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一词甚嚣尘上，屡屡见诸媒体。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含义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简单来说即新崛起的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有人将其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这个所谓的“铁律”与古今两位人物有关：修昔底德与格雷厄姆·蒂利特·艾利森。
一、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雅典将军。身为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撰写了脍炙人口的史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雅典将军，他曾亲自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此战将雅典帝国打得一蹶不振，昔日的城邦文明陷入深渊，古希腊就此与“黄金时代”分道扬镳。
伯罗奔尼撒战争形势图
交战双方是两大国际集团，一是海上强权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一为陆地雄邦斯巴达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战争席卷了整个古希腊，在当时人眼里是一场“世界大战”。那么，规模如此庞大的战争为何会爆发？
作为战争的参与者，雅典将军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是这么记述的：
“在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斯巴达人虽然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制止它；在大部分的时间内，他们仍然保持冷静的态度，因为在传统上，他们如果不是被迫而作战的时候，他们总是迟迟而作战的；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的战争，他们不能采取军事行动。
所以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
最后，修昔底德总结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无可避免，肇因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
由于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冷静而深刻的洞悉，修昔底德被称为西方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该学派认为个体的政治行为与其所引起的国际政治关系均建构于恐惧感情与自我利益之上，并受二者调整。
格雷厄姆·蒂利特·艾利森，正是从修昔底德的战争总结中提取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
二、格雷厄姆·蒂利特·艾利森
格雷厄姆·蒂利特·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1940年3月23日——）美国哈佛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首任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家，曾担任美国总统里根国防特别顾问，之后于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内担任国防计划助理部长。2010年，这位大学教授兼美国政府幕僚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彼时，美国正重返亚太，高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陷阱”矛头指向不言自明。
格雷厄姆认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并着重强调20世纪德国崛起进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按照格雷厄姆的观点，中美两国很大程度上会有一战，就像历史上所有新崛起的大国会挑战守成大国并最终爆发战争一样。
其实，“修昔底德陷阱”不过是格雷厄姆强加给修昔底德的“话术陷阱”。仔细想想，修昔底德原意指的是斯巴达恐惧实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雅典帝国，进而发动战争。当今的中国不是帝国，不存在向外扩张的动机。中国的历史文化基因中，也向来没有国强必霸的那一套，至多希望周边臣服，安心做个“天朝上国”。
中国也许会在强大后挑战美国在全球部分地区（如亚太）的秩序，不过那也是为了维护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利益，非为谋求地区霸权。中国追求的是和平崛起，美国人如果依旧恐慌，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的目的，不过是为美国阻挡中国崛起提供理论背书。按照“陷阱”理论逻辑，既然中美两国未来必有一战，美国何不先发制人进行战略狙击。如此一来，美国阻止中国崛起顺理成章，也会赢得美国民众的衷心支持。
若我们换位思考，站在美国的立场上，阻挡中国崛起也是必然的。以“山巅之城”立国的美利坚，注定不会信任一个意识形态为共产主义的中国。即使抛却美国人所谓的昭昭天命——自由照耀全球的信念，从国家利益上来看，美国也无法容忍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曾经在感受到盟友日本、欧盟实力壮大后，都会毫不犹豫的打压，更遑论不是“自己人”的中国。
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两国未来的磕磕碰碰只会多，不会少。我们只是希望美国切莫被“陷阱”理论蒙蔽，进而发生战略误判，最终诉诸战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变强，不给美国任何敢动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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