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中国人因循守旧，其实不然；中国人是最与时俱进，喜欢改革的，比如改地名。
比如驻马店原来叫汝南，石家庄原来的名字叫常山，黄山的原名叫徽州，枣庄原来叫兰陵，苏州的旧名叫姑苏，合肥则是庐州改来的，九原被改成包头，幽州变成保定。
网友据此调侃：三国赵子龙出阵的时候应该说：我乃石家庄赵子龙是也；而兰陵王高长恭应该叫枣庄王高长恭吧。
西汉末年的政治家王莽，则是改地名的祖师爷。他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对地名也来了个乾坤大换位。
首先他可能是觉得凉州太凉了，于是改为"雍州"。
南阳、荥阳等六个郡进行“排队”：南阳叫前队，河内叫后队，颍川叫左队，弘农叫右队，合称"豫州六队，不知道还以为要在中原大地做广播操呢。
河西走廊设有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王莽大笔一挥把武威改叫张掖。
这时候臣子说，陛下已经有了一个张掖了。王莽一听可不是嘛，咋搞乌龙了。
可是王莽是皇帝，金口玉言，不能改过来了，于是王莽一不做二不休，张掖也改名了，就叫设屏——设立屏藩，抵御外敌，好的不要不要的嘛。
齐郡（今山东淄博、青州一带）也改名了，叫济南。
旁边济南郡的一听就傻眼了，它夺了我的名字，陛下我咋办？
王莽乐了，嘿嘿一笑说，你甭生气，快乐一点，你就叫乐安吧！
王莽看到"无锡"，朕掌权了，什么都有，就叫"有锡"。
看到"符离"，王莽也不开心了，这个离字多不吉利，还是"合"吧；于是"符离"摇身一变，成为"符合"。
以此类推，谷远县改成了谷近；于离县改成了于合；东昏县改成了东明。
多有创意。
现代也掀起过改名潮，比较有名的当为陕西的繁体字地名大改名行动，主要功臣为大文豪郭沫若郭老。
1964年5月3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在文章中郭老向读者介绍了日本进行汉字改革取得的成就。
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学生，可是现在学生在汉字改革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作为老师中国更应该迎头赶上。
可是改革文字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能先从改地名做起：
"好些生僻字眼的地名，请把它们改换成同音的常用字。拟声词和外国的人、地名可以用拼音写等等。"
文章发表后，被当时在杭州疗养的乔木同志看到，引起共鸣，就给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写信，提出西北地区有不少难认难读的生僻地名字，太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了。
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和电话，也没有电子邮件，人们的交流都是用书信，写地址的时候太难写。
随后这封信被刘澜涛转给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张看后没有异议，立刻布置省民政厅去完成此事。
民政厅的同志雷厉风行，改地名方案很快就出台了。
1964年9月10日，陕西省人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出《关于更改盩厔等13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一锤定音，将陕西的生僻字地名进行大改动。此时距离郭沫若写下那篇文章，过了只有4个多月。
其中盩厔县改为周至县（《元和郡县志》说"山曲曰盩，水曲曰厔"）。
郿县改为眉县、郃阳县改为合阳县、鄠县改为户县。
雒南县改为洛南县，邠县改为彬县。
鄜县改为富县，葭县改为佳县，沔县改为勉县。
栒邑县改为旬邑县，洵阳县改为旬阳县，汧阳县改为千阳县。
陕西有个醴泉县，也被改名为礼泉。
醴，汉语词语，意为甜酒、甜美的泉水；取名为醴泉县，皆因县北有泉水甘美如醴，改为礼泉，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而改为礼泉后，在后来遇到麻烦，被认为迎合了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受到批判，差点又改回去。
可见改地名是个技术活，改好了化腐朽为神奇，弄不好就成了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了。
比如湖北襄阳和樊城都很有名，但是改成襄樊之后，就没有原来那么驰名，于是就在2010年恢复了"襄阳"这个名字。
新疆的迪化是乾隆皇帝给起的名字，意思是要对那里的人进行启迪教化，有歧视少数民族的意思。后来改为乌鲁木齐，意思为美丽的牧场，显然就好听多了。但是也有改的比较失败的地名，比如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个千年古都，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秦朝、汉朝、唐朝，这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朝代都定都这里，长安有长治久安的意思，名字非常大气恢弘。
可是改成西安似乎一下子降格很多，似乎有让这个古老的城市贬值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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