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红军长征途中翻越雪山。（人民视觉供图）
制图：程璨
大约1935年的大渡河泸定桥。人民视觉供图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摘自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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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没人知道要去哪里、能走多远。包括毛泽东、博古、李德、周恩来等共产党的多位领导人都不知道，此行将去往何方。1934年10月，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一次远征。
多年后，当邓小平的女儿问起长征时他都干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只回答了3个字：“跟着走。”
有人说，“长征，实际是由一群孩子来完成的”。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如果以长征开始时计算开国将帅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
主力红军的长征队伍里，约54%的战士在24岁以下，甚至还有9-12岁的少年。他们常常这样回答参军的原因：“我们没吃没穿。”
这一走就是两万余里，经过11个省（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15个省份），渡过20多条大江大河。
采访过不少红军将士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描述此次旅途：“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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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瞒住了蒋介石，也瞒住了自己人”
但在1934年秋天，共产党正处于危机之中。在中国赣南的角落，革命根据地正越缩越小。1933年，为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自任“剿匪”总司令。国民党部署建造了大量碉堡，包围中央苏区，切断贸易。这个由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新战术，让蒋介石得意，“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
1934年10月10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称“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个秘密转移计划早在酝酿。那段时间，在红军司令部所在地，人们见面总说“转移的时间要到了”，有时还互相问：“你走吗？”
红军出发的队伍庞大而杂乱，“就像大搬家一样”。以中央机关的辎重队伍为例，约几千名挑夫挑着苏区的印刷机、造子弹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装满文件的箱子，还有大量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电话线等。后来的战役证明，这些沉重的物品使得队伍行动缓慢，一些装备、文件、衣服不得不沿途丢弃。
当时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的毛泽东，在中央机关纵队出发几天后才与其他队伍出发。
焦虑的情绪很快在队伍里蔓延。开国上将杨成武当时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他在长征出发两天后就遇到战士的询问：“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他只能回答：“目前朝西北方向行进，将冲破敌人的封锁。”
同样跟着走的还有出发时48岁的董必武，他在红军队伍里岁数较大。“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久等都是军事上的秘密”，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一连问了自己几个假设，发现假使出发前就知道此后的种种，“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
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将这次撤退与转移定义为“仓促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留守在根据地江西于都城里的人也意识到情况非常，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军人集结又离开。
实际上，除了中央红军中最高级的指挥员，约8万名战士并不知晓今后将要执行什么任务。在长征结束近50年后，74岁的曾宪辉还能回忆当时出发时的行装：5磅大米的干粮袋、100发子弹、两颗手榴弹、1支步枪和1套棉衣，负重共65磅。而当时他和大部分的年轻战士一样，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对长征一无所知”。
但中央苏区里发生的事却让这个秘密行动似乎有迹可循，一些准备工作已在悄悄进行。
1934年春天，两年前藏于瑞金附近山洞里的大批财物被搬出，这其中包括100多万枚银元。大规模的征兵与征粮运动也在那年的春夏之交进行，1934年5月，当时24岁的曾宪辉忙于扩大红军规模的工作，在登记了1000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与此同时，根据地的车间也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新的手榴弹。
那年夏天先行转移的两支队伍也在日后被认为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一支是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的红七军团，一支是由江西碧溪、新江地区向西出发的红六军团，周恩来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及这两支队伍的任务：一支是探路、一支是调敌。
保密的结果是有效的。史料记载，中央红军走了一个星期后，国民党5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于10月21日向西路总司令部参谋长转发蒋介石的电报：“综合各电，判断匪之企图西窜行将实现。”
高度保密措施的影响是双向的。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孙伟分析，红军的秘密“既瞒住了蒋介石，也瞒住了自己人”。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总结说，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这影响了红军指战员的热忱与积极性。
“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什么呢”
红军行军的感受十分复杂。失败的阴影一度笼罩着这支队伍：湘江一役极为残酷，10月开始长征，到12月1日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从最初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渡江后逐渐晴朗的天气也没能散去中央纵队红军的悲伤。他们曾站在湘江西岸，面对满江漂浮的战友遗体，失声痛哭。
