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牟书会

做了十年民办教师(我曾经是一位民办教师)(1)

我是在抗美援朝的隆隆炮火声中来到这个世界的。

听老母亲讲,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月亮刚刚升起,在三间土房的东间,生下了一个非常瘦小的婴儿,那便是我。

孩提时代是很难有自主意识的,更不用说襟褓中的记忆了。

印象中的土坯房是西房,北房由爷爷奶奶住着。西屋很小,南北不足9米,进深不足3米,土炕是靠南山垒成的,由于多年烟熏火燎,墙壁上都熏成了黑色,灶台上方的苇箔上经常有烟油子落下来,特别是熟饭后掀锅盖的时侯,说不定一块油泥灰便掉进了锅里。

尽管家里穷,孩提时代还是很欢乐的。三爷爷门前有一块场园,每到春天人们为了换炕、泥房、修房,拉来了很多土,堆的像小山一样。我们几个小朋友们就在这土堆上玩“中国美国”的游戏,谁占领了山头(土堆高顶)谁就胜利了。小朋友们时常拿一根竹竿或秫秸当枪,做冲锋的样子,回想起来可能是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影响吧。

记的有一年冬天,我和小伙伴们在门前的老湾的冰上抽丢丢,不小心掉在了冰水里。很快就下沉了,书杰哥、金秀大叔弄来一块木板踩着,把我拽了上来。我的棉裤棉袄都湿透了,要不是有大人看见,恐怕小命都难保。他俩把我抱回家,母亲生上火,给我烤衣服,我光着屁股围在炕上。因没有第二套棉衣,只好等到烤干后再穿这一身,这是我第一次有生命危险的经历。

约五六岁时,一天下午,弟弟拿了一块饼子,大约有鸡蛋大小,一不小心饼子掉在了门前的水缸里,门前的水缸周围用麦秸和秫秸围着(怕冬天把缸冻坏)。我一看便用勺子给弟弟捞掉进缸里的饼子。由于水深,水缸周围又用秫秸和柴草围着,加之年龄小,够不着落在缸底的饼子,我刚用力往深处捞,整个身子便倒栽了下去。这时母亲正在北屋织布,可能是母亲的本能或灵感的应验吧。听到响声,她立即离开织布机,一看是我掉到了水缸里,便抓着我的双腿提了上来,我能有今天真可谓伟大母爱的造化。

说到童年,不得不说一下记忆中的家。

小时侯的老房子是西屋,门前南侧角门两旁各有一棵槐树,长的很高。靠近西屋南间窗台前国槐树下,父母把收获的花生放在那里,用箔围着。饿的时侯我经常用小手抠几粒花生吃,一旦把苇箔抠出小洞,被父亲发现,他就搬一下秫秸箔子,唯恐再掰开偷吃。

由于日子穷,至今也无法回忆起有什么象样的家具,唯一的是一件大立柜,至今还用着。它究竟是母亲的嫁妆,还是老伙里分的,我也说不清楚。记忆中用的勺子也不是铁的铜的,而是木头的,叫马勺——头像马头,把像马尾。还有一把竹子皮做的暖瓶,其它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夏天蚊子多,屋里热,经常在北屋房上睡,没有蚊帐,咬的实在受不了,就用蒿子点火驱蚊;冬天没有柴火烧炕,就打火簸箕,用很少的软柴禾在炕前点着,用簸箕把热气扇进被窝内,借着热气迅速钻进被窝,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穷创造吧。

过年对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欢乐的。每到腊月二十、二十五“花花街”年集,我就和哥哥一起去支案子,为卖年货的提供服务。特别是给卖花椒、大料、鞭炮的商户提供服务,有的时侯人家不用就白支了;如果用了就给我们一挂炮仗或一、二角钱。

点炮仗是小时侯的一大乐趣。因为穷,买不起炮仗,就把编织的整挂炮仗裁开,一个一个的燃放,从来舍不得整挂燃放。

大年三十下午,太阳西下之前开始请爷爷奶奶,我们点着香到坟茔的路上烧纸点炮仗,然后领“爷爷奶奶”回家过年,到家后挂上家谱,烧纸、燃香、嗑头,摆上供品就各自回家了。

晚饭吃过后,人们在各自门前点火照庭,用干谷草伫立在门前,点着后全家围着烤火。大人讲烤手手不冻,烤脚脚不裂,还说谷草向哪个方向倒,那个方向的年景收成好。

说到年夜饭简直不可思议。母亲用地瓜面和好面团,再用白面包上皮;包饺子,白菜馅很少吃到,更多的是胡萝卜馅,三十早上仍是粗粮,喝胡萝卜黏粥。

穷也是欢乐的。每到大年的晚上,我经常拿一盏小提灯,到处玩耍(平常为了省油从不让点提灯)。有时在天井里埋上一根杆子,杆子头上绑一铁环,再弄把松柏枝绑在杆顶,把小提灯用绳子拉上去照庭,可谓高灯下亮吧。

每次打开记忆的闸门,孩提时的往事就象演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儿时的朋友远去的很多,有的真的永别了,但经历的那些事却永远铭记在心头。我有一个叔叔叫坏子,大名叫金亮,小时侯常常跟他玩,那时穷,坏子叔偷了好吃的就分给我点。有一次在杨柳寺集上,坏子叔还请我吃了一顿面条。

回忆挨饿时的面条,简直是皇帝的山珍海味。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小学毕业考上了中学。

农历八月十四 ,父母亲为我准备了学费、被褥和学习用品,我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上了学。

说到上中学的学费,至今难以忘怀。一九六四年,生活仍很困难,常常是粮食接不上吃,春天粮荒现象时常出现,干粮以三合面(玉米面、地瓜面和少量面粉)为主,一家人生活上仅能吃饱肚子,入学的学费成了家庭的一大难事。学校让交八块四毛钱,学费1.7元,书费3.4元,住宿杂费3. 3元,往哪里去弄钱呢?

