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5日，随着几声枪响，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闻名遐迩的民主斗士、中国共产党的挚友闻一多倒在了昆明西仓坡离家一步之遥的地方，走完了他不足48年的人生旅程；从书斋到广场，从学者到斗士，闻一多战士的形象最后定格于此。
纵观他的一生，学者身份时期最长，诗人次之，斗士的时期最短但影响最大。他是如何从一名唯美主义诗人、专业学者转变为民主斗士的？期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今日，我们就一起走近这位学识渊博的文坛巨匠、爱憎分明的民主战士。
▲闻一多
童年时代：佼佼学子，就读清华
闻一多出生在典型的乡绅人家。他五岁入私塾，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也读《尔雅》和四书，随后进入“绵葛轩小学”，既读“子曰诗云”，同时也学习博物、算术等。少年老成的闻一多读书非常用功，门外来了花轿或龙灯，别家孩子都跑去张望，他却能安心看书。白天在家塾念书，晚上还随父读《汉书》。这些基础教育，对闻一多后来的兴趣与志向，起了很大的作用。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此后10年学子生涯，他都活跃于这所“东方华胄的学府”。
少年时代的闻一多，胸怀鸿鹄之志，敢于创新、富于幻想、寻求独立。清华求学期间，他热心投入各项校园活动。入学第二年，他就发起“课余补习会”，任副会长，编辑会刊《课余一览》；参与编写反映武昌起义的话剧《革命军》，演出时还扮演了革命党人；17至20岁期间，参与辩论演讲又成了闻一多校园生活的重要内容，这项基本训练与他中年后以巨大热情投入演讲活动不无关联。
▲1913年闻一多在清华学校演出《革命军》，饰革命党人（右一）
青年时期：赴美留学 创立“大江会”
1922年7月，闻一多与同学乘坐轮船，离开上海，缓缓驶向太平洋。这条被闻一多戏称为“海上漂浮的六国饭店”的豪华轮船行驶了17天，在美国西雅图登岸。之后，闻一多辗转抵达芝加哥，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始修习西洋美术的留美生活。
▲在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前
闻一多的留美经历不算愉快，因他诗人的心灵极度敏感，民族自尊心又强，看到中国人在外受歧视便怒不可遏。同学去理发馆理发，只因是黄种人，理发师不肯伺候；华侨在美国找工作，只能干粗活、累活，这一幕幕的情形，深深地刺激了他。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闻一多的留学生涯颇受煎熬，他曾对梁实秋说：“只要回家，便是如郭（沫若）、郁（达夫）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
▲1922年8月闻一多（前排左三）与辛酉级被迫留级同学在美国西雅图登岸时合影
1924年，闻一多决定与清华学校部分留美同学发起一个政治性组织，这个组织成立时定名“大江会”。据数据记载，大江会会员共29人，包括吴文藻、吴泽霖、梁实秋、罗隆基、顾毓琇等后来在不同领域产生影响的人。
大江会宣扬“大江的国家主义”，主张谋求“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在大江会中，闻一多是“文化的国家主义”最有力的坚持者，其思想在《大江会宣言》中表述为：“文化乃国家之精神团结力也，文化摧残则国家灭亡矣，故求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即国家生命之保存及发扬也。”在这一思想推动下，闻一多把文化的昌盛与国家的兴衰更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醒呀！》《爱国的心》《洗衣曲》等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诗歌，就是在这一动力下诞生的。其中《七子之歌》中的《澳门》，1999年澳门回归时被谱曲传唱，一时响遍大江南北。
回国任教，离别故都
在回国后的两年间，闻一多先后任教于武汉、青岛、北京，同时遍历祖国大江南北，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与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难抑悲愤，先后发表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诗情的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传统文人的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1932年，闻一多回到母校清华园任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同时过起了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小楼庭院，妻儿围绕的安逸生活。
▲1928年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但局势突变，抗战的爆发，打破了闻一多在清华平静安详的生活。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受命南迁，挂牌为长沙临时大学（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此时的闻一多正在休假，接到梅贻琦校长的书信，立刻放弃休假，随诸位老师一起来到长沙。
1938年，南京失守，武汉临危，长沙临大西迁昆明，闻一多又加入“湘黔滇旅行团”，徒步68天，与学校师生一起从长沙走到了昆明。
这其间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去。
▲闻一多治印
迅猛转变：“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声称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就此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撼。他兴奋的同学生说：“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随后，意犹未尽的他，立即写下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并公开发表，引起不小反响。
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位著名的教授敢于公开赞扬解放区诗人，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好友朱自清说：“这篇短小的批评激起不小的波动，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闻一多赞扬田间，赞扬解放区，可谓是水到渠成。他开始觉醒了，开始呐喊了，诗人、学者开始转变了。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合大学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
▲闻一多在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上演讲
多年来，他一直在孜孜寻求炸开禁锢自己身躯的方法，他一刻也没有忘掉要“放射出光和热”。现在，他看清了“病症”，“敢于开方了”，因此“要向圈子外喊去”了。
汇入民主运动的洪流
如果说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闻一多转变的内因，那么这只是停留在朴素的最初阶段，一旦觉醒了的闻一多，不会满足于仅仅迈出这第一步。思想上的饥渴促使他积极向进步的力量靠拢。
1944年前后，闻一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论》（即《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过去种种“严守中立，不问不闻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同年秋天，经过慎重考虑，闻一多秘密地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他说自己“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尽管这时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初步的、直觉的，但共产党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它已赢得了这位饱经风霜的学者的信赖。
最后的日子：要死就死得轰轰烈烈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闻一多很快担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抗战胜利后没过多久，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了镇压昆明大中学校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同时亲笔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3月17日，闻一多（二排右二）参加“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大出殡
1946年5月，曾合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陆续回迁原址，但闻一多却未随清华师生北上，他决计留在昆明工作，并继续为争取民主而战斗。
▲1946年6月闻一多全家在昆明西仓坡合影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被暗杀，传说黑名单上的第二号便是闻一多，早就有特务扬言要以40万买闻一多的人头。周围人提醒他去外地躲避，但被他言辞拒绝，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曾对家人说：”死在病床上，是最没有意义的，要死就死得轰轰烈烈。”
7月15日上午，闻一多瞒着妻子去参加了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讲完出来，他听到后面有人扳枪栓，便对一起走的青年人说：“走开点，你还年轻，死了不合算。”下午，闻一多又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在散会返家途中，闻一多遭特务多人狙击身亡，时年不满48周岁。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至此，闻一多走完了他那作为一个追求真理、挚爱祖国的激情诗人，一个追求民主、直面黑暗的热血战士，尽管短暂却十分精彩的一生。
本篇图文综合整理自：《闻一多传》（增订本）、中国民主同盟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公众号、诗刊社微信公众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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