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眼里的武汉(刻在身上的武汉)(1)

武汉纹身师刘元

武汉封城期间,文身师刘元接了几个熟人的单子,他们都想为疫情留下些东西

顾客都是挑下午来,与园区外的保安费尽口舌,方才获得准入资格——有时候他们还要被拍照留证。两三点的太阳穿过方窗,照在刘元工作室一层的等待区,二层进行文身的隔间需要灯光才能明亮

有的人想给自己勇气,有的人获得了勇气,有的人想永远记住这场疫情,有的人要告诉自己不要遗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杨楠 发自武汉

图 | 受访者提供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全文约4396字,细读约需10分钟

守护你

文身师刘元第一次被客户接到了店里。

2月末,武汉实行最严格的城市管理,她无法出门。Zoe急着找她文个身,“我的车有通行证,来接你。”

Zoe是江岸区某小区的志愿者,应单位要求,所有党员下沉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连我们都发动起来了,事情很大了。”Zoe心想。

1月末2月初,武汉市民有些恐慌。Zoe有点担忧,觉得有些对不起自己两岁大的儿子。她想要纹文个大翅鲸守护宝宝的图样,带上孩子的生日。Zoe儿子小名“一毛”,刘元设计了一片柔和的羽毛,被蓝鲸守护。

名人眼里的武汉(刻在身上的武汉)(2)

Zoe是江岸区某小区的志愿者,她想要文个大翅鲸守护宝宝的图样,Zoe儿子小名“一毛”,刘元设计了一片柔和的羽毛,被蓝鲸守护

“我当时想如果我去社区里面,被感染了,更直接地说要是我死了,我可能连我儿子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文身是永远刻在身上的,我见不到我儿子,我可以把这个带走。”Zoe说。

Zoe和另外四个同事负责社区的消杀工作。三十斤的水桶需要两枚消毒片,一桶水可以洒满两个门栋的五个楼层。被标记为发热门栋的楼道必须每层都消毒,最多的时候,一个小区有百分之七十都被标记为发热门栋 。

Zoe是个时尚的姑娘,家境小康,美甲美睫都弄得精致。如果不是这次疫情,她都没见过这么破的老小区。“真是老到不行,楼道没灯,木头窗户都被吹破了。听他们网格员说,团购菜的时候,有个中年男人说没钱。他们准备捐点钱给他,这个男人也不要。过了几天说找亲戚借来了两百块。就两百块而已啊。”中年男人从乡下来武汉打工,租了最便宜的老房子隔间。疫情阻断了回家的路,也断了生计。

有回Zoe给困难户送消毒用品,给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打电话。阿婆接了电话就哭,说自己刚出院回来,好害怕,“你们这些小姑娘好勇敢。”“阿婆哭了我也慌,我说你别哭,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应该的。”

除了消杀,Zoe还要负责小区的进出登记,从早上7点守到晚上8点。“封城时间久了居民是真的憋不住,找各种理由要出去。什么我要去取个钱,我说现在都没地方买东西你取什么钱,有的说要出去买个急用的东西,我说超市都不对个人开放了你就在家里待着吧。最夸张的是,真的亲眼看到老爹老太会从围栏上翻出去。”

没什么非出门不可的事情,就是闷太久了。“下楼丢个垃圾就跟旅了趟游似的,”Zoe说。

不出门这件事对文身师刘元来说似乎没有那么糟糕。她先是为店里的生意焦灼了几日,再想想自己反正有存款,便泰然许多。她是武汉最繁忙的文身师之一,预约排到了半年后。“工作是越来越好,但生活里很多细节都流失掉了。封城在家没有目的和欲望地去做一些事,也很舒服。”

封城期间,刘元的文身店只接受了几个熟客的预约请求,他们都希望将武汉刻在身上。一位公务员来文了一个重启键,他打算辞职了,“他说疫情期间想通了很多事情,人生就这一次,想做一些其他的选择,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一位丈夫,在疫情期间和妻子、孩子回到老家,被隔离在酒店两个月,要求文一个表达“看尽人间冷暖”的主题;一位旅游公司老板,深陷公司停摆所带来的财务压力,来文了“不要害怕,做你自己”的英文字样;一位在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想要在自己的小臂外侧留下抗击风雪的纪念;还有一位警察熟客,来文了一个中国风的熊猫武士,记录自己在疫情期间连日无休,为中国战斗。

