吟有鬼泣，直钓无人知。”水平不错，光看这首诗，无法想象他是外国人。以上泉州名士（如洪天锡曾任福建安抚使、刑部尚书）肯与其来往，应可说明他的诗歌水平。后来蒲寿成官任梅州知州，以清廉著称，“性俭约，于民一毫无所取”。
这是因为他有个有钱的兄弟所以可以“视富贵如浮云”。与蒲寿宬爱好文化的性格截然相反，蒲开宗的另一个儿子蒲寿庚却是“少豪侠无赖”，居然和市井流氓混在一起。成年后，蒲寿庚应是托父荫进入官场，而后在市舶司任职，一步一步地升迁，同时，他也在做生意。他在官场有个朋友叫董嗣杲。董嗣杲曾经在九江当榷茶官，他作了一首名为《欲附蒲海云制干舟归》的诗：“江上楼高暝树连，壮游空慨禹山川。客中问醉当秋晚，梦里怀归在燕先。水送流年遗楚恨，风吹残雪上吴颠。几番谩附鳞鸿便，不若相依买去船。”琢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可知董嗣杲多次搭蒲海云（蒲寿庚字海云）的便船，乃至有些不意思，声称还不如自己也去买艘船了。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蒲寿庚当时任“制干”一职，这应是一个市舶司的职务，他经常在长江一带乘船往来，应是做生意，所以董嗣杲可以搭其便船。同时，蒲寿庚应是长期在市舶司任职，并兼任翻译之类的职务，可以在双方贸易中上下其手，故而《藁城县志》的“董文炳传”记载“（蒲）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蒲寿庚在担任制干的五年之后，经历了一次波折。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记载一个与蒲氏有关的故事：“林乔，泉州人……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
据泉州九日山石刻，咸淳二年（1266年）的泉州市舶司使正是王茂悦。其时有个蒲姓的官商（“蒲八官人”，应为“蒲大官人”之误），因有商舶未缴税被起诉，他托泉州士人林乔为其向市舶使王茂悦游说。其后事情发生变化，王茂悦去职，“蒲八官人的漏税案可能不了了之，因此，他认为中间人林乔未能起作用，将原先借出的地皮夺回。
从这段故事的前后文意来看，“蒲舶”和“蒲八官人”应为一个人，而且就是蒲寿庚。除了他，宋末不会再有一个如此气焰嚣张的蒲姓人家。泉州市舶司是一个机构，机构内有许多官员，而蒲寿庚被称为“蒲舶”“蒲大官人”，说明他是泉州市舶司的官员，而且官职不小，否则不会被叫作“蒲舶”。当然，这一职务应当不是市舶司提举，而是一个掌握实权的官职，所以，他才能利用职权走私，当时称之为“漏舶”。宋朝十分重视市舶司的收入，对提举官的考核，就是每年能招到多少“蛮舶”，抽取多少税收。在这一背景下，“蒲大官人”仍然敢于“漏舶”，而且事后未受处分，这说明他的权力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元朝大将董文炳评价蒲寿庚曾说：“寿庚素主市舶”。“素主市舶”这四个字，应能证明他虽不是市舶司提举，却已实际上却是市舶司的实权人物。
海云楼的商业帝国
在南宋最后三十年时间里，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由蒲寿庚所操控的，人称其“擅蕃舶利三十年”。其家族主要从事的是香料的贸易，其后代从事制作和经营香料一直世袭至今。永春五里街“蒲庆兰香室”，是有名的制香手工业和店铺，是蒲氏十三世世茂从泉州迁永春时开始经营的，至今已八九世。德化城关蒲姓“玉兰堂香室”，也是世袭至今。泉州法石是蒲寿庚的家乡，此地以种花为业，种植从阿拉伯引进的茉莉花和素馨花。他们还保留特殊风俗习惯，用香料和香花敬奉祖先。
以蒲寿庚为代表的蕃商带来大量的海外奇珍，使泉州成为“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渊薮”。据载，宋代从海外各国输入的物品有宝货、香料、药物、布帛、杂货等，多达四百余种，如《云麓漫钞》载：福建市舶常到诸国舶船，有“大食、嘉令、麻辣、新条、三佛齐国，则有真珠、象牙、犀角、脑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玛瑙、玳瑁、龟筒、栀子香、蔷薇水、龙涎等……”货色繁多，难以枚举。
规模庞大的海上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桐江集》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因而其“致产钜万”“家赀累巨万计”。如果当时有财富排行榜的话，泉州首富的头衔绝不会落到别人头上。南宋有个莆田人叫作刘克庄，是当时有名的词人、诗论家，见多识广，他把蒲寿庚比喻为春秋末期的巨商陶朱公。蒲寿庚的富有程度，可见一斑。
当时，蒲寿庚的宅邸在泉州城南一带，东至涂门街，西至溪亭，南至今泉州七中，北至涂山街，方圆约三百亩。三百亩换算成平方米，大概是20万平方米。20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北京故宫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也就是说，蒲家府邸大约是紫禁城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民国年间的蒲氏后人声称，“民国二十四五年（1935年左右）时，泉州南教场开做汽车站，掘出来的花盆，写丞相花园字样，我叔叔说南教场原来是我们丞相（指蒲寿庚）的花园。”新中国成立后去调查的庄为玑认为，“蒲氏的住宅中心即现在泉州总车站那边。他的府第即今南教场的总车站。”
蒲寿庚的家里，有花园、棋盘园、书轩、讲武场、厨房、祠堂等。蒲家接待贵宾之处，叫作“待礼巷”；蒲氏讲武堂所在地，叫作“讲武巷”；因为泉州被誉为“海滨邹鲁”，所以他家子弟读书的地方，叫作“东鲁巷”；甚至连他家兵营的厨房，都占了一条巷子，叫作“灶仔巷”。在蒲寿庚生活的那个年代，弈棋风盛，为了娱乐宾客，蒲寿庚在自家花园北面开辟一个棋盘园。他也是真会玩，“琢巨石为棋盘，……以美人为棋子”。32名美女分别手挚黑红棋子名牌，各就各位，听候弈棋者号令进退。至今，盘已无存，园亦改建土地祠，但地名无改。泉州义全宫附近有一小巷，叫作“三十二间巷”。据说，这就是蒲寿庚当初给32名充当棋子的女子夜宿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其他待遇现在大家无从得知，但是，当初蒲寿庚安排的宿舍，可是每个人都有一间房。
