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 视觉中国 资料，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美国托马斯谢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美国托马斯谢林
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 视觉中国 资料
华盛顿特区时间2016年12月13日下午5点，《华盛顿邮报》中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的一篇文章告诉我们，影响了一个时代（冷战时代）和世界的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这一天去世了。
托马斯•谢林1921年4月出生于加州奥克兰一个海军军官家庭。194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到了华盛顿特区。他早年曾参与过美国政府预算署（1943至1946年）的工作。自194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开始其研究生学业，1948年完成了所有的课程，随即加入了马歇尔计划（1948至1950年）。在丹麦工作一年，在巴黎工作了一年半，之后回到华盛顿特区在白宫办公室以及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为总统工作了三年时间（1950至1953年，时任美国总统为哈里•S.•杜鲁门）。他在政府中的工作涉及处理大量的磋商或谈判，特别是国际谈判问题。在此期间，1951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原本可以在政府机构持续地呆下去，但是他实在是厌倦了这一工作。
所以，当1953年耶鲁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副教授的岗位后，他就去了这所大学。这里的学术环境确认他成了一名“经济学家”。1958-1959年他任职于兰德公司。期间在1958年他被哈佛大学任用为经济学教授，1969年加入该校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成了政治经济学路修斯•N•利陶尔（Lucius N. Littauer）讲座教授。在此他一直工作到1990年。1990年到2003年，他作为教授任教于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公共政策学院；期间1994年到1999年他还在奥地利拉克森堡的应用体系分析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从事过研究工作。他的荣誉身份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会员（1991年任会长）、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罗伯特•奥曼一起分享），等等。
谢林曾在《选择与结果》（Choice and Consequence）这样一本文集中将自己描述为是一个“出格的经济学家”（errant economist）。在笔者看来，事实上他做的不少研究在取向上与另一个“出格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有相通之处——他们都力图让自己的理论直面社会生活，而不是像不少其他经济学家那样，在前提假设上就已经开始抽离乃至背离现实过远。尽管谢林的《冲突战略学》在事实上探讨的就是交易成本的节约，和交易成本高昂背景下的权利界分及其结果问题，但是与科斯统一地提出引人注目的交易成本和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等概念不同，谢林并没有费力气去呈现这类高度抽象的、与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话性质的概念。其原因也许在于谢林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谢林的研究所涉及的现实领域极为广泛，从军控、戒烟、犯罪、能源、对外援助、环境治理、生育选择、种族隔离与融合等等，几乎对重要的社会政策领域无所不包。不过，就其用于分析的理论工具而言，则主要来源于《冲突战略学》这本书中经过改造的博弈论思路。他的另一部影响较大的著作《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Mirc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主要研究具有一定相互影响力的个体动机，如何影响同时又受缚于系统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基于这样的规律尝试提出一些政策设计的原则。这部著作在分析上将双人博弈扩展到多人博弈，《冲突战略学》中的任责（commitment）思想，特别是“聚点”理论在其中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深化。
关于公共政策问题，谢林的一个有趣的观点是，认为应该突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误解；他主张，事实上，“免费的午餐”几乎处处皆有。作出良好的制度设计来协调人际冲突，便是寻找“免费的午餐”的重要的方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十字路口广为使用的红绿灯制度。站在处置冲突、“利用冲突来避免冲突”进而达成合作、军控的角度来理解《冲突战略学》，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寻求合作的著作；正如我们喜欢称《孙子兵法》是一部慎战、反战的和平主义的著作一样。
谢林特别注意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相互促进和激荡的作用。认为纯理论研究的促动因素几乎都来自于对“应用”问题的关注，而对现实问题的明确也有助于理论观点的阐述。这一指导原则涉及模型的建构思路。尽管几乎所有的理论模型都会因为抽象而简化，但是谢林仍然强调模型的重要性。不过，更重要的是，谢林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强调好的理论模型有两个基础性条件：（1）模型涉及的事项或环节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人际间的冲突与合作，人群的分隔与融合之类；（2）个体行为在相互作用下的系统性后果应该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否则我们完全可以弃置相关模型，而通过简单加总、融合将相互作用的结果或集合行为处理成集体性个体来解决相关问题。
在谢林看来，人为情境简化模型的建构，应服务于如下两个目的中的任意一个：其一为颇具雄心的目的，即提供“基础模型”（basic models），它意味着对事实的基本性、元级别的抽象和逼近，其能够进一步被用来建构对“所欲考察的真实情境”的深度逼真性模拟。“任责—威胁/承诺”的意涵便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基础模型”。其二为相对谦虚的目的，即提供某种“起始框架”（starting set），基于它可以进一步建构出更好的、对于事实的抽象和逼近；这类“起始框架”示例性地说明了被期待的分析的类型，所要预测的某类现象，以及一些值得提出的问题。 “囚徒困境”便可以说是这类“起始框架”之一。
谢林的原创性贡献和基于此建立起来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界影响深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及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但是却甚少有人注意到谢林正是奥尔森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而《集体行动的逻辑》也正是奥尔森的博士论文。除了奥尔森之外，谢林还影响了其他一些在英语世界颇为引人注目的学者，他们至少包括：泰勒•柯文（Tyler Cowen）、马克•克莱曼（Mark Kleiman）以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人。
谢林的影响还不限于学术界。由于长期担任美国政府顾问，谢林对美国政府特别是国防政策乃至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都有所影响。这涉及他有关核威胁和核禁忌的一些战略思索。事实上自二战时期开始，美国的学术研究对其国防政策就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二战时，美国在对日宣战之前和之后，曾经有大量优秀的学者对日本开展研究。不仅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积极地投身其中；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更是因应当时美国政府之邀而作的——该著作显然为美国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帮助和科学依据。
二战后，美国国防和军事政策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不仅像兰德公司这样有军方背景而又相对独立的智库得以迅速成立，而且1950年代末期针对核武器政策和欧洲联盟政策的战略研究在许多大学和智库中也都开展起来了。到了1960年代之后，学术思想和观点更是对美国的国防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谢林在1960年代的著作除了这本《冲突战略学》之外，还有与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合作的《战略与军控》（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1961）以及《武器与影响》（Arms and Influence）（1966）。
从1961年肯尼迪执政开始，不少学术界人士被任命担当国防部长、部长助理、国家安全顾问（比如著名的基辛格博士便曾任此职）等高级职位。学术研究对国防政策产生影响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是在美国开办的四所主要的“军事院校”中，保持着一半到三分之二的非军方人士作为教师，并邀请政府官员和学界人士前去讲课。此外，军官们还有到哈佛、麻省理工等地学习和进修的渠道。谢林在哈佛大学的30年时间里，至少带出了30位年轻军官博士，涉及的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政府和政治，以及经济学等。
谢林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了文化娱乐业中。众所周知，著名电影导演库布里克在1964年根据彼得•乔治的小说《红色警戒》（Red Alert）拍摄了他的首部代表作，被称之为未来三部曲之一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获得了众口称赞，成为影史经典。而库布里克最初是从谢林有关《红色警戒》的书评中注意到原著小说的。在彼得•乔治得到库布里克一大笔钱资助之后，从英国来到美国做编剧工作。他与库布里克在谢林的办公室同谢林本人及莫顿•霍尔珀林畅谈了一个下午，然后又在谢林家中同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畅谈了一个晚上。遂有后来库布里克决定将电影拍成一部荒诞喜剧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