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面书城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我们儿时历史课本上，都在讲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商、周的历史己经是确凿无疑的了，但夏朝到底存不存在呢？却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明确定论。读了下面几本书，你可能会有自己的答案。
一，文献学方面的争议。
夏朝的历史，我们最初是从历史文献得知的，《史记》、《左传》、《竹书纪年》等书上，都有明确记载，我们看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图一），在论述夏朝等上古社会时，主要是引证大量历史文献的记载。
但历史文献记载也未必都那么真实可信。有些专家学者开始发现文献记载的漏洞，提出质疑。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康有为，之后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古史辩》（图二）等著作对一些历史记载提出质疑，包括夏朝是否存在。
当然，肯定的声音也不少，象范文澜、剪伯赞（图三）等大家，认为考古学上提出的“龙山文化”时期，就是夏朝，当然，这个说法很快被否定了。
二，考古学上的争议。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经，学者们开始采用“二重证据法”，也就是用“地上证据”（文献）和“地下证据”（出土文物）相互印证，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印证了商朝的真实存在。但夏朝仍是疑问。
在考古学意义上，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
国家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最后提出夏朝出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
但这些结论一直存在学术方面的争议和讨论。
首先是西方一些学者不承认夏朝的真实存在。主要理由是证明国家存在要有三条基本证据：城市、金属工具和文字。目前为止，我们仍没有发现夏朝文字，而且商代的甲骨文也没有关于“夏”的记录。
西方学者的观点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驳斥。文字固然是主要证据，但也不能仅仅因为没有文字就否定一个古代国家的存在，世界上还有些公认的文明古国，也没有文字嘛。
当然，单是反驳不行，还要从正面立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写了《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图四）一书，结合考古学成果，从多个角度来论证夏朝存在。
孙教授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点：一，任何历史文献都没有否定夏朝存在，我们怀疑夏朝存在，是没有道理的，按“疑罪从无”的原则，仅凭怀疑是不成立的。二，从考古学文化序列而言，大量陶器可以作为依据，证明夏朝存在。三，何尊上出现“中国”等字眼，说明那个时期己经有了“中国”的文化认同。
乍一听，似乎也很有道理。
但这一说法，很快有了反对的声音，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在《沙发考古随笔》（图五）一书，撰文对孙教授的观点一一进行批驳。
陈淳教授学贯中西，更注重中西考古学互融互通，强调考古学理论构建。他认为我们的考古学理论构建还很不完善。
关于夏朝存不存在的问题，也跟考古理论关系很大。
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夏朝是否存在的探讨，正应了这句话。就是：我们拿现在的观念，套在4000年前的历史场景上，拿千年后的朝代模型去想像“夏朝”所处的历史时期，首先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陈淳教授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应该从这门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去观察分析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拿我们当下的观念去理解那段“历史”。
夏朝存不存在，核心问题在于考察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国家”，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把当时的真实历史场景搞明白了，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三，“文明探源”的转向。
从考古学的角度着，一个关于“夏朝存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首要的、核心的问题。关键在于弄清楚中华大地上，何时进入真正的“文明形态”。因为国家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所以，要探讨早期国家的形成。当然关于国家形成，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
于是，由“夏商周断代工程”，转向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形成了系列成果。
如苏秉琦先生《中华文明起源新探》（图六）等，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形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一直存有争议的“夏朝”，处于“古国”阶段，当时中华大地上是“满天星斗”，多个文明形态同时存在，如“满天星斗”，跟我们理解的“大一统”的“夏朝”，是有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