而在没有敌情顾虑的夜晚，战士们“不知东方之既白”，据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富春回忆，他们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他笑称在总政治部的队列中，组成了“合股牛皮公司”，“上下古今地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
路漫漫，队伍逐渐适应了在小路夜行，把日间的生活改到晚上，还习惯了边走边睡。用李富春的话来说，“坐在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
士兵们把背上的包袱换成白色，好让身后的同伴看清。在能够点火把夜行的晚上，他们感受壮丽，看到达山顶的部队“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十弯十曲的蜿蜒舞蹈”。
与行军的艰难相比，精神上的愉快显得那样珍贵而短暂。“爬雪山，过草地”，苦不堪言。过草地时29岁的邓发在长征结束后曾撰文回忆，在草地的7天，他度过了最快乐的一晚，大家谈故事、唱歌、吹口琴，当时红军大学的政治教员、文学家成仿吾还受邀讲起他留学日本后又留学德国的经过，分享学习创作文学、小说、诗歌等的历程。
据他回忆，红军过草地时已出发快10个月，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气候奇寒，有人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
在充斥着“多远”和“去哪”疑问的行军途中，曾经抗婚出逃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蔡畅用法文唱起的《马赛曲》，常让当时20多岁的康克清“受到鼓舞”，这位渔家女后来告诉美国记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萧克的红六军团，一度被误认为是间谍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也跟着走了18个月，度过了两次新年。他记得一次露营，自己要求睡在门口，以便在夕阳下找找虱子。“我开始计算那些吸血者的数字，粗略算了一下竟有500之多”。
1935年圣诞节，这个用毛巾包住头、一副俄国农民打扮的异乡人随队伍爬上高山，望着远处酷似瑞士木屋的农舍出神：“这不就是给我的贺年卡吗？”
当他收到妻子和母亲寄来的信和照片，一批批同志们“来看照片,并好奇地摸摸”。勃沙特后来回忆：“他们看照片时，人类的天性使我们和谐起来。”
他曾听过不少红军战士谈起湖南的桑植县，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突围的出发地，一位战士还在一次爬坡后唱起“那是我的家”。
“自然的暴力”有时比绵密的弹雨还要可怕。离家的年轻战士起初还会笑同伴跌跤，到后来谁也不敢笑谁，“自己正笑时也跌倒了”。长征中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徐梦秋回忆，藏区草地的山坡“真叫人不敢领教”，尽是“水草没胫的沼地”，在极难走的山坡上，“现在谁也没有笑的心情，特别是笑的力量。一方面是自顾不暇，另一方面自己也同样是（被）笑的对象，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跌跤”。
有一次，从一二十里之外挑回五六十斤麦子的朱德问这些红军战士：“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在寒冷的雨夜，罗荣桓、贾拓夫等知识分子为生火“费尽心力”，“拓夫同志的京调也哼不出来了……火柴是早已不见了，在毛儿盖又没有找到火石，此时只有向别个棚子告艰难”。
这些在历史中被定格为“叫花子”形象的官兵，总能想到办法相互鼓励。他们在山脚写的标语里提出爬山竞赛。勃沙特回忆，其中另外一些标语的内容不能当真，“如‘到山顶了’仅意味着尚在半山腰，如‘不远了’则意味着尚差十英里之遥，如‘到了’意味着至少还差五英里”。
红军总共翻越了20座山，有5条山脉终年积雪，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
“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有个饭碗，而是为了胜利”
后来人们回溯这次远征，总要提及意志的胜利。在绵延万里的一追一逃中，红军最终在漫长角逐中胜出。索尔兹伯里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他曾听到杨成武将军分享过一段对话——两位老人谈论红军作战，一位问：“他们的子弹都不多，怎么总是打胜仗？”另一位回答：“他们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
“团结”成为一支队伍制胜的关键，而对这一点，共产党的军队显然更理解其背后的力量。
在长征出发后的几个月里，有关作战方针的争论始终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发生。生死关头总有关于前路的激辩：到底去不去湘西？打正规战还是运动战？进攻还是保存实力？
很快，更符合当时实际的策略得到了大部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充满交锋的遵义会议，让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
1936年2月5日，在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处，在遵义会议上连连叹气的博古交出了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此后，一支逐渐成熟的队伍最终以4次渡过赤水河的战略战术，成功突围。这意味着，不仅红军的军事路线正逐步统一，被共产国际“包办”了21年的这支队伍，也终于开始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决定自己的领导人与路线。
起初更有胜算的国民党军队却在围追堵截的一路，屡屡碰壁。那些相互捆绑的“剿匪”伙伴，各有各的顾虑，总在触及自身利益时却步不前。
桂系军阀白崇禧的想法就代表了当时一些地方军阀的困境：不能输，也不能赢。在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部高参刘斐的回忆里，大约1934年10月底，蒋介石再三来电，要广西与湖南竭力堵截，将共军歼灭于湖南、桂北地区，而白崇禧左右为难：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
类似“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散见于当时一些地方军阀军长的回忆录里。在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后，蒋介石电令薛岳率部追击。而当时跟随薛岳追击红军的第四军吴奇伟部参谋魏鉴贤回忆说，大家自嘲“一路送行到贵阳”，当时红军在沿途还写下标语：有劳远送。
早年追随孙中山、之后成为抗日名将的薛岳，后来用手画着圈向侄子薛维忠解释孙中山与蒋介石“打天下”的不同，“孙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圈越画越大，而蒋先生打天下……圈越画越小”。
在长征队伍里的基督教会医生傅连暲观察，“红军不只爱朋友和家庭，而且爱祖国和人民大众”。他后来成为一位将军——长征之后，共产党实现了更广意义上的团结与统一。
长征结束后，斯诺在宁夏碰到了强渡过四川大渡河的几位战士，他对他们的年轻感到惊讶。斯诺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写下：“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有个饭碗，而是为了胜利。”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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