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作品最早产生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公元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公元前770年）以后。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历史并非如此！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的价值。既然《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周颂》为歌颂周王室的宗庙祭祀之诗歌，是理所当然最重要的诗歌作品，那么做为被周王室所灭掉的前朝商朝颂歌《商颂》的存在，就显得很不合情合理！甚至对周王朝的统治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从任何一个角度，不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来说，《诗经》中独立篇章《商颂》以歌颂前朝商王朝商文化作品的存在，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不论《商颂》作品出现在周王朝的任何时期，都是对周王朝最大的威胁，是对周王室统治者的不敬。那么，为何在产生于周王朝时期的《诗经》作品中，会保留有《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这几首歌明目张胆颂商王朝的作品呢？这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诗经》研究，必须要搞清楚的中国历史问题与中国文化问题。
按理说，《颂》作为宗庙祭祀之诗歌，商王朝已经灭亡，《商颂》诗经作品已经没有存在的可能，也没有继续产生用于进行对商王朝宗庙祭祀的场合。虽然“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以微子开代殷後，国於宋”，以此彰显周武王对古之先圣的崇敬与尊重，但后世周天子尚不至于让歌颂商王朝统治者的诗歌，能够堂而皇之地产生。那么，《商颂》产生在周室东迁（公元前770年）以后的认知，就是原则性错误的历史认知，是必须要纠正的。
既然《商颂》这几首堂而皇之歌颂商王朝的《诗经》作品能够名正言顺地存在于《诗经》中，那就只有一种历史可能与历史合理性：《诗经•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等作品，诞生于商王朝灭亡之前，产生于武王灭商历史事件之前。
《诗经•商颂》作为商王朝的宗庙祭祀之诗歌，在其诗歌中表达了对商王朝先祖的无限赞美之词。《那》：“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烈祖》：“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等等。
从《诗经•商颂》诗篇中的诗词，我们看到的不是商氏族后世对前世的追思，而是商王朝贵族文人一种实情实景的描绘，展现了商王朝统治者“四海来假，来假祁祁”的豪迈心情，“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踌躇满志，“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统一盛世。因为《诗经•商颂》已经广泛流传于世，成为商文化高度发达的代表，为人所普遍认同，即使武王灭殷后，也无法从根本上抹杀否定《诗经•商颂》所表达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现实。使得《诗经•商颂》能够得以保留在周王朝时期产生的《诗三百》的作品中，成为《诗经》中的代表作品。
如果《诗经•商颂》产生于周王朝时期，不仅周王室贵族文人不会去大肆歌颂被灭掉的殷商王朝的丰功伟绩，即使普通的民众也不会去颂扬一个被消灭的王朝以致招来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相信被周王朝所封的宋国贵族文人，也不会不识时务地去追念祖先曾经创造的辉煌业绩。因此，《诗经•商颂》中的所有作品，只可能产生于商王朝时期而不会是之后的周王朝时期，《诗经》作品产生的年代将大大提前。
《诗经•商颂》之所以能够通过《诗三百》而保存至今流传于世，另一重要原因是殷商王朝统治时期实行的“南商北殷”两都制。虽然“武王伐纣”消灭了商纣王、毁灭了北方的殷都，但是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南方商都四方湖古城被西周王朝完整地保留下来，建设为西周王朝统治管理东南地区的东都“成周”。周武王、周公、周成王对商文化发达的商都“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安抚国策，使得以《诗经》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商文化的基础上稳定地传承与发展，最终在西周东都成周所在的南方地区，诞生了以《周南》为开篇的伟大作品《诗经》。作为商王朝宫廷礼乐代表的《诗经•商颂》作品，成为《诗经》的有机组成部分，保留在《诗经》作品中，也是中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必然。
综上所述，笔者虽然不能确认《诗经•商颂》是《诗三百》中年代最早的作品，但《诗经•商颂》产生于商王朝时期却是无可置疑的；《诗经•商颂》的产生年代要普遍高于《诗经》中其他作品的产生时期，《诗经•商颂》篇为整体性的商王朝时期作品；《诗经•商颂》歌颂了以四方湖古城为中心的商王朝商都的富足与文化繁荣，体现了大禹治水之后，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在四方湖古城城邑的历史变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四方湖古城的稳定发展与传承。（作者：赵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