父亲到处借也没有借着。记的那天晚上父亲很忧愁,在昏暗的灯光下抽烟,母亲在一旁为我缝衣服,为明天上学做准备。我在一旁观察父母亲的表情,父亲仍吧嗒吧嗒托着烟袋抽烟。忽然,母亲眉宇间舒展了,像是微微笑了一下,我问父亲学费够吗?父亲仍不语,遂之便出门而去。我又问母亲,母亲说:“咱有五块银元,留下一块,其它你拿去上学吧”。第二天,我便拿着父亲东拼西凑的几元钱和四块银元去了学校。学校总务处不收银元,让我去银行兑换,在辛店银行将银元换成现金,那时一块银元换一块线,和父亲借的钱交上了学费。

母亲早已离去,想起上中学交学费这件事,母亲作为嫁妆的四块银元,像巨大的磁石一样吸贴在我的心房。实在没有办法啊!但凡有一点办法,母亲也不会把随嫁的信物拿出来,这可算是撕心裂肺的代价了。

每当回忆起四块银元上中学之事,我心中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忘怀的感情。母亲啊,你永远看不见你那心爱的嫁妆了。儿子如今爱好古玩,也收藏有几块银元,但无论价值多高,也高不过情深似海的伟大母爱。

1969年,公社麦后组织劳力上大河,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青壮年劳力都有治河的任务。

那年我刚好满18岁,初中毕业下学不久在家务农,是一名名附其实的社员,队长安排我上河,我接受了任务。

麦后不久,全队十几个劳力来到赵王河工地,住在李太丰村。那时刚毕业不久,修大河从来未干过,工地上有三大项任务:推车、发锨、拉钩,哪一样也不轻。记的那年五、六队合作,五队有一个村民看到我是刚下学的学生干不了,就讽刺我是个大肚汉,能吃不能干。我当时很虚荣,不愿面对现实,一气之下回了家。哥哥得知后说:“你别去了,我替你去挖河”。

哥上了工地,我留在家里。兄长可是干活的好手,脱坯、打墙、推车样样都行。他来到工地便和那位村民展开了较量,推大车不用绊,发大锨一人供一辆车,上坡不用拉钩,小跑小踮,最后比的那个村民服了气。回想起来那个村民其实也真是闹着玩说笑话,自己没有挖河筑堤的强劳动锻练,刚下学不久,能吃不能干完全是真实写照。

那次修河夏季施工,期间下了大雨,施工停止,干了十一天就回来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修河,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修河, 20年后的上大河,我成了施工组织者,以不同的方式完成治河任务。

那位和我说笑话的村民早已离世,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他,他是一位忠诚老实能干的好社员。

1972年1月,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每月挣四元钱。因生活所迫,白天教书,放学后还得去地里拔草拾柴禾,教书以外的拔草拾柴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没柴禾做不成饭,吃烧都很困难。

民办教师那几年,结婚不久,刚分家过日子,生活苦,老伙里穷,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只分了一大筐地瓜干,二十斤麦子。好心的爷爷给了几十斤谷子。鉴于困苦的原因,我还拔草喂羊,卖点钱好打油盐酱醋。

我从1972年1月至1975年9月,先后任教不足四年,至于教书,更是艰难,因动乱,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到处充斥着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宣扬读书无用。1974年,电影《决裂》全国放映,学生们学黄帅,学张铁生,考试交白卷。记的我任四年级语文,水务学校四年级正赶上学黄帅,无论怎样口干舌燥地教,学生就是不学,常常讲着讲着学生跑没了,只剩下老实巴交的几个女生。有的去野外偷瓜,有的捉迷藏、挖地道,就是不学习。现在看24名学生,基本上学无成就,没有考上大学的,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受害者与牺牲品。

学生受“交白卷也能上大学,读书无用论”的影响非常之深,只玩不学,胡打乱闹,为了拢住学生在课堂上上好课,我就给学生讲战斗故事。至今有的学生还念起,书会老师一上课就是话说李向阳(《平原游击队》主人公)。回忆起来不是哪个人造成的,社会原因吧。

做了十年民办教师(我曾经是一位民办教师)(2)

牟书会,男,1951年6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山东省平原县王风楼镇水务村人。历任民办教师、公社文化站站长、乡政府副乡长、乡镇党委委员、副书记、乡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平原县信访局主任科员等职,多次被评为,市、县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人民好公仆。兼任平原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平原县中小学生素质教育顾问、政协德州市委员会文史专员、中华牟氏文化研究会会员。先后在《农民日报》、《联合报》、《德州日报》、《长河晨刊》、《德州晚报》、《德州电视报》等多家报社及网站发表文章近百篇,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其文化成果,撰写的文章曾被多部著述、期刊选用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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