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大学寝室里的每一小片时光，都心动怦然。
刚认识的六位室友，集资买了一个木座温度计，它在寝室的墙上一挂就是四年。1982年毕业离校前，同学义烈请求收藏，并让我们五人在背面签名。
回味大学寝室里的每一小片时光，都心动怦然。斗室中个个精英，虽根植于同一国度，但来路有别、年岁不一，他们天性中的斑斓光芒，曾让我目迷五色。
床位的安排，是辅导员事先定好的，报到那日，毫无纷争。六个床客支起六顶蚊帐，同窗之谊开启序章。时长四年，彼此间不自觉的精神探入，缓慢而深刻。
囿于篇幅，我只能先拿义烈说事。
来自江西的义烈，有个令人吃惊的本事，你请他看一篇万把字的习作，一年半载后，他竟能整段背诵出原文。唐诗宋词、千古名篇，只有你说不出来，没有他不知道的。义烈在文字上的默记才能，如有神助，遍数中文系，似无出其右。
1978年入学时，义烈已过三十，谢顶多年，看上去要持重一些，但他又是个分分钟会羞涩的主，为本班老三届中仅存的单身。义烈以那年江西省高考文科总分前四，入读本校中文系78级。
老天爷让义烈具备某项天赋，也给了他几样恶毒的缺点，比如，他的平脚板。这样一个腼腆的人，走起路来，肩膀左晃右摆，一副狠三狠四的样子，和他内心如履薄冰的调性，完全撕裂。
义烈的父亲早早病故，全家由九江市区迁入庐山一带村落，母亲也从城市女眷，变一介村妇。义烈六岁上学，去学校的路上，背个竹篓，回家带回满满的猪草。后在庐山中学住读，周末仍不忘背回猪草一篓。来来回回的上学路上，年年岁岁的山间盘旋，义烈默诵着形形色色的古诗古文，用以打发行路的寂寞。
斯文如义烈，三餐不离剧辣。每次寒暑假回来，都会从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灰色人造革旅行袋里，捧出一个二十多厘米高的广口瓶，里面是满满的泡菜，一律以赣州的小米椒腌制。一截相貌老实的白萝卜，我只轻轻一咬，就像在嘴里点着了一只电光鞭炮，半边脸颊由内而外早已麻木。那种具有超级渗透力的剧辣，对我的味蕾，是一次丧心病狂的施虐。很有趣，本室垂涎者五名，是排好队凑上去领教九江泡菜的。真是五个贱骨头啊，只在瞬间，室内大乱，咳呛、捶胸顿足，五个人同时嘴上不停地呸呸呸和嘶嘶嘶，泪眼相对，不知南北。眼看着我等被辣翻，义烈煞有介事地很男人起来，笃定地双手一摊，风风凉凉地说，人家吃了几十年了，平常的东西嘛！
班副老高相貌堂堂，是鲁西南版高仓健。他的铺位在我头上，入校前是菏泽的一位村支书。他喜欢在蚊帐中捧读，穿着宽大的花布裤衩，双腿插进印满牡丹朵朵的棉被里，“梁山”牌卷烟一夜半包。高支书的蚊帐，入学三月已然熏黑，在五顶白色蚊帐的包围下，特别醒目。而那时，人们对尼古丁比现在要宽容。冬日凌晨，从上位的蚊帐里，会伸出一截热烘烘的玉臂，怒而不言地在黑暗中推开气窗，将满室烟气导向室外。这条玉臂，是义烈的，他绝不放弃对自己的爱惜。每天气窗哐当一响，便是凌晨四点。
记得，有次现代文学课期末考试，让大家当堂就文学史中的一位著名女性形象，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短评，比如祥林嫂、瑞珏等。考试后，老师要做一次评卷分析。那天，四个班在一起上课，老师请义烈站了起来，问道：这次考试，你是唯一选了没有编入现代文学史的小说人物，作为分析对象。你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义烈低着头，耳根热红，声音含糊，说，老师，1942年，属于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范畴吧，我们所能看到的现代文学史，略去很多著名的民国小说，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老师不易被察觉地愣了一下，老练地避开了义烈设的辩论陷阱，说：那天你是在认真答卷吗？义烈说，是的，我认真到，连及格不及格，都不在乎了。
老师微笑着说：那你觉得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成绩呢？义烈嘟囔地说：除了优秀，还能是什么呢？大家都笑了，甚至有人鼓掌。
那次考试，义烈鬼使神差地谈了周天籁写的《亭子间嫂嫂》中女主人公的形象，这部民国时期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两位风尘女子的生存状态。我再次看到该书名，是二十年后，电影导演彭小莲在一篇随笔中提及，复旦贾植芳教授曾向她推荐过此书。
试卷发下后，义烈把试卷塞进书包，低着头，不回复同学对他成绩的询问。直到三十多年后，本寝室同学来我家聚会，大家再次问起，义烈用食指蘸着白酒，在餐桌上，写了一个字：优。
义烈的不世故，市面上已少见，大学毕业后，义烈分在九江一所院校教授古文。他简化了人际关系，日常活动宽度，仅到实用的边界。他为自己选择了隐沦的生活。
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庆典，各地同学从四处赶来上海，义烈是带着使命来的。本班同学聚会，筵开三席。义烈无心饮食，双眼一直锁定在任一家大出版社社长的同学身上。义烈终于站了起来，向社长边上的一个空位走去，迟了一拍，座位被占，他窘迫地在原地打转，不知所措，勉强找到隔开社长两三人的一个位置坐下，等着说话机会，他手上还有个塑料袋。
时间起码过去了十五分钟，交际手段僵硬的义烈，无计可施地坐等着，一点都插不上话。他的犹豫不决让我心酸，我不得不走到社长跟前，把他请到义烈边上，让他们单独在一边聊了起来。我看见义烈拿出一袋皱巴巴的庐山茶叶，社长极为明智地收下了，义烈又拿出了一包文稿，社长也收下了。我移开目光，不让义烈发现我在看他。
一周后，社长把我叫到他在福州路的办公室，把义烈的作品给我看，是类似箴言录格式的文字，确实缺乏卖点，义烈和市面的互动，已经几乎没有。社长说，由你转寄，帮我宽慰几句。我将原稿和社长所赠的一册精装版《叔本华哲言录》寄给了义烈。
约二十天后，一个快递纸箱出现在我面前，是义烈寄的，里面是二十本自费印刷的简易读本，书名是《感思录》。他把那个退稿印成了小册子，让我在同学中传发，真够执拗的。
义烈终身未娶，当年，我曾对他说，你或许没有恋爱的能力吧。他脸红了，并没有反对。
毕业后，两地相隔，来往有限。几年前，义烈在家中突发心梗离世，被学生发现，已是七日之后。查了一下，在那几日内，我是给他打过两次电话的，他应该就在铃声边上。
那只破旧的木座温度计，当时仍挂在他修葺一新的教授公寓里，我们寝室五人的名字，静静排列在义烈告别人世的地方。（邬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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