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的启示》 金冲及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上期本报《红色阅读季》专栏介绍了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像他这样的党史大家，不仅写“大文章”，其实也研究“小题目”，以小见大。《星火的启示》汇集了金冲及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几篇文章，本期《红色阅读季》，就介绍其中一篇《以全局视角看黄麻起义》。
金冲及认为，黄麻起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可是不但在极其困难的全局条件下起义成功了，还培育了大批开国将领，逐步创造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看好”的都失败了
黄麻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7年秋收起义的组成部分。当时湖北秋收暴动的最初部署是全省性的总暴动，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这是根本无法实行的。所以从省委的实际工作来说，重点一是在鄂北，一是在鄂南。至于黄麻地区的工作，最初并没有提到湖北省委的工作日程上来。罗亦农在1927年8月23日就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他在向中央报告工作时甚至说：“鄂东现在无办法。”即使鄂东区的暴动区域中也没有提到黄安和麻城。
为什么湖北省委首先选择以襄樊为中心的鄂北地区？重要原因是当时看重现成的正规军力量。共产党员张兆丰是老同盟会员，陕西陆军讲武堂毕业，先后在陕西靖国军、冯玉祥的国民军方振武部任职，1926年任国民军第五军第三师师长，驻防鄂北的襄阳、樊城。
中央希望张兆丰能率部起义。但是张兆丰由于历史关系没有能实际控制这个师，“张同志部下干部——排、连长，十分八、九皆方之心腹爪牙，而寄名党籍之旅团长，复不可恃，因此，部队无法扯动，张同志只得下野。”
至于鄂北农民运动，原先报告“随、枣、襄三县可靠之农民有数万”。可是派去起义的负责人回来报告：“这个数目，当我在鄂北时，确实找不出来，哪里看见过数万可靠的农民？”
金冲及认为，“当时的领导人政治上实在很幼稚，尽管满腔革命热情，却只沉浸在一厢情愿的推想中，并没有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结果，幻想中轰轰烈烈的鄂北大暴动，无论是整师起义还是大规模群众抗争都无声无息地化为泡影”。
鄂南暴动被看作湖北秋收暴动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可以影响武汉到长沙的铁路线。可是在这样一条重要线路搞起义，力量明显不足。比如蒲圻方面，省委只给了驳壳枪一支、子弹六百，又没有炸弹和炸药。省委在给鄂南特委的信中说明：并非有枪不给，第一是没有枪，第二是因为运输困难。
比起装备不足，更危险的是组织混乱。
暴动日期原定是9月10日，但特委得知有火车在8日运现洋数万到湖南作军饷，临时决定劫车，由八九人穿军服以查车为名登车，开枪要求缴械，伏在铁路两旁的两三百个农民上车缴得快枪16支、子弹5箱、纸币34000元、现洋86枚，但铁路、电线都没有毁断，并且暴露了起义的消息。不仅如此，在混乱中还误杀了车上一位自己人。
起义开始后，主力移至新店，要同当地“人民自卫军”会合，先攻嘉鱼，再打咸宁、蒲圻。但这支“人民自卫军”是由土匪改编的，这时已被敌方收买，出其不意地将毫无防备的起义军全部缴械，特委也被打散。鄂南暴动失去指导机关，群龙无首，一般干部和群众不知所措。国民党大部队开到，鄂南起义遂告失败。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中的两尊雕塑。上图塑：武装农民身背大刀，高举铜锣；下图塑：红军战士高擎钢枪，奋勇向前。
黄麻起义有点“特殊”
当湖北秋收暴动在多处相继失败的严峻局势下，黄麻地区却异军突起，打开一个新局面，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
黄麻起义发生在1927年11月13日。当时，原来控制武汉的军阀唐生智宣告下野，唐部完全自武汉撤回湖南；桂系部队开始进驻湖北。方方面面无暇他顾。
此时黄麻地区还有魏益三部第三十军的一部分，属于冯玉祥手下一支游荡不安的杂牌军，同鄂东北地区的土豪劣绅没有多少渊源，甚至还把当地地主武装缴了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并不想在这里扎下根来，也不愿同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拼死作战，只想捞一把就走。可以说，黄麻地区是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在湖北统治中的薄弱环节，这是黄麻起义取得成功的有利条件。
当时，黄安有农协会员56000人，麻城有农协会员124000人。金冲及认为，黄麻地区的群众有两大特点，一是民众的文化水平比较高，“过去黄安有学田，就是讨饭人家的子弟也要让其读完小学，所以教育比较普及，中学生、高中生很多。……知识分子多，接受革命真理快，革命发展也就比较普遍”。麻城也有重视文化的传统。
二是由于边界的复杂环境和民间习武的传统，农民有组织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次数比较多，黄安、麻城的农民自卫军在黄麻起义前已经建立起有相当数量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他们同红枪会等反动武装进行过多次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1927年8月底，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汉口向黄安代理县委书记郑位三等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黄安县委随即在七里坪召开活动分子会传达，准备组织农民暴动。10月，成立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
起义开始后，顺利打下黄安。这时，魏益三派来一个团，起义军将缴获的枪支、弹药、财物等运回后方，主动退出县城。魏益三那个团进入县城时，原来的旧县政府已不存在，无人接待，士兵四处抢米抢柴，又害怕起义军反攻，在城内只停留了一天，搜刮大笔洋钱后，就退出县城，以后没有再来。这样，起义军重新返回并控制黄安县城。
黄麻起义在共产党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这次起义的胜利证明：党的‘八七会议’所确定的武装革命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从“黄麻”这只麻雀看“全局”
黄麻起义成功20多天后，敌人缓过神来，开始大举反扑。
金冲及写道：黄麻地区的革命者可供选择的有几条路：一是不顾敌我力量悬殊，死拼到底，结果只能把剩下来的那点革命力量全部拼光，广东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就是教训；二是被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吓倒，放弃斗争，销声匿迹，无形解体，这样的事例也不少；三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重新集结力量，选择敌人薄弱环节，依靠并发动群众，开创新的局面，这需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审时度势的智慧，也就是湖南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会议上确定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并且能最后取得胜利的道路。“黄麻起义的革命者们选择的，正是上述第三条正确而艰难的道路：上山打游击，创建根据地。”
起义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去木兰山时，“清点一下，共72人，42支长枪，9支驳壳枪，2支手枪”。人数虽少，却在木兰山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的旗号，以扩大政治影响。
以木兰山为中心的三个月游击战争，没有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但是让第七军意识到：“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可靠依托。如果不这样，当强敌来临的时候，势必一日数迁，东奔西走，风餐露宿，疲惫不堪，使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金冲及高度评价这一点，称“这是认识上又一个重大飞跃：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仅要上山打游击，而且要努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28年，在鄂豫两省的边界处、与黄麻地区直接相连的柴山保，部队站稳了脚跟，“在此纵百里、横一百三十里地区内，乡村中的反动统治全部崩溃。作为革命基层政权的农民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经正式选举产生了工农民主政府……已开始分配土地”。
金冲及评价：“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或者说是新的起点。起义武装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鄂豫两省黄、麻、光(山)三县边界，建立起鄂豫边区最初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黄麻武装起义，到以木兰山为中心地区的上山打游击，再到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武装割据，创建比较稳定的革命根据地，虽然历经艰苦曲折，但每次都跨出十分重要的一步，从而为建立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似乎难以想象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文章最后，金冲及引用了徐向前的回忆录：“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看土马克思主义。”
金冲及写道：“这些朴素的语言，说清了问题的根本，是徐向前经过长期亲身观察后写下来的，是对黄麻起义前后这段历史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贺方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