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遗书中有若干草书写卷，草书的整体风貌点画上接近于今草，少牵丝连带；结体外形似有章草体式，结字简约圆秀，字字独立，大小均匀，排列整齐，用笔纯熟自然，但又几乎不见波磔挑法，严格讲是处于章草向今草过渡并临近成熟的阶段。
章草意味的经卷，不见波磔挑法。
敦煌卷从最早的前秦甘露元年（359），直到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前后时跨七百年，这段漫长的历史正是中国书法从隶书向楷书、从章草向今草的过度并走向成熟的时期。新旧交融，新胜旧汰，书法风格层出不穷，形式面貌千变万化。
《因明入正理论议疏要卷》
弥足珍贵的敦煌草书墨迹《因明入正理论议疏要卷》。“是现存敦煌写本章草书作品中最有代表性者。” 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汉代是草书发展时期，像张芝、索靖草书书家都是敦煌人，可以说敦煌草书的故乡，但令今人惊诧的是，从遗书中并没有看到像《冠军帖》那样的连绵激荡的草书踪影，也没有看到索靖《月仪帖》那样的“标准章草”的模样。
《冠军帖》局部
再，唐代是书法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敦煌遗书完全穿越了大唐帝国的历史，同样没有看到张旭、怀素那般浪漫不羁的狂草踪影，只是看到了接近于孙过庭《书谱》的书法气象，却比不上《书谱》用笔的“爽利”“取势”和“情性”的表达，还有怀素小草《千字文》的影子，
《因明入正理论》写卷彩色
《因明入正理论》写卷放大
比如写卷《因明入正理论》，更多的是今草框架下的各种各样的草书风貌，所以说敦煌草书不章也不狂。今天我们猜想，敦煌草书出现的年代集中在隋唐时期，作用在于快速抄写佛教经典之外的注疏、宣演之类的“长篇大论”，行书的情形也是如此，一切都缘于“实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非常容易理解“匆匆不及，草书”并非“匆匆，不及草书”缘由吧。
还有，从经生们娴熟的笔法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久书成艺”！书写习惯一点形成是很难改变的。
弘一法师写经卷
尽显性情的草书书写速度会快，但又不合佛家抄经的虔诚。这一点寺院里的文书是否用行书或草书书写，高僧们的看法不尽相同。印祖曾经这样教导弘一：“古往今来，不少人用行书草体写经，我对此绝不赞成。想要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将抄经视为儿戏，由着性子来？”并说：“抄写经文是将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的行为，比古代进土上金殿考状元还要严格恭敬，来不得半点怠慢疏忽。能这样做的人，必定在选佛场中，得中状元。”印祖的观点代表了一派。
草书《大乘起信论略述卷》
草书 敦煌写经《法句经疏》
而持相反意见者认为，佛经部分经楷书完成以示虔敬，疏略之类动辄数万言，用楷书完成，不知要写到猴年马月，何不可以变通处理呢！从敦煌遗书来看，变通的情形实在不少，但基本没有超越小草的范畴。我们还可从大唐气象角度来理解。唐代书法的社会风气十分浓郁，名家众多且影响甚深，连清静的寺院佛堂都被渍染，所以像草书、行书等体现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书体也成为抄写经籍的书体形式，并且形成有势力的书法集群，包括寺院里的僧徒。看来“颠张醉素”们过于狂放的表现，与寺院的清凉格调实在不搭调，写经生若是写出如此格调的狂草，一定是格格不入，写经生的目的是为了赚得生活补贴，不是为了艺术而写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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