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是十几年前，周杰伦最火的时候，一个名叫罗福兴的少年抱着“出名”和“要给世界留下点什么”的决心，想在网上搞出点影响力。
通过搜索引擎，他发现美国《人物》杂志颁布的“1995-2005年世界十大鬼才音乐人”名单上，周杰伦居然才排第十，玛丽莲·曼森高居第一。罗福兴为此感到惊诧。进而开始思考，自己该做点什么，才能让大家知道我。
彼时，他已辍学，打工觉得无聊，整日在网上厮混。那两年，非主流文化刚刚兴起，炫舞游戏和QQ空间里，有大量非主流家族活跃。
但罗福兴觉得他们造型太保守了。顺着玛丽莲·曼森，他百度了“朋克”“哥特风”等关键词。随后，他穿上哥特夹克，画上眼线，打了鼻环、唇环。研究朋克时，他还迷上了日本视觉系摇滚乐手石原贵雅，学人家在右臂上纹了“天上地下唯吾独尊”。石原左臂上纹了“俺”，他就纹了个“俺罗福兴”，连字体都是一样的。纹完后，觉得还不过瘾，又烫了一个红色的、十分诡异的头发，看起来如同超级赛亚人。后被网友们讽为“类似病毒的结构”。
然后，他把自拍传到了网上。
万万没想到，很快，罗福兴就得到了一大票追随者。为此，他开始建立QQ群，拉大家一起活跃。为了跟其他非主流家族区别开，罗福兴打算给家族起个名字。他百度了一下“时尚”的英文，得到一个smart，本想叫“斯玛特”，但觉得不够酷、不够屌，于是把家族名，改成了“杀马特”。
2007年前后，“杀马特”三个字迅速在网上流传开。那些诡异的病毒状发型四面扩张，引起无数青少年的模仿。与此同时，16岁的罗福兴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影响力”。在一个个杀马特群里，他以“杀马特教父”自居。所有想加入这个大家族的人，都需要得到他的首肯。
靠着“教父”的名号，罗福兴也赚了点外快。他搞过一个杀马特网站排名，只要交钱，就可以在上面露脸，挂上自己的照片、名号。
罗福兴因此赚了几万元。但没多久，他就放弃了，觉得维护太麻烦。由于名声在外，有人想跟他交朋友，给过他1000块钱。还有同性恋找过他。因为对方看着有点钱，罗福兴耐着性子陪聊了3个月。为了造势，他还给自己写过小说，名为《罗福兴的杀马特帝国》。可惜写了1300多字，就写不下去了。
当时罗福兴借着“影响力”变现，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
罗福兴生于梅州的农村，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因为爱顶撞老师，他13岁就退学了。他不服管教，四处厮混，然后被家人送进工业园，成了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两班倒，不断的机械重复。他很厌烦，跑了。此后，他去父母所在的深圳，进工厂、学理发，都沉不下心，没钱了就去跟父亲搬砖。
他跟父亲的关系很不好。每次问父亲要生活费，对方直接把电话挂断。
进工厂干流水线，罗福兴觉得枯燥、痛苦。他还经常被人侮辱、被老乡骗。借出去的钱，永远收不回来，偶尔说错一句话，就要被领班骂。当他开始留起那头怪异的头发后，工厂里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他从一个厂漂流到另一个厂，不愿意跟身边人交流。由于收入不稳定，又没办法融入环境，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了QQ群里，和“家族”聊天，顺便搞点生活费。
杀马特家族群鼎盛之时，一个群里上千人，有几百个群存在。在各大论坛、贴吧里，随时可见杀马特的身影，见到花里胡哨的发型。
罗福兴没想到会搞出这么大阵仗。同样没想到，短短几年后，这个群体就走向了衰落，成为了互联网世界的上古名词。那些流窜在QQ空间、贴吧、论坛里的PC时代的杀马特们，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人探寻过这是为什么。
因为早在杀马特诞生之时，他们就被冠以“土里土气”“洗剪吹风格”“乡村非主流”等富含贬义的头衔。遇到杀马特，大家第一反应是嘲笑，觉得这些人都是脑残、心智不全。当他们消失时，众人拍手称快。
然而鲜有人知道，在这一堆堆奇形怪状的头发背后，藏着怎样的人生境遇，有着多么残酷的生存景况。直到2013年，另一个误会发生，才把“杀马特”三个字背后的辛酸挖掘出来，呈现给了世人。
02.
