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80年代初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金时期之一。其间，上影厂摄制了很多类型各异的优秀电影，不仅有《庐山恋》、《喜盈门》之类紧扣时代主题又兼具故事性、趣味性的大众经典，还有以吴贻弓、杨延晋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艺术风格上的突破之作（例如《小街》、《城南旧事》等散文诗式电影）。
这一时期的上影厂经典中，有很多是老一辈导演创造的，他们有着丰富的电影拍摄经验、懂得把握观众心理。谢晋导演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自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尽管“谢晋模式”也曾遭到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的批判，但谢晋电影依然凭借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大众的欢迎。白沉导演也是在故事本身的通俗性与电影的艺术性之间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他所执导的《大桥下面》同样也深受群众和评论界的喜爱。
这里要说的这部被忽视的上影厂冷门佳片《多彩的晨光》也是由当时上影厂的一位老导演执导，他是曾担任《阿诗玛》副导演的江雨声。巧合的是，电影也是由《大桥下面》的两位主角龚雪、张铁林也担任主演。
01
在前文中多次提到，80年代中国电影美学主流是“纪实美学”，而这种美学追求通常要依托于电影文本本身的现实意义。电影《多彩的晨光》中有着明晰的时代背景，它发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发生在东南沿海的一个渔村。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出身渔村、向往城市的青年林礼双（张铁林饰），他与城市女青年何雁玲（龚雪饰）的爱情之路屡遭来自其有权有势的父亲阻挠，他的事业前途也因此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性。
电影的故事情节曾被拿来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吴天明导演的那部《人生》类比。事实上，反映当时城乡二元体系下人物生活与命运的影片非常多，它们确有共性（例如都有个在城乡夹缝中挣扎的主角），但任何故事都有其独特性，是创作者个人思想的投射。
《多彩的晨光》有着丰富的主题，它以一个渔家青年的爱情与事业遭际折射出当时的城乡文化差异、婚姻“门第观”、无常的人生际遇等。
林礼双出身贫穷，何雁玲父亲看不起他，就百般刁难、阻碍他们的爱情。在何雁玲这个理想主义知识女性的坚持下，似乎他们的爱情有了好转，但林礼双不可避免地变得愈发油滑世故，他们彼此的世界观也相差得越来越远。
水痕老师（王诗槐饰）则是与林礼双看着相似命运又截然不同的角色。他也是一个知识青年，向往着先进的物质文明。却因性格刚正不阿得罪了何雁玲的父亲从而人生便永远在这个小岛上打转。他有过愤怒与不平，最终却只得安然接受，他将精神寄托于文学书物、寄托于当地纯朴善良的人们。
在这个故事中，林礼双和水痕老师这两个角色仿佛是一体两面。而无论选择收敛起棱角融入世俗社会还是保有傲骨屹立与自己的天地，他们都需要面对着不同情况的困境，他们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
导演结尾的开放式处理也是影片最发人深思之处。不同于电影《人生》中，高加林最终还是历经辗转、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黄土地”，本片中的林礼双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生长的那个渔村“小银岛”，而他与何雁玲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呢？电影戛然而止。在当时，这种“开放式结局”是非常大胆的处理方式。很多观众还习惯于面面俱到、交待完整的传统式结局或者是人物幸福美满的大团圆式结局。
事实上，生活本身是远比电影复杂，永远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永远有无法预计的明天。结尾的哲学意味便体现在这一点，即是人生的不确定性和命运的无常性。理想主义的女主角何雁玲是否在单调生活的磨砺中恪守自己的信念与准则？她是否会被严苛现实磨平棱角？历尽坎坷的水痕老师命运会有好转吗？相隔两地的相处是否会让男女主角的爱情之路蒙上更多的阴影。这些都是观众想知道的，但在这里，导演的“不交待”反而是给了观众更多的理解空间。
02
在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同时，80年代电影普遍重视电影中的民族风格，即是李少白在《电影民族化琐议》中指出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电影《多彩的晨光》便体现出了这一点，电影讲述的是福建南部沿海的故事，也从很多方面（如自然环境、特色建筑服饰、习俗、曲艺等）体现了这一特色。
本片故事发生地是虚构的“蒲泉市”，这个虚构的地名本身就是带有鲜明的隐喻性的。电影拍摄于福建泉州惠安县，这个地点属于闽南地区（大抵范围是今福建省泉厦漳三地）。
在稍早几年厦门取景的上影厂影片《检察官》中，闽南更多是一种隐形元素，电影本身还是注重故事与场面的，对闽南的风土人情没有深入体现。而此后福建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导的上下集电影《欢乐英雄》、《阴阳界》中闽南元素则有大量体现，这不仅因为电影改编自闽南（泉州）作家司马文森的小说《风雨桐江》，导演也十分注重对自然风光（气候、地貌）、建筑民俗等人文特色的刻画。
电影《多彩的晨光》属于反映当代闽南地区生活风貌的影片，同《欢乐英雄》中的民国时期的闽南相比有了新时代特征。
电影对当地民俗的呈现非常细致，除了海岛上的特色石头房子，“烧肉粽”、“海瓜子”的饮食习惯。当地老一辈渔民“生男孩，好出海”的想法也是闽南传统文化心理的体现。
电影中有很多颇为用心的细节。例如，渔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一同观赏地方戏《李亚仙》等；水痕老师给学生吹奏洞箫，箫声清幽哀婉。这些细节同新浪潮时期台湾电影（旗帜性人物侯为孝贤导演）的那些影片中经常出现的南音、北管、高甲戏、布偶戏、歌仔戏等闽南特色文化互相照应，均是华语电影中闽南文化元素的影像化体现。
电影的民族心理描绘又巧妙地通过丁郎妹（李克纯饰）这一“惠安女”形象呈现。电影中丁郎妹从小双亲故去、男主角林礼双父亲养活了她并包办了她的婚事定下“娃娃亲”，而电影里也通过台词交待林礼双的母亲也是“等郎妹”。在同期亦有很多电影涉及到这类角色，例如第四代导演代表黄健中执导的《良家妇女》、谢飞导演的《湘女萧萧》都出现“童养媳”角色。
本片比之黄健中、谢飞的作品而言没有凸显出强烈批判性，而是通过丁郎妹这个形象去反映传统渔家女性的性格特点。李克纯饰演的丁郎妹，有着传统女性性格特点，她任劳任怨、勤劳善良，她挑担子、做临时工、知网，担起家里重任。她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身为林礼双的“姐姐”，却对林礼双有种超乎寻常的迷恋。她这种将命运寄托在男性身上并且展现出的强烈依附性事实上就是很多传统女性的写照。她眼神时常迷惘而哀伤，精神苦闷却陷入思想困境无法自拔，面对女主角何雁玲对其爱情的质问，她甚至无法回答。
电影并没有概念性地批判“包办婚姻”，而是去极力体现在那种生产方式、生活环境下人们具有的普遍思维习惯，电影试图探索一种习俗产生背后的社会因素，这无疑使得影片更具深意。
我们欣喜地看到，故事的后面，丁郎妹把绣好的祝福给了何雁玲，这仿佛意味着她开始思考过去的生活方式、思考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虚无缥缈的精神寄托。她开始独立思考、精神上不再过分依赖男主角。人物的这一层成长是颇具深意的，介于这个角色并非电影主角，并没有得到更深一层的展示。
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电影中，第五代导演用更鲜明的影像风格来彰显本土文化特色，他们镜头下的主角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在为个人命运奋斗时展现出的则是更为明晰的独立人格和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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