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史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和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之反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居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孙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此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盛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此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罪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困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太史公说：“先父曾经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又有五百年了，到了继续圣明世代，考定《易传》，续写《春秋》，以《诗》、《书》、《礼》、《乐》作为衡量事物的根本的时候了。‘这番话意思就在这里吧！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敢谦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为什么孔子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说：‘周朝的制度衰落废弃，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推行王道，诸侯们妨碍他，大夫们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能被采用，自己所推行的王道不能被施行，于是把在此之前二百四十二年中发生的大事记述出来，加以评论褒贬，以此作为天下行事的标准。他贬责天子，针砭诸侯，声讨大夫，这些都是用来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只是把是非挂在口头上，不如表现在具体的事件中更为深刻明显。‘《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世的伦理纲常，解释疑惑难明的事理，辨明是非，判断犹豫难定的事情，颂扬善良，唾弃邪恶，推崇贤良，鄙视不肖，延续即将灭亡的国家，接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补弊端，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重大事情啊！《易》阐明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运行规律，所以长于变化；《礼》规范了人间的伦理纲常，所以长于实行；《书》记载了过去帝王的事迹，所以长于政治；《诗》记述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千姿百态，所以长于韵致；《乐》产生于人们的和乐之情，所以长于陶冶性情；《春秋》明辨了是非曲直，所以长于治理人民。因此，《礼》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乐》用来抒发人的和乐之情，《书》用来道明如何治理政事，《诗》用来表达人的心意，《易》用来说明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切和需要的了。《春秋》全文几万字，其中有明确指导意义的只有几千字，万事万物的分合变化之理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的事件三十六起，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失国的数不胜数。考察导致这样结果的缘故，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仪这个根基。所以《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了，而是在很长时间内逐渐发展而成的。’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谗佞小人却不能看见，背后有乱臣贼子却不能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能知道日常事务要怎样办理才算恰当，遇到事情就不能随机应变，因事而动，作为君主、父亲，却不通晓《春秋》要义的，必然要蒙受首恶的名声。作为臣下、儿子而不通晓《春秋》要义的，一定会因篡上弑父而被诛杀，落个死罪的名声。他们实际上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懂得《春秋》的要义，受到凭空加给的罪名也不敢推卸。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到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受到臣下的触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失去人伦之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错了。把天下的大过错加给他们，只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基，礼在过错之前就加以防范，法是在过错发生后加以惩处；法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防范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候，在上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下不能被任用，所以才作《春秋》，为的是流传下文辞让后世能够判断行为是否合乎礼义，并且希望《春秋》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某一帝王的法典。现在您在上遇到了圣明的天子，在下能够保守您太史令的世职，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各项事情都有条不紊地安放在了适当的位置上，您所论述的，是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嗯，嗯，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氏极为淳朴厚道，他作了《易》的八卦；尧、舜德泽四海，《尚书》对这予以记载，礼乐也由此而兴起；商汤、周武王的功业盛大显赫，诗人们予以歌颂。《春秋》褒扬善良，贬斥邪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赞美周王室所施行的礼仪教化，它不单单是讽刺而已。‘从汉代兴国以来，到当今圣明的天子，已经得到了上天祥瑞，举行了祭天地的大典，改革了历法，变更了衣服和器物的颜色；天子秉承天命，降下了无穷无尽的恩泽。与我们有着不同风俗的海外国家，都是经过了几重翻译，叩开我们的关塞之门请求进献贡品，朝见我们的天子，这样的国家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明德，仍然不能将心中的仰慕感激之情都表达出来。况且，士人贤能而得不到重用，是主宰国家的人的耻辱；主上圣明而他的盛德不能宣扬于天下，是有关官员的过错。再说我曾经担任太史令，把圣明天子的盛大德行丢在一边而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贤大夫们的功业而不加以记述，这是废弃了先父对我的教诲，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只是将他们的世系传记进行归纳整理，并不是去创作，而先生把它与《春秋》相提并论就不对了。”
于是我就编写这些文章。过了七年，我就因替李陵辩解而遭受灾祸，被囚禁在监牢之中。于是喟然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残废，再没有什么用了！”平静下来仔细思量一下，又说：“《诗》、《书》中的含蓄隐约的文义，都是处于作者要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必须深思的地方，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的时候，推演出来《周易》；孔子在陈、蔡遭受困厄，却写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于是赋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这才著出了《国语》；孙膑被挖去膝盖骨，但却论述了兵法；吕不韦因罪谪居蜀地，他的《吕览》却得以传世；韩非在秦国被捕入狱，却写下了《说难》、《孤愤》两篇；《诗经》三百篇，大都是贤人为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气而写出来的，这些人都是由于心意有所郁结，有志难展，空怀抱负，所以才记述过去的事情，想以此作为后世的借鉴。”于是，我终究还是记述了尧唐以来的事情，从黄帝开始，至武帝获白麟那年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