2012年，在川美任教的李一凡，偶然看到了杀马特的照片。
以他的精英视角来理解，最初还以为这是一帮朋克，心说中国居然出了“反主流艺术”，通过作践自己来恶心主流价值观，牛逼啊！在李一凡的设想中，这群留着不伦不类发型的年轻人，必定受过良好教育，具备反叛性。
当他开始寻找杀马特时，才发觉所有判断都是错的。
那年，李一凡拿到深圳双年展一笔赞助，决定为杀马特拍部纪录片。由于不懂杀马特家族入群规矩，他找不到采访对象。好不容易联系上罗福兴，通过罗联系到许多玩儿过杀马特的青年，才拼凑出一副完整的杀马特图景。
在罗福兴的帮助下，李一凡跋涉数省，见了60多个杀马特。采访过程中，他终于搞明白，这群人不是要搞什么反叛、对抗，他们都和罗福兴一样，从小辍学，文化水平极低，为了生计被迫进厂，成了流水线上的机器：
他们每天做着繁重、重复、收入微薄的工作，在城市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经常受周围人欺负，感觉孤立无援，因此成为了一名杀马特。
在这部名为《我爱你，杀马特》的纪录片里，李一凡通过那些杀马特青少年的自述，还原了他们的生存之痛、精神之痛和对人生的无望。
看完这部纪录片，你会发现：
“头发，原来只是他们的保护色。”
《我爱你，杀马特》一上来，就交代了受访者们的“出身”：他们全都和罗福兴一样，来自凋敝的农村，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没怎么受过系统的教育，早早辍学后，就被打工浪潮赶到了城市里：
其中大一点的十五、六岁，小一点的，才十一、二岁：
很多人连小学都没读完，就借钱出门，跟亲戚进厂。文化水平低不说，没见过什么世面，认知水平也不高。所以很容易被骗：
而一旦辍学，被推向社会，就肩负起了赚钱养家的责任。有了经济能力后，一定要给家里寄钱。有的还得供弟弟妹妹继续读书：
对于这一点，李一凡感到十分震惊。他想知道这些孩子工作的环境，但工厂不许拍摄。李一凡就想了个办法，说让他们自己拍，我来花钱买。
他让助手写文案，助手半天没写出来。罗福兴拿过笔，很快写了一段，然后拟了句标题叫“不要押金！日赚千元不是梦！”。在李一凡看来，这是典型的欺诈短信话术，一看就很假。结果一发出去，收到一大堆视频投稿。
他这才知道，仅仅是“不要押金”四个字，就能吸引这些孩子的注意。
因为他们进厂时交的押金，总会被小作坊老板以这种那种理由在结算时扣下一笔钱。尤其在他们刚出来打工毫无社会经验时，常被老板骗。明明辛苦工作一个月，最后到手才几百乃至几十块。甚至连介绍他们进厂的亲戚，也会从老板手上吃回扣。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知道自己被人“卖”了。
那些花钱买来的工作视频，极真实地还原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内容。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机械重复，不是分拣产品，就是加工零件：
不但内容枯燥，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工作。很早就上工，夜里才下班：
有的工作环境还有毒性：
报酬低不说，还十分危险。如果干得太疲惫，稍不注意，手指就没了：
而就算受了工伤，老板也不会多给你一分钱。
首先大家根本没签劳动合同，其次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除了在厂里打工，对城市一无所知，“维权”两个字，在他们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
受伤，他们就自认倒霉。
黑心老板见状，直接让他们滚蛋：
其中有人接受采访时说：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埋头苦干。因为全是计件工作，你不干就没钱，多干一件就多一份钱。有的孩子，家里还有生病的奶奶、读书的弟弟，只能一边流泪一边加班，为多赚一点点工资，忍受高强度工作。
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他们明明知道这件事很枯燥、很痛苦，还是得忍耐。而且工作时，尽量不要让脑子思考，因为脑子一思考，手上就迟钝了。手必须得快：
对于这些处境，工厂是不会去考虑的。没人会人性化地去为他们着想。这些孩子去厂里请假，往往要看领导的脸色：
别说请假，在上工时间，就算是去上厕所，也要找经理签字：
有时候找不到经理，很多人憋不住，干脆就随地小便。这样的工作，能有什么尊严？
很多人就这么麻木地、日复一日地上工。每天耳朵边上都是轰轰隆隆的机器声。走出工厂要很久，这种声音才会消失。一个月里面，顶多休息两天。剩下的时间连轴转。干得困倒在工位上，也是常事：
李一凡有个助手叫乌鸦。他们花20-70元把这些视频给收上来后，乌鸦看完视频情绪直接就崩溃了。她无法想象，大家都是同龄人，自己在明亮的教室读书时，这些少年却在逼仄、昏暗的工位上，一天贴两万个标签。
有的孩子，年纪轻轻就因此落下残疾。他们却自我安慰说：
“有很多找钱都是断手断脚的，有什么稀奇，想开了就好了。”
03.
