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韬与他的新著《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 （秦颖（罗韬肖像照）/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那片星空那片海乔任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那片星空那片海乔任梁
罗韬与他的新著《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 （秦颖（罗韬肖像照）/图）
刚刚结束隔离，回到广州，觉得什么都好吃，什么都亲切，正狂补了几天饮食，收到一份快递，原来是韬翁的新作《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
与罗韬兄相识二十余年，经常有文酒之会，座上我们喜欢以名字称某翁，这也是旧文人不合时宜的习气吧，于是罗韬自然就是“韬翁”，古人三十称翁，韬翁已届致仕之年，称翁更加适合，而这书，他自称是“最后一本”，当然不可轻慢读之。
传为唐人司空图所作的《诗品》二十四则，素以文字优美著称，然而其中所选的二十四种诗之美，历代解说不一。韬翁此书，则以诗品中的每一种风格为纲，分别讲述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四种艺术相对应的名家和作品。
这个题目看起来已经规模宏大，写起来更难，我想这一定是平素厚积薄发的结集，所以他才有“封笔”戏言。诗书画印，中国人称为四艺，专一艺已难，韬翁却能评旦得体，通达无碍，这书不说体量，就以四艺通评，也堪称奇特而必传。昔日钱钟书虽称博通，他对于绘画和篆刻，似乎没有发表过专论，更何况是全景式的评价专著乎。
文艺评论难免不带个人色彩，艺术家的个人风格也存在多变甚至矛盾的现象。所以韬翁很聪明地以“移花就镜”作为书名：我自看我的花，你自有你的镜，我自成一家之言。
在以《诗品》原文顺序排列的每一种风格之后，作者以诗书画印的次序，谈两三个名家及其作品。我发现韬翁的“移花”，有时也移得神妙，例如《高古》一品，评诗选了韩愈、孟郊、章太炎。韩愈的复古自不待言，孟郊所选的是《吊国殇》，作者认为孟郊这诗是借尧舜来反对“私天下”，而章太炎的诗《题亡国惨记》，作者这样评价：
高古之风不仅仅是艺术形式问题，所谓古，更多是寄予一种理想，它并非复陈腐之古，而是借古以开新，高古的古，都有一种孤独感，有一副硬骨头，故高古必新，这是一种孤独的新。
高古的硬骨头精神，这是古人所未道之词，像清寒的孟郊，怪癖的章疯子，都拥有独立而不屈的人格，所以在同时人眼中被视为异类，然而其发出的吟唱，则为千古所吟诵。韬翁读书深且广，很多故事以我浅学，还是初次听闻，例如《含蓄》品中，举张之洞《读宋史》诗：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
这首诗背后深藏着一个预言故事，张之洞之拜相在慈禧光绪驾崩之后，他已是垂暮之年，这首诗却以宋代文天祥、陆秀夫自况，虞渊是传说中日落的地方，张卒于宣统元年（1909），他应该是预见到了朝廷的灭亡。这诗选在“含蓄”品确实合适，张之洞与章太炎不一样，他是国之重臣，所有的忿恨只能以含蓄的诗词宣泄。生于季世，士大夫以其敏锐触觉，不难预见天地即将崩塌，不论是庙堂之士，还是草野诗人，只有御座上的君王还在作千秋大梦，不知虞渊之将坠。
《诗品》中的某些形容词，漫说今人，就是古人，也难区分，韬翁笔下的归类，则令人折服，例如“疏野”与“清奇”，这是两种非常接近的审美，野者多奇，本难分辨，作者把高适的诗，扬无咎的《村梅》，方从义的《武夷放棹图》，《杨淮表记》的疏放，杨维桢的草书，还有丁敬和易大厂的印章，归于“疏野”，把李贺与陈散原的诗，梅清与陆俨少的画，《张猛龙碑》与王宠书法，并陈鸿寿、邓尔雅的印归于“清奇”。粗看之下，似乎各家差别不是太明显，然而细品味之，清奇者多有奇特之格，干净利落，疏野者有奔放之妙，乱头粗服，其中的细处只有巨眼者才能分别。
多年的文字历练，韬翁此书的文字概括与提炼也值得一说，文艺批评，难于概括精到，尤其是雾里看花式的评点，容易有“糊弄”之诮，然而此书的篇章题目，能准确道出主体之妙，百不失一，试看以下几例：
邓石如书婀娜呈刚健
汪泓印于难处见精思
张大千画缜密而高华
以上这几位虽然是大家，但昔人对他们艺术的评点，鲜有如此准确而精妙，所以说，文艺点评固然不易，文字优美准确，尤为罕见。至于说镜中花之美妙，是否如读者心中的条框，则似非韬翁所斤斤在意，我自看我的花，至于镜花还是真花，无非心中返照，观花者心中自有分晓。
梁基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