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历史是人写出来的，所以，肯定会掺杂作者的主观情绪。因为，后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往往会对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史学界从不乏辩论和争议。
可以说，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人物里，曹操无疑是最具争议的角色之一。
有人说他是祸乱天下的奸臣，有人说他是匡扶朝政的豪杰，亦有人说他是企图篡汉的枭雄。一句“宁我负天下人，毋天下人负我”，让曹孟德成为了史上最“招黑”的政治家。而《观沧海》等慷慨名作，也赋予了他受万世景仰的资本。
就笔者本人而言，曹操之所以声名不佳，多半要“归功”于“拥蜀反魏”的《三国演义》。
该书的作者罗贯中先生以这种颇具主观色彩的架构，直接将曹操批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罪魁祸首。于是，随着《三国演义》的盛行，在未来数百年里诞生的戏曲、文学作品均沿用了这种框架，将曹操彻底打造成世人不齿的坏人。但实际上，曹操的形象在《三国演义》面世之前还算不错。
在陈寿所撰的《三国志》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基调，那就是：魏国才是汉之正统。
从一个细节上，我们就能看出，陈寿先生对曹魏颇多褒扬。在《三国志》里，总共收录了十五卷的《蜀书》，二十卷的《吴书》，而《魏书》的部分足有《蜀书》的一倍，有三十卷。如果，不是倾向于曹魏，他是断然不会将该势力如此大书特书的。
此外，从对书中诸侯的称谓上，我们也能看出陈寿先生对曹操的尊敬。陈寿称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而只是管刘备、孙权两人称作“先主”和“吴主”，这足以看出，在陈寿心中曹操的地位远高于后者。此外，还有他拥有称帝的合法性，以及所建立的曹魏属于汉之正统。
唐朝时期，李世民在远征高丽的过程中，有感于自己建立大唐盛世的经历，亲手为曹操写了一篇祭文：
“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
虽然，李世民此举，有借曹操替自己歌功颂德之嫌，但能被英明神武的唐太宗给予这般待遇，足以说明曹操拥有流芳百世的资本。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国家纷乱的南北朝时期，时人对曹操的评价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当时，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就引用了大量让曹操声名扫地的负面内容。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但凡盛世，国家由强盛的统治者治理时，曹操的评价便偏向于正面。一旦国家运势衰微，面临内忧外患（像汉末一样）时，就会将曹操批判为图谋不轨的奸佞之徒。
例如：在北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这部巨著时，北宋正值强势期。所以，在该书中，曹操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整部《资治通鉴》，在讲起三国史时，都沿用了曹魏纪年。显然，司马光认为曹魏才是三国之中的主流，亦是继承了汉魂的正统。
然而，到了南宋时期，宋人对曹操的印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折。当时的南宋偏安一隅，这种际遇让宋人对蜀汉有了极高的代入感，以至于“尊蜀贬魏”的思想扶摇直上。在南宋名著《资治通鉴纲目》中，描写三国部分的内容开始采用蜀汉纪年。
到了元朝，汉人饱受蒙古统治者压制，所以，“反曹”情绪自然高涨。之后，这种情绪持续到罗贯中所处的明朝，已经成了思维定式，几乎没人肯为曹操“翻案”。此外，随着《三国演义》的普及，使曹操形象更加脸谱化。这种思维自南宋而始，一直持续到今天。
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能看到不少贬低曹操的论调。
其实，最让曹操的形象“深入人心”的，还是盛行于乾隆之后的京剧。在京剧脸谱中，曹操的脸谱形象家喻户晓——白脸。毕竟，京剧是一种表演形式，所以，难免会将人物塑造的过分极端。例如：在京剧中，我们所看到的刘备形象是非常极端的治世明君，而曹操就是不折不扣的恶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满清统治者需要诸葛亮、关羽这样的忠义之臣，不需要曹操这种妨碍中央集权的政治家。但实际上，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我们，不应该被这些时代的偏见左右。没有绝对的善恶，而曹操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若仅以“奸邪”或“忠义”将其盖棺论定，并不明智。
其实，时人对曹操的各种评价都是各自的观点，或者说是当时社会的形势所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评论。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对任何人的评价，都不能一概而论。毕竟，世间根本没有完美之人，更何况身处乱世的曹操了。
此外，不管曹操是哪种形象，都不影响他英雄的一面。毕竟，在战乱的三国时代，曹操的确堪称一代枭雄。
参考资料：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三国志·魏书十七》、《三国志·魏书十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