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效果”理论的提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森教授于1983年在《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一文中提出。他指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尤其是说服性信息或宣传以及负面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然而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
“第三人效果”产生的心理学依据“自我强化”是产生“第三人效果”的心理学原因。其中包括：对自己盲目乐观，认为自己受负面事件的影响概率较低；虚幻的优越感：习惯用正面方式评价自己；自我服务式归因：即在好事面前容易夸大自己的作用，在坏事面前容易推诿责任的倾向。
“第三人效果”产生的制约因素信息的性质大致分为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在评估负面信息时倾向于认为对别人影响大；低可信度与说服宣传色彩强烈的信息容易引发“第三人效果”；人们认为媒介信息对与自己社会距离大的人影响较大；不同年龄、学历、预存立场、自我关联程度以及对相关信息的专业感
- 大众传媒既要及时传达危机信息，履行“环境守望”的社会功能，又要以慎重、负责的态度处理危机信息，防止由不实报道、炒作式报道引发社会混乱。
- 在对互联网信息的评估上，同样也存在着“第三人效果”现象。
-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人类的传播行为及其规律的理解。
在疫情扩散初期，人们普遍认为新冠肺炎会对别人影响较大从而忽视自我防护，产生“第三人效果”。同时，不同类型人群产生第三人效果的程度有所不同，对于经常接触疫情信息的人来说，极易产生对疫情的负面情绪，相反对于不经常接触疫情信息的人来说，态度较为乐观，认为对他人的影响更大；年龄大的人群对于疫情重视程度不高，第三人效果较为明显。
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应该更加重视“第三人效果”，受众对信息的接收能力更强，速度更快，空间更为自由，媒体应当加强更加及时准确的报道，减少出现不准确信息导致的“第三人效果”再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