日复一日的流水线作业，对这群十几岁的孩子而言，精神损伤十分巨大。
本身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在心智还未发育健全时，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心理上就遭受着一定程度的折磨。他们从小生活在农村，根本不了解城市生活。进厂之后，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里，对外界一无所知。
有人在外面合租房子，结果下班后，连自己回家的路都找不到。
而有的人，睡在工厂宿舍里，一个月都不会出厂。
别说城市的样子，他们连公交车都没坐过。有女生除了买卫生巾出去一趟，其他时间都在厂房、宿舍。银行卡也不会用。
表面上，他们进入城市，实际上，他们是被禁锢在了厂里。每天上班、下班、休息，目力所及，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群人。
用罗福兴的话说就是：
时间一久，生活的单调和人际关系的局限，让他们感到异常孤独。
很多人觉得身边没有人能说上话，干脆把自己封闭起来。
而工厂的高强度作业和严苛的管理制度，让他们感到更加无望，人生灰暗：
有些人受不了，患上了抑郁。有些人干脆去百度怎么自杀。由于感到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他们会变得愈发悲观厌世，不断否定自我的价值。或者因为年纪小，在厂里受人欺负，一时想不开，无人可倾诉，就想一死了之。
干的时间越长，他们心里淤积的压抑就越多。
久而久之，就觉得活着没意思：
正是在这种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下，“杀马特”拯救了他们。
它成了他们的精神出口和心灵解药。
这些十几岁的打工者，跟每个身处青春期的人一样，心里有狂想，情绪很敏感，渴望得到外界关注，希望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并不是他们进入工厂，情感就变得麻木、粗糙，相反，在那个环境下，他们的孤独、渴望变得更深，对寻求自己存在意义的动力也变得更迫切。他们也想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
做头发，开始成为他们枯燥生活、压抑心绪的一个重要排解渠道：
他们希望用古怪的发型，把自己包装得酷一点，包装得惹人注目：
他们和罗福兴想“搞出点影响力”一样，想获得更多人的关心、关注：
在得到存在感的同时，用“病毒式的发型”，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个异类，像个不那么容易欺负的人，像个不容易摧毁的人：
哪怕说，这种头发走在路上，会被别人指指点点，被认为脑子有病，他们心里也会窃喜。因为较之在工厂里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活着，顶着这样一头“病毒结构”穿梭在街头，至少让他们感觉自己被看到了。
很多打工孩子接触到这种发型后，瞬间被其征服，加入杀马特这支队伍，就是觉得能从它那里得到以往没有的快乐。尤其是平日里那些过于安分、在厂里不敢表现自己的老实孩子，把它当成了解放自己的手段。
他们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不了自己的时间，掌控不了自己的劳动。
但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头发：
04.
