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点开20分钟的屏幕，都像是开启了一片焦虑现实外的净土，我们可以体验失重飞行，探寻复古火车上的餐厅，聊遥远而美好的宇宙、星空，而终于不用再真切感受人生的无力沉重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北京时间5月17日早上8点，《The Big Bang Theory》（生活大爆炸）将连播长达1小时的最后两集特别篇，至此，这部陪伴了观众十二年的情景喜剧也将在欢笑与不舍中画上句点。
作为美国电视史上制作时间最长的多镜头情景喜剧（3月27日，《生活大爆炸》进行了第276集的拍摄，打破了美剧《Cheers》（干杯酒吧）275集的纪录），它的特殊不仅仅在于跨度之久，更难得的，是在电视剧纷纷转向精致化、电影化的同时，这部特效粗糙、拍摄方式陈旧的作品仍能不断地脱颖而出。
在过去的11季里，它获得了艾美奖的52次提名和10个奖项，2016年刷新收视率纪录，近2000万观众同时收看。拍摄地帕萨迪纳市因剧爆红，甚至有一条以“生活大爆炸”命名的道路。
邀请观众在摄影棚内观看，并如实收录他们的笑声，这样的制作方式更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老土但带有温度。2017年，ABC（美国广播公司）一部情景喜剧都没有投，《生活大爆炸》也是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仅存的多镜头情景喜剧，如今它的结束或许也意味着这一时代的谢幕。
摄影棚打包清空
与情景喜剧的爆笑对应的，是其荧幕后创作过程的艰辛，编剧马不停蹄，每周需要像写专栏一样交出新的一集。本剧的编剧之一Chuck Lorre将这种感觉形容为“带着恐惧与绝望、被火车追赶着穿过隧道”，像是一场不知终点在何方的奔跑，随时需要切换道路：“我们不是在写《迷失》（悬疑剧），故事的走向，我们也不晓得。”
每周三早晨，演员们和导演、编剧、制作人一起读剧本，由编剧记录哪些笑点好，哪些不好，之后着手修改，周四和周五加紧排练，找感觉，在制作人和电视台摄影棚人员面前演一遍，这时剧本也改好了，平均改动30-40%，有些甚至100%，周末背好新改的台词，周一在摄像机前排练好几小时，周二在观众面前现场录制。谢场后，马上递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明天的新剧本。
观众的现场反应决定了台词的最终版本，比如Leonard有句台词原本是“我是宅男之王，谁惹恼我了，我就用垃圾邮件塞爆他的邮箱”，见笑声不够热烈，便改成了“我就不帮他装打印机”；而有时把Sheldon写得太mean（刻薄），观众根本不会笑，只会心碎地说“哦”。
比尔·盖茨与生活大爆炸主创合影
Chuck Lorre的编剧经验丰富，创作过《好汉两个半》《极品老妈》《柯明斯基理论》等经典美剧，开始写《生活大爆炸》，是由于他的搭档Bill Prady（本剧另一名编剧）跟他说起自己80年代在纽约当程序设计员的故事，说到当年的朋友和同事，全是专业领域的天才，但在其他领域却成了蠢材。
这启发了《生活大爆炸》的核心笑点——几位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试验物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如何对社交与生活一窍不通。他们会在接过一杯龙舌兰日出鸡尾酒时评价，“这杯酒很好地证明了不同比重的液体是如何与一个圆柱形容器相互作用的”；也会在送礼物时诚恳地说“看，我把它保存在1%的聚乙烯醇缩醛树脂里了”。
剧中需要用到很多科学用语，从一开始，就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David Saltzberg来作科学顾问，Sheldon和Leonard公寓里白板上那些潦草又复杂的方程式都是真的，是David为搭配剧中的笑话而写上去的。第三季开始，还迎来了Mayim Bialik（Amy的扮演者）的加入，她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科学家，还帮助剧组选好了自己实验室场景里需要用的器材。《美国数学月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题目是《谢尔顿猜想的证明》，在剧中，Sheldon对73这个素数情有独钟，认为它是最美的数字组合，如今也得到了科学期刊的认可。
Amy作为Sheldon的预备女友出场时，纯粹像个bazinga，粉丝们怨声载道：Sheldon要谈恋爱？怎么可能！编剧对此的解释是，不想让剧中角色错失以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机会，所以建立了一段适合他们的、美好而古怪的恋爱关系。随着他们认真签订《恋爱协议》，一起拿朋友和猩猩做试验，一起在客厅搭帐篷玩游戏，一起录无人问津的旗帜节目，一起申请做第一批火星移民……这段关系越来越有说服力，甚至让人感到很甜蜜。有一集里Sheldon送给Amy的生日礼物是一张他大脑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图，“我的眶额皮层被激活了，因为我当时在想着你。”
即使听不懂晦涩的专有名词，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份高知识含量的浪漫。就像尽管我们不理解弦理论、量子力学、宇宙暗物质和光谱湮灭，却不妨碍在看到Sheldon穿着黑白竖条的连体裤cosplay多普勒效应时哈哈大笑。
