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隶书、楷书,汉字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化史。隋唐之后,楷书成为汉字正宗,并影响到周边,形成一个覆盖东亚的“汉字文化圈”。

放眼整个“汉字文化圈”,在近代,汉字的地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1949年后,汉字又经历了不止一轮的简化。从中,我们能隐约感受到时局的复杂。

在今天的推送中,作者梳理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并指出到现在,汉字进一步简化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

撰文 | 郭晔旻

01

汉字演变史

从甲骨文到楷书

回到一百多年前。1898和1899年之交,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甲骨文的发现。王懿荣从药铺买来的“龙骨(龟甲兽骨)”上发现了古文字。

起初,人们并不相信他,认为这只是古董商人为了谋取利益而编造出来的。但金石学者罗振玉坚信甲骨文存在的真实性。也正是他,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的小屯村,研究并发现甲骨文里有十多处记载了商王的名字,指出甲骨文的出土地就是商朝都城。

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过程规律(从甲骨文到楷书)(1)

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过程规律(从甲骨文到楷书)(2)

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国博供图)。图片来自《新京报》2019年10月对国家博物馆“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报道。

从历史研究的意义上说,甲骨文的记载,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朝确实存在。这些来自三千年前古文字的证据,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而从文字的角度考虑,世纪之交甲骨文的横空出世,意味着汉字找到了迄今最早的源头。可以说,从三千年前的甲骨文至今,汉字的演化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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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绝大部分是用刀刻出来的,少数使用毛笔与朱砂书写而成。它虽然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毕竟去古未远,还保留了早期文字“象形”的特征。

到了商末周初,大约时人又嫌龟甲兽骨的质地低劣,便使用青铜浇注起“金文”来。金文的质地固然好了,但青铜终归是昂贵的金属,不宜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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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中的“马”

于是,到了战国时期,一种线条圆浑,笔道匀称,适合于在简帛上书写的字体——“篆书”应运而生。不过,由于篆书的字体由圆浑的线条连接,影响了书写的速度。因此秦末在民间便流行起相对书写简洁的“隶书”。隶书字型变圆为方,线条变弧为直,实现了彻底的笔画化。“隶变”因此成为古今汉字的一个分水岭。但“隶书”因为讲究蚕头燕尾,点画波折,书写的速度仍然受限。于是在魏晋时期开始流行一种去蚕头燕尾,变波折为平直的字体“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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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头燕尾,隶书常见笔法。起笔凝重,结笔轻疾。

发展到“楷书”时,汉字的演化似乎已经到了终极阶段。它一直沿用至今,一千多年来其形体也没有多少改变。当然,随着汉字的发展,古文字的构成规则,也就是《说文解字》所列举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已有所变化。大部分象形字已不再象形,“指事字”也已失去了原来指事的意思。比如“表”字原本是一个象形字,古字形像人身上披着动物的皮毛做成的上衣,后来才引申为“表面”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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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字,一种抽象的造字法。当没有、或不方便用具体形象画出来时,就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

在甲骨卜辞里有相当多的假借字,先秦的古书里假借字也很多。譬如,“戚”字的本义是“斧子”,借为“悲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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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个假借字。“自”本来是“鼻”的象形字,后来因为“鼻”的发音与“自”一致,故假借为“自”。假借字,即假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表所想表达的字。

但是,到了后来假借字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形声字克服了汉字需要“假借”的弊病,既能表音,又能表意,所以后起汉字大都是形声字,“假借”的方法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原来的象形字和会意字很多也加上声旁或形旁而成为形声字了。就像“斃(毙)”字,从死,敝声,本义指的是人死后倒下去。另外,“標(标)”其实也是一个形声字,它从木,票声,本义指的是树梢,也指挂在木杆上来做标识的旗帜。

02

近代以来的汉字文化

隋唐之后,楷书成为汉字正宗,还影响到周边,形成一个覆盖东亚的“汉字文化圈”。看起来,一切都很和谐。

直到“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到来。

鸦片战争(甚至更早一些)之后,摆在近百年中华民族面前的根本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有识之士纷纷探求救国之路,其中一些人认为中国欲富强,首先就要开启“民智”,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当时中国的文盲率过高。

在中国历史上,璀璨至极的汉字文学与低下的民众识字率并行不悖,是一个突出的现象。直到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还有80%是文盲,其中农村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许多人将其径直归咎于汉字的繁难,所谓“兹汉字之难也,中外古今未有,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难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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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1997年)剧照

既然如此,顺理成章的结论便呼之欲出。清末民国的名人吴稚晖就说:

“汉字之奇状诡态,千变万殊,辨认之困难……此乃关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辈亦认为迟早必废也。”

后来,知识分子对汉字的批判声浪更加高涨。著名音韵学家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提出“汉字……断不适用于20世纪。” 瞿秋白在《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研究》一文中也说,中国的语言要充分发展下去,要成为现代的,能够适应广大群众的新的文化生活,就必须完完全全废除汉字。”至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中则将文字问题说得更加严重:

