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晚清以来，中国形象被严重扭曲。学贯中西、特立独行的辜鸿铭，于1915年出版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此书一出，轰动西方，后被译为多种文字。
今日，谈谈辜鸿铭的辫子。
闭着眼睛想象辜鸿铭，呈现在眼前的是电影《建党伟业》里刘佩琦塑造的那个形象，头戴礼帽，身着长袍马褂，手拿文明棍，身后还站着一个英国管家，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他后脑勺上的那条大辫子。在这个充满新思想的北大校园里，这条代表旧习俗的大辫子无不让人侧目。可辜鸿铭的解释是:“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诸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有形的辫子好剪，心中的辫子就不好说了。”
可这个辫子究竟是个啥？
在满清贵族看来这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所以戊戌变法时，老太后的圣懿就是“汝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在革命党的眼中，那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亡国灭种；是自1644年以来，文明被野蛮征服的耻辱；在辛亥前夜国人心里，这是落后与封闭的表现；在清末洋人眼里，这是愚昧和野蛮的象征。
在当时看来，剪了辫子就是先进的、开明的，留着辫子就是落后的、保守的。但第一剪掉辫子的却并不是这些激进的革命党人，而是一些孩子，这些孩子就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官派留学生。
这一百多个只有十多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开祖先的土地，在轮船舱内，太平洋的风浪掏空了他们从来没有被五谷杂粮填饱过的肠胃；在火车窗外，大平原上奔腾的野牛群激起了他们血液中沉睡多年的野性。当那黄色小脸上一对对黑色的小眼睛惊奇地看着费城的自由钟时，一群金发碧眼的同龄人也围着他们取笑道:“chinese girl! chinese girl!”这让他们感到很难堪，尤其当他们知道“chinese girl”的意思后，就开始厌恶自己头上的辫子了，有些更小的孩子甚至委屈得哭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儿童单纯的自尊心驱使下，他们拿起了剪刀。这样做的后果便是清廷提前结束了他们的学业，将他们草草召回国内。
但是变革的种子已经埋进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美国和南洋的华人青年的辫子不见了，接着是越来越多的旅日学生和革命党紧随其后。到预备立宪时期，咨议院已经有议员开始提案“剪发易服”了，再往后天津的警察，新军士兵也开始铰辫子了。连清廷外派的考察团，辫子也铰了七七八八。但是满清这个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仍百般阻挠，死死抓着这根辫子不肯放手，最后只能在武昌的枪炮声中，躺进了自己已经掘好的坟墓里、而中国人也迎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大革命，这是谁都始料未及的。
可究竟为什么要跟个辫子过不去呢？
1644年，满清趁明朝内乱入驻中原，总共也不过二十多万人的八旗子弟，统治了上亿的明朝遗民。作为统治者，内心是恐惧的，而白山黑水的渔猎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面前也惭愧得抬不起头。
为了让亿万黎民认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在屠刀和剃刀的挥舞下，我们有了这条辫子。两百多年后，在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坚船利炮地打击下，我们又不想要这条辫子。女真人的辫子之前就是“金钱鼠尾”，几乎跟光头差不多，那是渔猎民族为了生活和战斗方便而选择的一种发型，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让辫子变成一种符号的是人，而其根源就是人内心的自卑感。
辜鸿铭出生于南洋，自幼随布朗夫妇来到欧洲，后求学于德意志，获得过十三个博士学位，会说九种语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成就已经首屈一指了。所以在他看来，长袍马褂不过是一种包装方式，脑后的辫子是他非主流的一种喜好，所以辜鸿铭才会说出:“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诸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有形的辫子好剪，心中的辫子就不好说了。”
对辜鸿铭来说，辫子不过是一个发型，它跟短发、长发、卷发一样。留辫子不过是人家的文化偏好，是扮酷、是个性化的体现。而拿着辫子上纲上线，逼着人家留辫子或者剪辫子的，那么辫子就是他们秉持的立场，不管哪种立场，强迫别人接受的都是有问题的。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辜鸿铭能做到“己所之欲也不施于人”，这就高人一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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