霍金在《生活大爆炸》中客串
Howard曾说他们几个主演也不懂科学，也不迷星际迷航和漫威的周边，但他们跟很多不迷这些的粉丝一样爱看这个剧。演对手戏时Kunal Nayyar（Raj的扮演者）最容易笑场，有时Raj笑得太夸张，以至于Leonard不得不凑过去，小声跟他说，“sometimes babies die”，提醒他想想那些夭折的婴儿，他才笑不出来。这也正是编剧想要的“笑果”，他们的创作原意不是要取笑宅男，而是帮他们发声，让人们理解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甚至让他们身边的普通人在不知道蝙蝠侠的扮演者是谁或分不清星际迷航和星球大战时沦为笑柄。
不论智商高低，每个人在生活的某些时刻都会像个外来者，也想要像Sheldon试图分辨别人言语中是不是“sarcasm（嘲讽）”一样清楚社会的潜规则，弄懂人生。另外一些观众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如Amy所说，“讲一群聪明人中的怪胎，跟其他剧集不同，不是外表出众的人换着对象乱搞。”
十二年来，他们没有经历婚后疲倦，债务危机，车祸失忆……这群收入无忧的高校博士，平日只需为寻宝游戏拼得你死我活，为动漫展的门票奔波，绞尽脑汁的不是如何处理好婆媳关系，而是不同材质的绿巨人将会如何影响漫威的剧情。每一次点开20分钟的屏幕，都像是开启了一片焦虑现实外的净土，我们可以体验失重飞行，探寻复古火车上的餐厅，聊遥远而美好的宇宙、星空，终于不用再真切感受人生的无力沉重。
也许正是因为剧情的轻松好玩，剧中的演员们合作愉快，没有像有些美剧一样因演员不和不欢而散（《欲望都市》多年来一直有内架的传闻，《绝望的主妇》为此写死了好几个角色）。三位主演Jim Parsons（Sheldon）、Johnny Galecki（Leonard）和Kaley Cuoco（Penny）在近日接受最新一期《娱乐周刊》采访时，不约而同谈到彼此已像亲人一样，并且所有人对《生活大爆炸》的结局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把电梯修好！
负责布景的艺术指导John Shaffner曾一手打造《老友记》，他最喜欢《生活大爆炸》里两个公寓之间的过道，相隔的距离恰好把电梯放在中间，但由于制片人希望有能走路和说话的楼梯间，“我们不需要电梯，因为有电梯，还走楼梯干嘛”，只好让电梯从头到尾处于维修状态。楼梯往下挖了6英尺（约1.8米），走到尽头，转个弯，能看到土堆和一面粘满演员们在此候场时吐出的口香糖的墙。
2012年，《生活大爆炸》拍到第五季共计一百集时，英国演员Rick Edwards走进片场，对各主创与幕后人员进行了采访，其中有一题是问主演们对各自角色的剧情期待。
Howard希望早日逃离他妈妈的五指山；Bernidett不知道她和男友Howard会不会结婚，后来他们不仅在剧中率先结婚，还生了两个小孩；penny希望有一份新工作，她不想再待在芝士蛋糕工厂，因为已经穿腻了那套服务员制服，“或许去寿司店上班也不错”，后来编剧给了她一份比这好得多的工作；Raj甚至还不确定他最终敢不敢当面开口跟女孩讲话；至于Sheldon，“我还能对他做什么要求呢？难不成得一座诺贝尔奖吗？那到时候他还有什么追求呢，和Amy弄个试管婴儿吗？我不想每周在片场和小孩一起工作，所以还是算了吧。”
在最终季里，Sheldon当年的玩笑猜测真的如愿以偿，有机会和Amy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看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季终，也就显得情有可原。对此，Sheldon的理解是，“既复杂又简单，就是感觉时候到了，虽然还可以继续拍，但我们真的已经把骨头吃得一点肉都不剩了。”
没有酷炫手段，甚至人物造型都没有过多变换，《生活大爆炸》之所以十几年来获得喜爱，靠的也许就是这股“啃劲”，在情节上花功夫，不断打磨人物，直到让他们鲜活、熟悉得如同身边相识多年的好友。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哪怕不再见面，我们还是会记得Leonard的皱眉，爱穿假领子、紧身裤、花哨自恋的Howard，感情不顺、对宠物和朋友都肝胆相照的Raj，以及无人能敌、拥有完美强迫症的Sheldon——鸡蛋要特大号，苹果要特别脆，薯条里发现一根弯的就以为有人下毒，测量可疑痣的直径，专座不可侵犯，热爱指定规则，把生活的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周一早上要喝燕麦粥，周六晚上洗衣服……
5月1日，《生活大爆炸》最后一集正式杀青，剧组成员现身中国剧院留下手足印
还是会在听到《星球大战》、动漫展等字眼时想起这群可爱的宅男；会在看到片头曲快速滚过金字塔、壁画、火山爆发、生物进化时感慨人生海海——人类历程、星际变幻不过几十秒间，鸡毛蒜皮实在不值一提——并跟着欢快节拍，仿佛即将要和主角们一起决定是要玩3D象棋还是龙与地下城的游戏，外卖是点中餐还是泰国菜，怀着这样的心情，在最后一句“Tha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后跟着喝一声“Bang！”
孙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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