玩起杀马特后，很多打工者的生活和心理，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像一些内向的男生，一旦搞个爆炸头，也变得敢于主动接近女孩儿。好多人为了谈恋爱，加入杀马特。厂里的女孩一看老实巴交的男生，就不愿搭理。但你要是发型出格，就很容易在公园里撩到妹子：
同样的，女生烫个爆炸头，也会收到更多追逐。在工厂外，溜冰场是打工者们最好的消遣去处。有的女孩儿烫完头去溜冰，不但会被免票，还立马会有其他男杀马特上来带她们玩儿。她们因此变得更自信：
杀马特的发型，不但给了他们勇气，还给了他们伪装自己的外壳。很多杀马特幼年没得到足够关爱，文化水平又低，敏感脆弱，不敢跟外人打交道，但一个花里胡哨、脱离常规的发型，可以把自己扮成“坏孩子”，能壮胆。
一旦玩儿起了杀马特，他们就觉得自己瞬间变了一个人。
浑身上下，充满了自信：
他们变得敢于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说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
甚至觉得自己比一般人活得更精彩：
于是乎，一拿到工资，杀马特每个星期都会去搞头发，研究更夸张的造型、更浮夸的颜色。头发有多长，就要打多少发胶，把它立多高。为此不惜在头发里插上铁丝和筷子，或者随身携带吹风机。大家搞完头发，就去溜冰场玩，没钱去溜冰的，就到公园里，专门找人多的地方，结队“炸街”。
溜冰和炸街，是杀马特最大的社交。他们因此认识许多的同类，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互相倾诉和安慰。大家喜欢在一起研究发型，也通过集结成群，不再感到孤单。久而久之，亲密得就像一家人。
很多杀马特说，就算是亲兄弟，也比不上杀马特家族那份情感的紧密。
一旦谁有麻烦，家族里的人都愿意帮忙。
你找不到工作时，只要在网上问一句，对方就愿意给你介绍工作：
甚至借钱，都比亲戚朋友爽快。
亲戚借钱，经常不还。“家族”的人问你借100，可能会多还你10块。
天南地北的杀马特通过QQ认识，线下聚会，家族会越来越大。这种聚集，并没有什么社会危害，就是在一起喝酒、跳舞、溜冰、逛公园。
虽然每到一处，路人都会用看神经病的目光看他们，觉得他们“有碍市容”，但只要集结在一起，杀马特们就不会感到害怕：
正因为如此，杀马特们对发型的爱，是非杀马特们永远无法理解的。在工厂里干活，唯一的寄托，就是放假了可以去搞头发。在厂里被指指点点，他们也毫不在意。如果工厂提出要剪头，他们会立马辞职，找另一个地方打工。
曾有一对杀马特女孩，因为喜欢溜冰选择辞职，再去找工作时，每家工厂都要求剪发，她们为了头发，饿了三四天，最后恨不得捡路边的馒头啃。还有一个杀马特，为了保持自己的发型回老家，在火车上三天三夜不睡觉。
杀马特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归属，一种安慰，甚至是一种信仰。
当保全头发和吃饱饭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残酷在于，很快，他们连这一点可怜的快乐，都被打倒和剥夺了。
05.
PC时代互联网的存在，给了杀马特们跨地域集结的可能。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地扩张家族，在QQ空间、贴吧、论坛里，四处留下身影。
鼎盛之时，罗福兴手上能联系到的杀马特，高达20万。他们除了线下聚会，还经常线上互踩空间，或集合到某论坛刷帖，留下各种自拍。
这激起了不少网民的反感。
杀马特们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审美和情感表达上，又比较欠缺。由于长期生活在厂区，他们对外部世界没什么认知。涌到网上后，他们觉得给自身带来归属和自信的造型，在普遍网友看来，根本就是“乡村非主流”“又土又丑”。
双方的认知沟壑和审美障碍，大大激化了这种敌意。
尤其在杀马特们集结成群，跑到某些大的贴吧、论坛疯狂刷帖，以示自己的存在时，他们完全没意识到，网络世界里，其他团体和他们一样，也因为某种归属、热爱和信仰被集结在一起，而这些人的数量和文化、经济水平，远远高于他们之上。当他们去“魔兽世界”和“李毅”的贴吧刷帖后，对方起身反杀的威力，造成的舆论飓风，是他们根本无法承受的。
由于一次“刷帖战”失败，杀马特们的QQ空间涌入大量网民。他们被骂得溃不成军。最后罗福兴不得不引咎辞职，宣布自己不再是头领。
后来，这种对杀马特的嘲笑和敌意，逐渐演化成一种“互联网正确”。谁都可以去杀马特的空间留下侮辱性词汇，看到一头病毒发型，大家就群起而攻之。杀马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一出来就被人骂。
有人不得不清空了QQ空间。
很快，这种侮辱和敌意，弥漫到了线下。
有些杀马特走在街上，都会被打。有杀马特在外用餐，莫名其妙被隔壁桌的人抄起凳子一顿打，被对方用打火机烧掉了头发。
2013年8月，南宁警方抓获一个抢劫团伙。该团伙的主要抢劫对象，就是非主流杀马特，他们交代给警方的原因是：
“黄头发、搞非主流的人，让人觉得很嚣张，我们看他不顺眼就去敲诈了。”
很多被频繁网暴的杀马特，不得不关闭空间，剪掉头发。
这对于他们而言，是巨大的痛苦：
当他们为了寻找自身的存在，集结成一股力量，试图用这种存在和力量去对抗整个外部世界的异样眼光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无论他们是多么庞大的群体，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实际上都是最弱势的人。
他们以为出门炸街，可以显得比别人优越。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当这种存在妨碍了真正具有话语权和攻击力的群体，他们所处的真实位置，就被残酷地显露出来。他们既没钱，也没有足够的文化储备，对庞大社会层级结构更是一无所知，就算人再多，也难以形成一股真正的力量。
拿李一凡的解释来说就是：
“这帮孩子，除了头发，其实什么也没有，连跟键盘侠对骂都不是对手。”
更关键的是，没有人会理解他们。
没有谁愿意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理解那些奇怪发型之于他们人生的重要性。
旁人看到的，只有丑陋、低俗、脑残。
06.