“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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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作者: 王东杰 版本: 谭徐锋工作室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将汉字拉丁化才是出路。1922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的封面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鼓吹拉丁化的趋势:一群挥刀持枪,乘胜追击的革命军(注音字母),刀上枪上都沾满了鲜血,将青面獠牙,吓得仓惶逃命的牛鬼蛇神(汉字)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后期,用罗马(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尝试就已经出现。西方传教士在东南沿海传教时,为了在(汉字)文盲的百姓中布道,基于各地的方言口语创造了好几种罗马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 “白话字(Pe̍h-ōe-j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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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字,一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用来书写闽南语。上图为白话字用例:台南东门巴克礼纪念教会。

在福建、台湾一带,这种闽南话罗马字一直流传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便是当代的“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也与其有着渊源关系。通过这些小范围罗马字的试验,当时文字研究者们的普遍认识是,西方拼音文字,只要学二十几个字母和拼写、读音的法则,就可按话写字,堪称“扫盲”利器。

鉴于汉语是一种单音节语言,同音字众多的问题是罗马字无法回避的矛盾。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经做过一段带有戏谑性质的“施氏食狮史”。许多人将其视为“拼音不能区别同音字”的绝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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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氏食狮史》,全文读音均为shi。

但实际上赵元任的本意恰恰与之相反。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说明,文言是不能担负口语交际职能的、有重大缺陷的语言。相反,凡是“听得懂”的语言,写成拼音文字,也能“看得懂”。这正与瞿秋白的看法不谋而合,在后者看来,“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一一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文言“作用根本就不在于声音,而只在于形体,所以也就用不着什么拼音制度”。

03

时代变局与汉字简化

实际上,回首过往,假若放大视野的话,不难发现,近代汉字的地位,在整个“汉字文化圈”,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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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来袭”: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出现在扼守江户湾要冲的浦贺近海,用武力威胁日本“打开国门”。

追根溯源的话,从一开始,东亚各国在汉字运用中就遇到一个问题:“国之语音,异乎中国”,汉字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达民族语言。朝、日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分别发展出了将汉字用作记音符号的“吏读”(朝鲜文创制前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朝鲜语的一种特殊的文字形式)与“万叶假名”,并最终形成了本民族的拼音文字:“训民正音”与平假名/片假名。只不过,日本逐渐形成了汉字假名混用文体,而朝鲜的“训民正音”长期不登大雅之堂。

至于越南则另辟一途,这就是“字喃”,意即“南国之字”。其实,“字喃”就是用汉字“六书”法再造字,繁难程度较汉字更甚,而且各人书写随意,始终未能实现标准化。有一个极端事例,有人想写“砂锅”,于是取砂锅质地的“土”字,与表(越南语)“砂锅”之音的“也”字合在一起,自以为完美无缺,结果无人能懂,因为他造出的“字喃”其实是个“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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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喃,又称“喃字”。

但是后来,这些国家的“汉字”与在中国本土一样跌下神坛,沦为改造对象。有些讽刺的是,原本汉字地位越高,反而去汉字化愈加彻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短时间内,拉丁字母“国语字”就成了越南的官方正式文字,汉字(包括字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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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国语字”

语言学家黎锦熙就提出,改良文字须得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汉字简化”,这是汉字本身结构的改良。接下来,“汉字注音”,也就是所谓“半走拼音路线”,接下来的第三步,终究要“全走拼音路线”。

显而易见,不论最终目标是不是汉字拼音化,减省汉字笔画的“汉字简化”已成当务之急。汉字简化其实不是彼时的首创。早在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就编写了《国语常用字汇》。其中指出:

“宋元以来有一种通俗的简体字……故本书……用小字附注于普通体之下,以示提倡。”

到了1935年1月,国民政府更是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收324个简体字,惜乎此举不久即告无疾而终。到了1955年10月,《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后,由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汉字简化方案》最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正式在全国推行。

这次文字改革的确大力推进了扫盲进程。上世纪50年代就有“简化字扫盲一亿人”的说法。至1964年,13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另一方面,新鲜出炉的“简化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历代的俗体字(如“碍”之于“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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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表(1984年版)

它当然有不尽完美之处,比如“報”字,古文字形像是一人手持刑具让人跪下认罪。其本意指的是认罪,后来又有告诉、报答等意。简化之后的“报”字已看不出与原字的任何联系,甚至破坏了原有汉字的理据性。

这一痼疾,在上世纪70-80年代一度推行的“二简字”中更被进一步地放大。比如,“豇”被简化为“江”。问题在于,“豇”指的是豇豆,“江”古义是长江,今义指大河。若用后者代替前者意义根本不通。至于“旦”的本义是“早晨”,却被“二简字”用作“蛋”字的简化,二者的意义同样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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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方案中的简化字俗称二简字,于1986年被废除。

“二简字”失败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有一个因素或许不容忽视。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随着电脑汉字处理技术的进步,长久以来认为汉字很难适用于印刷、通信,因此“不废除汉字,而代之汉语拼音文字,中国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的观点不攻自破。汉字简化、乃至拼音化的前提顷刻不复存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汉字,发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一背景下,令汉字表意性荡然无存的“二简字”自然难以复制50年代的成功。至于拼音输入法速度普遍可以达到60-80字/分钟的当下,更是可以断言,汉字进一步简化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了。


本文为独家内容。作者:郭晔旻;编辑:榕小崧;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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