刘元最想做一个结合疫情与战争的创作。“对武汉人真的是一场战争,敌人是病毒,医务人员、公务员、志愿者等等,都在战斗,我蛮佩服他们的,我觉得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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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丈夫,在疫情期间和妻子、孩子回到老家,被隔离在酒店两个月,要求文一个表达“看尽人间冷暖”的主题

勇者斗恶龙

刘元与阿哲一拍即合。关于疫情和战争,阿哲给了她思路,要一个勇者斗恶龙文身,插入三个信息——SARS-Cov-2、COVID-19、2020.1.21,分别代表着:病毒的名字、导致这次疫情的肺炎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自己上疫情一线的日子。

阿哲是武汉一家顶尖医院的外科医生。常规而言,呼吸系统疾病属内科范畴,但疫情期间,无论内科外科,统统上阵。1月20日他接到通知要去支援发热病房时,他意识到这事儿很大,“那时候告诉我们武汉所有的发热门诊都是满的,我们周围还有朋友的父母已经病重了,到处找床位找不到。”

上一线的第二天,阿哲回家开始低烧,拉肚子。洗了热水澡盖了厚被子,空调打到26度,他依然冷得睡不着。

“很害怕的,当时。没和我老婆说,就和一个一起上一线的兄弟说了,他说他也这样,我说那行,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不准就是吃方便面吃多了,吃得拉肚子。”

如今说起那会儿的物资紧缺,都颇有些幽默的意味。和同事们一样,阿哲自己向各地同道化缘。收到捐赠的滑雪镜,他觉得不错,能当护目镜反复使,他下班了就交给护士消毒,留给下一轮上班的同事。自发热火锅比方便面好吃,但他最常吃的还是方便面,一次吃两桶。他身高将近1米9,防护服尺码不够,把头护严实了,裤子下面就用垃圾袋绑住。

医院的政策是双职工家庭只需要一个上一线。阿哲老婆是麻醉科出身,属于疫情期间能进行插管等有创操作的紧缺人才。“但当时真的太惨烈了,我老婆想去抢救病人,她能做的贡献比我更大,她也要求上一线。”夫妇二人都进了红区,孩子扔给了家中老人。阿哲夫妇回家送过一次菜,老人抱着孩子远远地同他们打招呼,妻子突然就哭起来。

“以前没觉得有什么,时间大把挥霍,觉得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会有什么大的灾难,不会有被夺取生命的瞬间。但现在不是,我周围的同事感染了,这个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阿哲说。

刘元给阿哲设计了一个赛博朋克感的图样。光影的明暗透出勇士坚毅的眼神,勇士面戴N95口罩和护目镜,恶龙在其上方盘旋。与恶龙并置的还有黄鹤楼——武汉的地标性建筑。阿哲喜欢红色,主体色调以红黑为主,“就像是黄鹤楼着火了,天灾降临。”阿哲说。

“你觉得这几个月是一个勇者斗龙的故事么?”

“当然,这个主题在我心里没变过。这个恶龙就围绕着咱们武汉,然后我们大伙儿一起去对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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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给阿哲设计了一个赛博朋克感的图样

1月21日上前线后,阿哲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休整,再被安排至医院急诊科工作。封城期间,武汉仅有几家大医院开设非发热门诊的急诊,勉强应对城市的正常医疗需求。

有段时间,禁行交通的武汉城安静得只剩下救护车“哔啵—哔啵—”的声音。阿哲医院的救护车关了警报声,以免造成恐慌。进医院的时候按两下喇叭,嘟嘟,医生们就知道车来了,下去接病人。“我们医院附近有好几个居民区,天天晚上到12点救护车还在响,这不是吓人么,不合适。”