当“乡村非主流”“洗剪吹审美”成为一种贬低，嘲笑和辱骂成为一种风气后，杀马特文化在2012年前后，声势迅速转弱。
一方面，是老杀马特们频频遭受重创，不少人选择剪去长发。另一方面，是移动互联网兴起后，贴吧、论坛的衰落让他们丢失了活动阵地，头一批买得起智能手机的网民，早就没心情搭理他们了。
这期间，也有杀马特想搞什么“家族复兴”，但从来没有成功过。
最早一批的杀马特，都已经进入婚龄，纷纷剪去头发，成家生子后，开始寻找一份安稳的事来做。虽然他们心底还保留着对杀马特的热爱，但从外表来看，谁也想不到他们曾是一名杀马特。而新一批进入工厂的杀马特少年，人数越来越少，就算玩杀马特，也是线下聚会，很少去网上刷存在感。
这段时间里，罗福兴也早就剪去长发，开起了发廊。曾有好事媒体前去采访他，想还原杀马特的故事。但那些来访者都倾向于拍他窘迫的生存，凸显他的乡村背景和文化水平，最后给他冠上一堆“浪子回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头衔。言下之意，玩杀马特这种事，简直就是误入歧途。
这种主流偏见，也延伸到了移动互联网上。
2015年，随着快手下沉，一群杀马特找到了新的活动阵地，开始在快手上拍短视频吸粉，借此变现。有发展得好的，一个月能有万元收入。不过大多数杀马特，只能赚点糊口钱。尽管如此，他们也感到开心。
杀马特拍的短视频，其实跟那时期许多下沉类视频一样，都是通过一些出格的行为博关注。比如穿一身好看的衣服，去泥塘里打滚。他们也知道，没有人会看他们耍帅，都是想看他们怎么“出丑”。
每次开直播，会有网友跑到直播间里排队刷屏，说“来看猴了！来看猴了！”：
可即便被当成小丑，他们也愿意。因为通过快手，这些杀马特青年曾获得一时的自由，不用坐在流水线上，忍受枯燥的工作。
然而没多久，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就被视为“低俗文化”的典型被封禁了。
被禁后，大家没了收入，只能散伙。
大部分人的选择，就是回工厂，继续打工。
而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未来能获得怎样的幸福，他们都心知肚明。在工厂工作四五年后，对城市有一定的了解后，通过互联网看到那些有钱人的生活后，他们就明白，无论自己怎么去埋头苦干，也赚不到足够的钱。
房子和车子，不是他们能考虑的：
大家出去玩，也没人会聊梦想。
因为太遥远了，根本遥不可及：
对此，一开始就想“出名”想“被世界记住”的罗福兴，感受最为强烈。
他说自己走在城市里的时候，从不会看那些高楼。因为他知道，那和自己无关。
纪录片里面，他对杀马特处境的思考和对人生的思考，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他已经到了足够了解社会运行规则的年纪，也经历了足够多的辛酸，所以谈及未来的财富，谈及人生渴望，有比其他人更深的感触：
面对镜头，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杀马特诞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为什么大家要成为杀马特？
因为这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救赎：
07.