支撑如此奢侈生活的是蒲寿庚的庞大海上商业帝国。单单他的女婿佛莲（来自巴林的阿拉伯人），就拥有海船80艘，因死后无子嗣而家产被充公时，竟有珍珠130石。可见蒲寿庚名下的船只，自然要多得多了。据说，他名下的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为了更好地检视自己的庞大船队，蒲寿庚还在晋江出海口岸附近宝觉山（一作石头山）建瞭望楼阁以望海舶，楼下建有“一碧万顷亭”，站在楼亭前，海天尽收眼底。这就是著名的“天风海云楼”，楼名取得即是蒲寿庚的字“海云”。显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量海舶，是用不着建也建不起望海楼的。
至于他的兄弟蒲寿宬后来回到了家乡法石隐居。法石滨海靠山，宋元时代为泉州海外交通要冲。根据志书记载，“云麓在法石山左的山腰上。它是一个不大的村落。位于泉州城外的东南隅，距城约三公里余。……传说宋元之际，蒲寿宬有颇具规模的花园存此”。
权重一时的土生蕃客
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有一件事使蒲寿庚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起来，那就是他与寿宬率领船队打败了侵扰泉州的“海寇”，保住了港口的安全。闽、粤一带的海寇几与南宋一代相始终，“仅绍兴十三年到绍兴十七年短短的四年间，福建路一地每年至少有五十支以上的海盗团伙出现，平均每周就有一支海盗队伍诞生”。盗贼盘踞沿海小岛，骚扰地方，朝廷多次派军队围剿，在海上劫掠往来船舶，并上岸烧杀抢夺，甚是猖獗。但南宋“官军不习山险，多染瘴疫”，海寇势力之大甚至连官府的正规水军左翼军也无法抵挡。据《泉州府志·纪兵》记载，南宋泉州共发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而《福建通志》中记录了八起海寇犯泉事件。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袭击泉州，官兵无可奈何，南宋朝廷只得征调民船和鼓励民间武装捕盗，并以奖赏官爵的方式鼓励官民缉捕海寇。
好在蒲寿庚兄弟不仅熟悉海事，且有一支庞大船队及“家僮数千”，对付区区海盗自然不在话下。两人主动出击，退寇御侮，震动朝野。南宋政府即以平海寇有功，授予他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合称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安抚福建一路之兵事民政，又授予总管闽浙沿海水师的权力，再兼提举市舶。就南宋的惯例而言，福建安抚使一向由福建路首邑福州的知州兼任，而且，福州知州多选用具有威望的高官，例如张浚等人都是宰相级别的官员。这对蒲寿庚而言，已是殊荣无比了。这位土生蕃客，俨然成为大宋朝廷的地方大员，其势力之大，俨然已经成为泉州城的实际掌控者。虽然他并非泉州知州，但不少文献记载都称之为“太守”“守郡者”。
蒲寿庚在泉州权势熏天之际，延绵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却已经到了风烛残年。1276年，元军已兵临行在临安城下。德祐二年二月初五日，在元军统帅伯颜的精心策划和操纵下，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脱去了黄袍的小皇帝宋恭宗赵㬎（7岁），率领文臣武将来到祥曦殿，宣布正式退位，向蒙古人投降。然而，在元军进驻临安之前，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为延续国祚，匆匆忙忙进封吉王赵昰为益王，令其判（职位高的官兼职位低的职务）福州；同时进封信王赵昺为广王，令之判泉州。二王在临安即将陷落时，由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出京师，经婺州（今浙江金华）去温州。欲对宋室斩草除根的伯颜获悉，派兵追去，却未果而还。
德祐二年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正式登基称帝，即宋端宗，改本年年号为景炎元年。结果他在福州登基仅半年，浙江境内的抗元战役失利。元军于当年十一月长驱直入福建北部，迫使端宗不得不乘船离开福州，抵达泉州。
按照惯例，新皇帝上任后，一般要给各位大臣升职，奖励他们的拥戴之功。益王在福州称帝时，所封将吏大多在福建西、北部的福州、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等地。其时，泉州实际上已经被蒲寿庚所控制，因此端宗南逃泉州后，怎样对待蒲寿庚立即成为一个问题。为了争取蒲寿庚的支持，宋廷不惜加封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使其如愿以偿，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总管”。当然，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局面下，很难说蒲寿庚的权力就能伸及广东，闽广两路招抚使的头衔更多的是荣誉性的，苟延残喘的宋廷无非是以高官笼络以换取其忠心罢了。若是蒲寿庚肯效忠宋室，或许这一职务在以后也会名副其实，但这位土生蕃客，泉州的实权人物，或许就在海云楼眺望自己的庞大商船队之时，就已下定决心做出了不同于此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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