平时急诊科会遇到的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疫情期间也不少。阿哲也想不清为什么已经交通禁行了,还时不时有车祸伤者被送来;或者有市民在自家做起木工活,把手给锯伤。“急诊有好多人,不是发热的几乎都在急诊。防护服有限,一天就12小时接诊,后来宽裕些,一天能有两套防护服,中午才能去休息下。穿着防护服操作真的是不利索。”阿哲说。

急诊科里还藏着武汉疫情的另一角。比如因为原医院被征为发热病房,求着来透析的尿毒症患者;比如一些令阿哲束手无策的坠楼伤者。

“急诊遇到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医院马上就开了一个心理健康护理的平台,可以网上咨询也可以打电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阿哲说。

3月中上旬,阿哲离开一线。他同刘元说,要做个文身留在左腿。他在右腿上文了自己家人的名字,这是他认为人生中永恒的事物。对于土生土长的武汉人阿哲来说,武汉疫情也是如此。

“或许我们本来不需要遭受这么大的磨难,不需要受这么多委屈。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也看到了许多勇敢的人。”

采访当天的好消息是,阿哲一个同学的父母病程都曾达到重症,如今都痊愈回家。

想记住的人

林松的锁骨下方藏了一枚红色哨子,如果不是刻意拉开领口,很难被人察觉。

林松想要一个简单的文身,像简笔画那样能被辨别出物件模样就好,刘元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林松的文身。林松甚至没有感觉到疼,同行的同事一边同她聊些口水话题,一边给她录了小视频。“我不是要展示给别人看或者怎么样,也不需要太漂亮或者有艺术感,我就是想我自己记得,有一个不丑的东西在我身上就行了。”林松说。

她是一名记者,在春节期间抵达武汉,直至4月8日武汉解封后离开。她想象着俯瞰自己的人生,那眼前的人生道路就在武汉分岔了。她无法尽然描述这条分岔将通往何处,但她清楚知道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有些选择将与往昔不同。她将武汉写在日记里,同自己交代清楚。

文哨子是同行的提议,林松最快响应,这将是她的第一个文身。“我想留下一些与武汉相关的东西,不管是这场灾难本身,还是我自己在武汉的经历,我都希望能够记得它。”

“我想纪念的不是这个病毒本身,或者整场疫情,而是这其中有什么人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有了什么样的经历。”对林松来说,没有比哨子更合适的图样了。

记住疫情前期那些一起说出真相的人,比如钟南山和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比如中南医院的彭志勇和武汉市第五医院的吕小红,比如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和艾芬,比如许多人。

“我觉得这和我们职业是一样的。所以当时他们说文个哨子,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想不到还有什么比哨子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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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纪念不是这个病毒本身,或者整场疫情,而是这其中有什么人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有了什么样的经历。”对林松来说,没有比哨子更合适的图样了

与许多记者相似,林松写了一篇关于李文亮的报道。李文亮去世当晚,她打车去了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在出租车上嚎啕大哭。她就戴着一只口罩,没有其他防护措施,哭着跑上重症病房,敲门。护士开门说,这样很危险,你怎么跑到这来。护士告诉她,你要找的李文亮医生不在这里,在后湖院区。林松下楼,又打上同一辆车,司机没有说话,车里只有她的抽泣声。

她通宵写完了报道,“我很想让大家马上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她在报道中称李文亮为普通人,描绘了李文亮生前平凡又生动的细节。后来她说自己这个称呼太过仓促。李文亮曾经是普通人,但感染后实名接受采访,这需要勇气。“在我心里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她说。

林松采访过一位顶尖运动员,运动员告诉她自己身上那许多文身,都是在成绩特别差的时候留下的。运动员在职业生涯的低谷以文身排解痛苦,文在身体最不耐受疼痛的地方,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永远记得这种痛苦。

“我真的觉得文身这件事情就是要在你冲动的时候去做。我回到北京后,回到我正常的生活里,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去做,我可能就没有当时那么充沛的情感。”

林松已经和哨子共处了近两个月,她已经逐渐习惯,好像也没有当初自己想象的那样需要一个文身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

“这样说虽然很肉麻,但武汉疫情这件事已经长在我身体里了,其实不太需要这个文身。”林松说。

(Zoe、阿哲、林松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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