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
孔子提倡中庸之道，矫枉过正或者过犹不及都是孔子所反对的。但是，真正做到中庸也就是所谓的不偏不倚却是很难的。俗话所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就难在不容易做到不偏不倚。近代政治上左中右派别的分类法，其实说到底只有左右两派，中派要么会滑入左派，要么会滑入右派。连孔子自己都感叹道：“极高明而道中庸。”
历代儒门弟子，表面上无不以对孔子亦步亦趋为能事，但是实际上却总是会对孔子的学说持保留意见，甚至扬弃。
孟子偏离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王道”，这“王道”就是要把孔子的“君仁民礼”的“和谐”天下，改为“一超众不强”的偏重型天下。即便如此，儒门后人对中庸之道有微词的倒不是很多。由于孟子影响较大，孟子对孔子学说的“矫枉过正”获得了社会认同。孟子的学说成为那个时代的“真理”。
后来的荀子以“法治”思想来对儒学“矫枉过正”，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来对儒学“矫枉过正”都获得了成功。北宋时期的王安石砸碎了许多儒学传统，其“矫枉过正”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社会认可。荀子和董仲舒获得了完全意义上的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是自己时代无人可以比肩的文化巨人；王安石获得了部分成功，也是因为他是自己时代几个文化巨人中的一个，王安石受到的掣肘很多。
但是，距离王安石不远的南宋时期的一位哲学家林栗就不这么幸运了，林栗对儒学的“矫枉过正”因受到比他成名早得多、地位高得多、影响大得多的朱熹的打击，而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我们这里只以他们的易学研究为例。
在对待易学上，朱熹以“中庸的”态度综合象数和义理两大对立的哲学派别，以此为基础以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林栗则偏执的坚持义理，顽固抵制象数，林栗直接宣称“矫枉”必须“过正”。比如他在自己的著作《周易经传集解》中解释《序卦》时说：“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接着林栗从社会实践层面对此作了大段论述，其中有这样的话：“……治教、政刑，每有偏而不起之处，世之君子苟欲起而救之，必待小有所过，然后能反俗之弊，而归之中庸，……”世上最多的是“和事佬”、“骑墙派”，朱熹“坚守”中庸，获得了最大多数人的认可，形成了庞大的哲学派别。而坚持“矫枉过正”的林栗当时就被哲学界称为特立独行的儒士，他的学说自然也就成为书斋里的摆设了。
其实，人是有惰性的。走路偏离了方向，如果没有现成的危险摆在那里，他是不愿意回到正道上的；即便有人把他拉到正道上，走着走着他还会偏，甚至偏向另外一个方向；而让他尽可能长久保持正确方向的做法就是“矫枉过正”。朱熹的学说虽然在南宋中后期那几十年还能促进社会进步，但是之后几百年，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朱熹的学说遂演化成禁锢国人思想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所谓四条毒蛇。如果当年朱熹能接受林栗的一些“矫枉过正”的熏染，其学说对明清社会的毒害或许不会那么大。
（责任编辑：董尧、丰渔）
【作者简介】董元奔，字固辕，号时雨斋人，1971年生，江苏人，学业涉文学、哲学、历史等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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