整部纪录片看下来，会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百感交集的镜头。
各种流水线工作，大量青少年打工者的自述。故事里那些年轻面孔，在青涩的年纪被驱赶到了环境恶劣的工厂里，像蚁群一样生存。每当他们提及“杀马特”三个字，眼里就闪烁出不一样的光泽，脸上洋溢着笑容。
李一凡采访了60多位杀马特，采访过程中，一直想找到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拍着拍着，他就放弃了，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精彩的杀马特：
“所有杀马特的生活，都是极度贫乏的。”
高强度的工作、可怜的收入、与城市格格不入、被黑心工头欺骗、对未来不敢有任何期待，这是他们共通的地方。片子拍好后，李一凡邀请杀马特们去看。最后只有一个杀马特去，看了40多分钟就出来了：
“太心酸了，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2008年到2013年之间，大量十几岁就辍学、进城务工的青少年，正是靠着杀马特的慰藉，才度过了自己贫乏的青春期。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和上一辈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并不觉得埋头赚钱就够了。和同龄的孩子一样，他们也需要生活得到更多亮色，得到外界的关注，希望人生的价值得到凸显，但囿于文化水平、工作收入的双低，他们没有多余的选择。
随着荷尔蒙的下降，随着人生进入新阶段，当年分布于好多个省份的杀马特，那些被“家族”团结过的杀马特，纷纷剪去头发，成为“新的父辈”。
他们成熟了，但新一代农民工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由于教育资源匮乏，由于留守儿童增多，依然有不少的孩子跟他们一样，初中都没念完，就选择了进城打工。更新一代的农民工，跟随现代化浪潮来到了难以融入的城市里，依然从事着极度压抑、不够人性化的工作。
对于这样的生存处境，在纪录片结尾，罗福兴说道：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就一定会有被淘汰的人也好，被伤害的人也好，不被尊重的人也好。农村不会消失，除非教育更好了，个个都上过大学了…”
在《南方周末》关于纪录片的报道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提到过一个数据，最近二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接近3亿的农民在外面打工。郑风田的一个朋友在乡镇的中学教书，初一上学期的课一结束，学生走了一半，后来的时候剩下一半又没了，初三的时候剩下一半又没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5.3%，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16.6%。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6%，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这些青少年，进入城市，却又不属于城市。他们在文化、消费、审美、生活层面，与城市中人有巨大的差异，相互之间，根本无法交流。
但就像罗福兴说的，他们没有选择：
曾几何时，这些青少年顶着一头“病毒结构的头发”，不顾别人的冷眼，走在街上，只是为了给贫乏的人生寻找一个精神出口，给自己的流水线生活，找到一个发泄点，到头来，因为城乡差异和阶层间的鸿沟，他们终究被视为了“异类”“脑残”和“小丑”，直至被驱逐、消灭。在忍受着枯燥、无望生活的同时，这件唯一让他们感到快乐的事，也被外界污名和敌视了。
面对这种不理解，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对杀马特的热爱，藏在心底。
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种被贬低的审美，曾经带给他们多么巨大的安慰。
至于嘲笑和辱骂杀马特的人，在李一凡的纪录片出现之前，根本无心探究它为何存在，也很难去追问杀马特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只能站在自身阶层和文化立场上，就杀马特表象和社会舆论标签，来俯视这群少年。
这种俯视，多半都是嘲笑。
或许这才是最大的悲剧，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不仅仅是没有互相理解的意愿和主动，更大程度上，是他们根本没有彼此理解的桥梁。
在审美差异的表象下，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另一群同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而从对方生活困境中衍生出的行为，一不小心，就被我们视为妨碍。
可想而知，随着现代化浪潮和互联网的群聚效应，这种隔阂感，只会越来越重。
在被经济、文化水平分类后，人们对于另一群人的生活景况，会变得越来越陌生和不可想象。我们与他人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也没有意愿和渠道，去探究一眼别人到底如何生活，为什么会那样生活。
我们都天然地活在了自己狭窄的世界里。
可怕的是，我们却以为那就是全世界。
写在后面：本头条号，长期关注各类文娱类的历史梳理、深度八卦，通过串联数十年里各种文娱事件、文娱人物，为读者构建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文化娱乐历史文本，从中窥探中国文娱发展变迁、社会转型、时代风潮和其中人物的命运沉浮、性格光谱，全都是有料、有趣、有瓜的深度文，诸位记得关注！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荒原上的杀马特》，南方人物周刊
[2]《海边的杀马特》，人物
[3]《寻找逝去的杀马特帝国》，南周
[4]《装在套子里的“杀马特少年”》，南风窗
[5]《“杀马特”青年的网红路》，看天下
[6]《我爱你，杀马特》，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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